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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妍璐:一种基于“关心”的教育
2018年08月08日 14:41 来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杨妍璐 字号
关键词:儿童哲学;关心;苏格拉底式对话

内容摘要:儿童哲学对于培养儿童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工具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原初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关心”更值得重视。

关键词:儿童哲学;关心;苏格拉底式对话

作者简介:

  原标题:儿童哲学:一种基于“关心”的教育

  作者简介:杨妍璐(1990-),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德国哲学、教育哲学、儿童哲学研究,E-mail:sabineyang@zju.edu.cn(浙江 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儿童哲学对于培养儿童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工具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原初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关心”更值得重视。以诺丁斯的关心伦理学作为引导来表明儿童哲学并非仅仅是一项“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项目。当哲学为儿童创造了一个充满游戏性和创造性的对话空间,成人与儿童在哲学探究活动中一起重拾对世界的“关心”时,儿童哲学更应该是一种基于“关心”的教育。

  关 键 词:儿童哲学 关心 苏格拉底式对话

  20世纪7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逻辑学教授马修·李普曼为了培养儿童的思考技能而发起了儿童哲学项目。40多年过去了,这个项目蔓延全世界,并在教育改革中显示出其蓬勃生机。李普曼早年提出关于这个项目的教育理念中首先强调的是批判性思维,其次也非常突出关怀性思考。但随着儿童哲学的本土化、课程化,不少教师因过于关注儿童思维训练的培养,而慢慢地忽略了关怀性这一层面。笔者并不否认儿童哲学在促进儿童批判性思维发展方面的价值,而是尝试在关心伦理学的框架下重新审视儿童哲学。以“关心”的视角可以发现,儿童哲学本身是一种基于“关心”的发现,与儿童一起探究哲学问题是一种“关心”世界的表现,儿童哲学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种“关心关系”。

  一、基于“关心”的发现: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关心”(Sorge)作为人在世存在的本质[1]222。20世纪的关怀伦理倡导者内尔·诺丁斯则提出海德格尔那里的“关心”对今天具有现实意义[2]30,并将关心伦理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在《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中文版的代后记中,诺丁斯这样表述她的教育理念:“我们需要一个以真实人类为中心的课程。……孩子们必须学会关心自我,关心身边最亲近的人,关心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他们也必须学会关心自然环境,关心动植物,关心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关心知识和学问。”[2]203同样,儿童哲学项目发起人李普曼在《教育中的思考》(Thinking in Education)中也非常关注这一伦理层面的思考,他对于“关怀性思考”是这么描述的:“我一直在强调,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或不需要成为思考的结果,而是思考本身所具有的维度,它是思考本身就有的一个方面。”[3]264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上面两位学者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审视儿童哲学的新视角,即儿童哲学从本质上是基于“关心”的教育。

  (一)“关心”的缺乏:对儿童哲学的质疑

  过去,我们曾以诸多理由反驳儿童做哲学的可能性,甚至认为儿童作为非理性的、有待成熟的人是不能思考的。笔者认为,这些质疑都源于对儿童“关心”的缺乏。下面围绕“关心”来反驳质疑儿童哲学的几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质疑源自经验主义的发问。卡琳·穆瑞斯在《儿童能做哲学吗?》(Can Children Do Philosophy?)一文中举过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例子,也即洛克的“白板说”:我们出生时心灵是一块白板。有些反驳者用洛克的“白板说”概念来质疑缺乏经验的儿童做哲学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而做哲学是需要对经验进行反思的,在经验不充足的情况下,做哲学是不可能的。[4]儿童虽然不如成人那样经验丰富,但也正因为儿童像一块“白板”,他们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更多的想象力。这一点正如《宝宝也是哲学家》的作者艾莉森·高普尼克通过对婴儿大脑的观察所展示的那样:“婴儿的大脑比成人大脑的联结程度更高,比成人有更多的神经通路。当儿童逐渐长大,获得更多经验,他们的大脑就会“剪除”那些薄弱、不常用的神经通路,而强化经常使用的神经通路。”[5]7脑神经科学足以解释虽然儿童缺乏经验,大脑效率低,但这却是其大脑擅长想象和创意的保证。如果我们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哲学产生的条件来看,惊异与好奇心当然是儿童能够做哲学的动力。作为教育项目,儿童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做减法,因为教育不仅仅要关注儿童得到了什么,还要关注其在教育过程中所损失的,也就是植入成人世界经验后儿童好奇心的泯灭。值得注意的是,“白板说”的提出者洛克本人倒是非常关注儿童的好奇心,他在《教育漫话》中是这么说的:“好奇心是一种追求知识的欲望,所以应该加以鼓励。这不仅因为好奇心是一种好现象,而且因为它是‘自然’赋予他们的一种上佳工具,可用来帮助他们消除天生的无知。如果不是那么好问,无知就会把他们变成愚昧无用的动物。”[6]119这种好奇心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对于世界万物的关心,因而做哲学是儿童的天性使然。

