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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滢坤: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
2018年09月17日 11:10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金滢坤 字号
关键词:中国童蒙文化;蒙学热;童蒙教育

内容摘要:中国童蒙文化有个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全面梳理其每一时段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内涵,为构建中国童蒙文化学科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首当其冲。

关键词:中国童蒙文化;蒙学热;童蒙教育

作者简介:

  原标题: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

  作者简介:金滢坤,男,甘肃白银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89)。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学热”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蒙学”研究成果快速涌现,但良莠不齐,呈杂乱、无序的发展状态,急需整合学界力量,对“蒙学”与“童蒙文化”概念有个明确界定。“童蒙文化”概念是针对学界和社会流行的“蒙学”“童蒙教育”,而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旨在扩大对中国古代“童蒙”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童蒙文化,强调多学科协同研究,避免“童蒙”研究囿于儿童教育的范畴,并对其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都有明确的思考和认识,解决童蒙文化史研究的困境。“童蒙文化”的概念,不像“科举文化”已经被学者广泛接受,目前还是个新生名词。鉴于两者有很多的类似之处,“童蒙文化”的概念和研究方法①,可以比照和参考学界研究“科举文化”的成功经验②。2014年,笔者与张希清先生、徐勇教授一起商议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下筹划成立一个有关童蒙教育的二级学会,几经讨论,比照“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2015年,笔者在起草学会成立章程的时候,大致拟定了一个童蒙文化的概念,但比较含糊,尚不能概括“童蒙文化”的含义。因此,2016年9月,笔者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申报书中重新提出了“童蒙文化”概念,并请各子项目负责人修正,最终正式的表述为:童蒙文化,是指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主要包括儿童养育、启蒙、教育、生活、健康、心理、文学、艺术、服饰、游戏、交友、礼俗、劳作和选拔等一切与儿童相关的社会活动、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相关文化、思想、风俗和文物遗存等。

  值此笔谈机会,笔者进一步阐释童蒙文化的含义、对象、内容和研究范畴,阐述研究童蒙文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推动学科体系建设,探讨童蒙文化研究与历史、教育、经学、文学以及科举文化等学科领域的关系,勾勒童蒙文化核心价值,论述研究童蒙文化对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学术支持和指导。笔者主持的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就是组织历史学、教育学、文献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儿童学等多个学科专家参加课题的讨论和编撰任务,准备通过对大量有关童蒙文化的史料、文物遗存和风俗的调查分析,归纳其特点和规律,总结研究童蒙文化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童蒙文化研究与历史、教育、经学、文学、科举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而推进构建中国童蒙文化的学科体系的建设。笔者将从以下几个角度阐述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思路、方法、视角和突破点。

  一、中国童蒙文化总体研究的思路和构架

  中国童蒙文化有个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全面梳理其每一时段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内涵,为构建中国童蒙文化学科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首当其冲。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以历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将其置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中,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和探讨历代童蒙文化的特点、发展和变化。笔者认为大体要把握以下几条主线:

  其一,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的角度,考察中国童蒙文化的多元性、延续性和一致性。一是多元性。中国自古以来幅员广阔,民族众多,东西南北文化差异较大。夏商周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历经无数次民族冲突与融合、外族入侵与文化交流,多种文化元素交汇融合,尤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相争鸣,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开放、海纳百川的多元性特征。中国童蒙文化孕育其中,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性的这一特征。童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民族、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更表现在不同观念、不同派别、不同时代对童蒙文化认识的不同。二是延续性。从夏商周至清末,4000多年来,中国历经了封建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的演变,其间不仅经历了秦、两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的王朝,也经历了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金等分裂割据时期,中华文明多次面临崩塌断裂、无以为继的险境,但最终均能依靠其深厚文化内在的先进性、开放性,而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中国童蒙文化便也在此历程中艰难成长,延续发展。三是一致性。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无论是历代中原王朝的更迭,还是少数民族偏安一隅或入主中原,大都以尊崇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儒家文化是历代童蒙文化的思想灵魂。《论语》《孝经》是历代童蒙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延绵2000多年,基本没有大的改变。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首先考虑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同时又有很强的延续性和一致性,这样才能抓住童蒙文化的主要特点,充分发掘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及地域特征。

