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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雅俊:杜威《儿童与课程》中的教育哲学问题探析
2018年05月07日 15:09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蒋雅俊 字号
关键词:杜威;《儿童与课程》;教育哲学;儿童中心

内容摘要:杜威《儿童与课程》的问世,距今已有115年,但其中的思想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课程改革以及教育学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杜威;《儿童与课程》;教育哲学;儿童中心

作者简介:

  原标题:杜威《儿童与课程》中的教育哲学问题探析

  作者简介:蒋雅俊,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杜威在其《儿童与课程》中,将其教育哲学落实于课程理论。杜威认为,儿童的生长需要是教育的出发点,儿童的心理规律是课程的依据,儿童的主动活动是课程实施的方法,儿童经验的增长是课程的最终目标,所以教育的各种措施都应围绕儿童这个中心。类似的精彩的教育哲学观念不一而足。杜威《儿童与课程》的问世,距今已有115年,但其中的思想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课程改革以及教育学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杜威 《儿童与课程》 教育哲学 儿童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类一般课题“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研究”(项目批准号:BAA140011)的研究成果之一,亦是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2014SJB114)的阶段性成果。

  杜威的《儿童与课程》是现代教育学的名篇,最早由芝加哥大学于1902年出版单行本,后多次重印。其篇幅译为汉语仅万余字,却对教育哲学和课程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中关于儿童与课程、儿童经验与学科知识的关系、学科知识心理化等论点,极具创新性和启发性,但其间的教育哲学思想往往招致误读。笔者在此对《儿童与课程》中几个教育哲学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推进对杜威教育哲学以及现代课程理论的理解。

  一、关于“儿童中心”的问题

  在《儿童与课程》中,杜威批判了“儿童中心派”,而杜威又常常被视为是“儿童中心论者”,那么在杜威看来,儿童到底在教育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首先,学界对“儿童中心”含义的认识存在差异。在一些人看来,“儿童中心”与“社会中心”相对,讨论的是教育应当满足谁的需要,应当以谁为中心的问题。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人们常将教育学说或教育思想家分为三派。

  一派是“社会本位论”(或“社会中心论”)者。他们认为,教育应满足社会的需要,课程应让受教育者掌握社会规范,为社会服务。另一派是“个人本位论”或“儿童中心论”者,主张教育应满足儿童的需要,以发展儿童的本性和潜能为目的。第三派认为,“社会本位论”和“儿童本位论”均片面强调社会或儿童单方面的需要,而忽视另一方面的需要,这必然导致课程目标出现偏差。课程应协调兼顾社会和儿童的需要,并促进二者共同发展。

  如果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儿童中心”一词,那么杜威是不能被简单归入以上三类的。杜威是整体论者,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分裂和对立。杜威秉持一以贯之的整体论哲学,阐述了儿童与社会的关系。他说:“我认为,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而社会便是许多个人的有机结合。如果从儿童身上舍去社会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①儿童与社会是一个整体,对于儿童来说,他既是作为他自己而存在,也是作为社会的一员而存在;对于社会来说,它的存在以个体的存在为前提。无论是脱离了社会的儿童,还是脱离了人的社会,在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因而不能人为地将儿童的社会性剥离,不能人为地将社会的属人性质去除,不能人为地二元对立地看待儿童与社会的关系。

  杜威与上述三派——“儿童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协调兼顾论”的观点均不相同。他反对人为的、二元对立的区分。他认为,在分裂的前提下,不管强调以哪一方为中心,都是错误的;同样地,建立在分裂基础上的协调、兼顾也是错误的,尽管他们的具体主张都不能说是错误的——教育当然应促进个体的发展,应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成员。

  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社会机体以学校为它的器官”,②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具有一致性。在整体论的视野下,教育并不是兼顾儿童和社会的需要,而是两者原本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杜威的著名教育命题“教育即生长”与“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③具有一致性。在杜威看来,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理想是民主主义,而民主的社会又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只有致力于构成它的所有成员的圆满生长,才能尽自身的职责于万一”。④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说道:“政治、实业、艺术、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个人的能力(不问其种族、性别、阶级或经济状况如何)。换句话说,他们的价值标准就是他们教育各个人使他达到他的可能性的极致的那个限界,也是一样。民主政治是有许多意义的,但如果它有一个道德意义,那末这个意义在于‘一切政治制度和实业组织的最高标准,应当对社会每个成员的完满生长有贡献’。”⑤由此可见,民主社会是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的需要得到最好满足的社会,是以每个个体的健康生长、发展,每个人的潜能得到最大发挥为目标的社会。在民主的“旗帜”下,因为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儿童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重新回到了整体状态:生长发展是儿童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成为民主社会的合格成员是儿童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儿童和社会是分析教育满足需要问题的两个视角。

  杜威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儿童中心论者”,与他在《学校与社会》中写下的一段名言不无关系。他说:“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一种变革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重心从地球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⑥这是杜威在批判旧教育的基础上,提出的教育观念的彻底变革。在传统的教育观看来,知识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认识,将知识按照自身的逻辑按部就班地传授给儿童,就能让儿童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在这样的教育中,知识是中心,各种教育措施皆围绕如何有效地传授知识而设计,精心地选择知识、科学地编排知识、有效地传授知识,是课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杜威反对传统教育把知识当作目的,反对从外部强制向儿童灌输知识,反对死记硬背的方法,主张从儿童生活和发展水平出发,以儿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将学科知识心理化,让儿童从生活中、从亲自体验和亲手“做”中,逐步实现经验的深化和扩展。在这过程中,儿童的生长需要是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儿童的心理规律是课程的依据,儿童的主动活动是课程实施的方法,儿童经验的增长是课程的最终目标,所以“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都应围绕这个中心。

  这里的“儿童中心”,显然与前文有着不同的内涵——它是从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生长规律、课程应当心理化的角度来说的。假如在这层意义上理解,杜威当然可算是“儿童中心”论者。并且,如果所谓的“儿童中心”是这层含义的话,这非但没有什么不妥,反而恰是教育应追求的目标。它使被传统教育忽视的“儿童”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童年的价值得到了发现和认可,也让教育真正地变得科学。只有尊重人的发展规律,教育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关于“儿童中心”的问题,杜威本人也曾有提及。他在《芝加哥实验的理论》中指出,与实验学校开办以来,许多参观者认为实验学校是“儿童中心”的印象相反,实验学校把社会方面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在意图上是“社会中心”的。⑦有学者对此解释道:“在这里‘儿童中心’和‘社会中心’交错在一起,似十分矛盾。不过在杜威的心目中,‘儿童中心’是就心理的因素,也即方法论来说的,‘社会中心’是就社会的因素,也即就目的论来说的。”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强调的是,杜威所谓的“社会中心”,并不与个人的发展相对。杜威的社会理想是民主主义,而民主社会又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在民主社会,人与社会的发展是和谐统一的。一些学者以“儿童中心”的名义批判杜威,认为他过度强调了儿童的地位,是对儿童的放任自流,他忽视必要的学科知识的传授,忽视社会的需要等等。这既是对杜威彻底的误解,也表明他们仍留在二元对立的老路上——他们尚未能够理解,整体论者杜威早已消解了儿童与社会、儿童的经验与学科知识之间的二元分裂与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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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蒋雅俊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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