  第二种质疑起源于备受学界关注的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童年哲学》的作者加雷斯·B·马修斯曾对这种质疑进行反思,他不认为做哲学是认知上的成熟或者非成熟,因为认知的成熟与否与哲学没有关系。早年的米利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认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与一女孩说的“世界全是颜色做的”在本质上都是对于哲学的思考。他们的哲学思索在部分人看来是不成熟的,但是泰勒斯的观点之于西方哲学史或是这一个女孩所言对于她的成长来说确实有重大意义的,这当然可以称之为哲学反思。[7]38我们当然不能否定哲学与认知的关系,但是就对外部世界的关心而言,年龄并不是一个可量化的标准。二年级孩子对于世界的发问也有可能会先于四年级的孩子。鼓励儿童做哲学并不是像强求新生婴儿走路那样,儿童哲学当然不适合幼小儿童,但当孩子到了适宜年龄(这个年龄很难用数字来确定),他表现出哲学思索的渴望时,“如果父母或教师没有倾听这些问题,或没有理解孩子真正的需求,那么,他们将错失一次进行哲学思索的机会。”[7]44如果我们真正地走入儿童的世界,认真倾听和关心,我们就会抓住宝贵的机会。加雷斯·B·马修斯自己就在《哲学与幼童》中记录了非常多这样的瞬间,而一个能关注儿童哲学问题的成人必定在儿童身上倾注了莫大的关心。

  第三种质疑则是儿童与成人的差异使得对话变得不可能。德国心理学家阿明·克伦茨曾对这个问题有过论述:在反思从周围获得的印象感知时,儿童总在寻找自己的答案。而与之相反,成人拥有的却是“另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仅仅生存在“客观”和“理性”的规则之中,这使得他们很少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感知周围。成人的思维世界以两种范畴区分——对与错、合适与不合适、有用与没用、聪明与愚蠢。这当然取决于成人所受过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明确规定了:知识是成功的皇冠,只有正确的知识推动人类前进。[8]

  儿童对于许多事物的理解不可能像成人那样清晰、明确,但思考方式上的差异并不能否定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可能性上,我们已经有许多优秀的榜样作为例证,比如苏格拉底、李普曼那样的儿童哲学教育者、《哲学家与儿童对话》一书的作者里夏德·达维德,普雷希特等等。这些优秀的榜样不仅仅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关心者。正如内尔·诺丁斯对于关心者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关心者的心理状态是对被关心者的那种开放的、不加选择的接受。当我真正关心一个人,我就会认真去倾听他、观察他、感受他、愿意接受他传递的一切信息。”[1]31而事实上,作为被关心者的儿童确实也非常需要哲学的慰藉,因为他们在使用自己的好奇心时急切地希望得到回应,即便成人无法对于“做一只狐蝠会是什么样子”诸如此类奇怪的问题得到明确的答案。他们也愿意成人陪着他们一同思考、想象,甚至只是默默地倾听,他们也会得到满足。上面这三点表明,我们有必要重新切换看待儿童的视角,真正放下成人的枷锁走入儿童内心去探索童年的奥秘、呵护儿童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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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妍璐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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