  其二,着重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童蒙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进。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社会变迁都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上,社会变迁不仅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直接带动童蒙文化紧随社会变革而改变。尤其在隋唐科举制度创立后,童蒙文化很快转向为科举服务,表现为明显的科举应试特征。③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要充分考虑历朝官僚制度、选举制度等政治和典章制度的变革对其的影响,也要深入分析经学、文学、教育、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对童蒙文化的具体影响,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童蒙文化向社会下层普及过程的影响。

  其三,探讨社会结构变化与童蒙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阶层和组织的变化跨度非常大,从三代到清代,社会结构和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有部落、诸侯国、郡国、家庭、家族、世族、宗族等各种社会结构的组织和单位,也有诸侯、卿、士、大夫、平民、奴隶、女婢、工、商、士、农等各种社会阶层。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人有贵贱、士庶之辨,不同时期社会的结构、阶层和组织差异非常大,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组织对童蒙文化的需求也各不相同。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在充分考虑童蒙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从历代社会阶层和组织的变化、城乡居民结构的改变等社会学视角,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和组织对童蒙文化的认知及其所形成的童蒙文化的特质和差异,更加准确、切实地把握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

  其四,考察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在东亚世界处于文化领先地位,在文化输出方面一直占据优势。朝鲜、日本、越南、琉球以及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都深受中国文化、典章、制度的影响,中国童蒙文化也伴随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远播周边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差别。从现有资料来看,在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同时,也输出了大量的童蒙读物、教材等童蒙文化载体。因此,若从国内外发现的双语童蒙教材入手,考察中国童蒙文化外播的具体情况;以日本历代童蒙教育中所使用的《孝经》《蒙求》《千字文》等中国蒙书为线索,来探讨中华童蒙文化与外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更能客观、立体地深入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

  其五,总结中国童蒙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包含了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汉代以来又融入了佛教内容,汇通了世俗伦理道德、风俗民情,内容包罗万象,凝练了成人世界的精华,进而将其传输到儿童的世界。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总结其时代特点、基本内容和核心价值,探讨童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二、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中国童蒙文化的内容跨越历史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文献学、文化学、儿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儿童学等多学科,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手段,跨学科、多角度来观察、探讨,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丰富和深化童蒙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鉴于此,对中国童蒙文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须要多学科协同研究,兹按各学科的相关性大小依次说明其与童蒙文化研究的关系和作用。

  其一,历史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研究首先是个历史选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本项目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借助唯物主义史观,结合童蒙文化史发展的历史背景,确定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的重点问题,找出突破点,探讨核心问题,避免研究走向误区,确保相关研究顺利进行。用历史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童蒙文化的时代性,理清童蒙文化发展规律,深入分析问题起因、发展变化与影响。特别是把童蒙文化的相关问题,放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厘清其时代特点和本质,拓展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用历史学考据法,从基本史料入手,鉴别史料真伪,为其他学科视角的介入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二,文献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的史料类型与文献分布纷繁复杂、杂乱无章,必须利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将收集来的有关史料进行归类、考订和整理,甄别真伪,考订讹误,判定其学术价值,为利用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进行观照提供保障。考虑到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史料,除蒙书比较集中之外,其他相关资料特别分散,即正史、典籍中记载甚少,而在笔记小说、墓志碑刻及其他野史中的记载反而较多。此类记载的可靠性相对较差,史料价值有限,因此,需要借助文献学的方法,辨伪存真,谨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太行山文书中新发现的不少蒙书,多是些残破废弃的文书,抄写杂乱,普遍缺乏纪年,需要依靠文献学、敦煌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确定其历史年代,对文字进行释读、校订和整理,方可作为史料来使用。此外,传世典籍中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蒙书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同一本书有很多来源和版本,它们或为名家私刻,或为书商所印,或为学郎抄写,或为儿童习字,其内容精美程度与外形的完整性都存在差异,需要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比对、分类、整理和校订,以便用于学术研究,或整理出版后提供给当代青少年儿童阅读、学习。

作者简介

姓名:金滢坤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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