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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花:关于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的再思考
2017年12月01日 16:26 来源:《学前教育研究》 作者:和建花 字号

内容摘要:对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进行再思考,认为应进一步在全社会树立3岁以下托幼服务是公共服务的理念,并要重新确立解除妇女后顾之忧和教育幼儿的双重目标;政府应继续承担发展托幼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通过统筹规划与合理布局,适度扩大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幼公共服务。

关键词:公共服务;托幼机构;家庭育儿负担;妇女就业;政府责任

作者简介:

  原标题:关于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的再思考

  作者简介:和建花(通讯作者),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育学博士,E-mail:hej_fr@yahoo.com(北京 100730)。

  内容提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为重启新时期托幼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未来几年将带来一定规模婴幼儿人口的增长,由此导致家庭对托幼服务的需求会呈刚性增长,这将给我国托幼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但相比现实需要,目前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发展还相对滞后,政府和社会包括学界对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的理解和宣传普及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今后托幼公共服务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本研究从社会学、学前教育学和人口学的综合视角出发,对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进行再思考,认为应进一步在全社会树立3岁以下托幼服务是公共服务的理念,并要重新确立解除妇女后顾之忧和教育幼儿的双重目标;政府应继续承担发展托幼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通过统筹规划与合理布局,适度扩大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幼公共服务。

  关 键 词:公共服务 托幼机构 家庭育儿负担 妇女就业 政府责任

  基金项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立项课题“托幼机构体制改革对妇女就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2006年度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多方面、跨领域的实践问题,关系到儿童与妇女、家庭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涉及学前教育与其他社会经济功能和价值以及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供给等问题,并与政府的教育、卫生健康、人口、社会、经济、福利等政策密切相关。在中国当前的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背景下,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适度发展不仅是家庭所需、民生所系、政府所思,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全面二孩政策落实的必然要求。目前,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开始探索和总结实践经验,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在逐渐介入这一研究领域。但是,当前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实践探索和研究都还比较薄弱,关于托幼服务是公共服务的意识和理念还没有在全社会完全树立和普及,人们对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有的甚至认为养育3岁以下幼儿仅仅是幼儿母亲和家庭的责任。为此,本研究拟从社会学、学前教育学和人口学等跨学界视野出发,尝试进行跨学界对话,并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对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进行再思考,以期对今后的研究和相关部门的政策决策有所启示。

  一、当前托幼公共服务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一)面临新机遇

  近年来,托幼新政给托幼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2010年可以视为新时期国家和政府转变政策理念、重构托幼公共服务体系的元年,其标志性政策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和国务院于2010年1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十条”)。这两个政策文件的出台扭转了托幼公共服务长期以来徘徊不前的局面。《教育规划纲要》将学前教育单列一章,提出要明确政府职责,重视0~3岁婴幼儿教育,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等要求和目标。“国十条”明确提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概念,说明国家认可学前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质,将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服务框架,强调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国家层面理念上的转变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给新时期托幼公共服务事业的重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历史的新机遇。

  同时,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将给托幼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几十年来中国儿童人口呈下降趋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0~17岁儿童人数为2.8亿,占总人口的20.9%,与2000年相比儿童总体规模减少了6642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9个百分点。[1]从学龄前儿童的数量规模来看,2010年我国0~5周岁儿童9026万人,占儿童人数的1/3左右,其中3~5周岁幼儿4520万人,3岁以下婴幼儿4506万人。[2]随着2016年正式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将带来一定规模儿童人口的增长。而作为生育的重要承担者、对人口再生产做出重要贡献的我国育龄妇女中大多数人在就业,这就使得在职业岗位上的母亲必然会面临着职业与育儿、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和压力。[3][4][5][6][7][8][9]随着家庭对托幼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我国政府需要采取更为有力的托幼公共服务政策与措施,这必将给我国托幼公共服务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其中针对3岁以上幼儿的托幼公共服务事业已经获得空前发展,幼儿入园率大幅提升,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妇女和家庭的托幼需求。根据教育部2016年12月公布的《中国教育概况——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2015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2.4万所,在园(班)幼儿4264.8万人。2015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75.0%,“入园难”问题得到很大缓解。国家在大力推动3~6岁学前教育普及的同时,也整合教育、卫生和社区资源,努力构建以幼儿园和妇幼保健机构为依托,面向社区、指导家长的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体系。自2012年开始,教育部选择14个地区试点,以发展公益性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为目标,在0~3岁早期教育管理体制、资源配置、师资培养培训、合理分担成本、规范管理等方面开展探索,为早期教育服务监管先期工作摸索经验。

  (二)迎来新挑战

  然而,与此同时,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托幼及生育新政也给3岁以下公共托幼服务带来了新挑战。总体而言,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发展基础还很薄弱,受关注程度不高。虽然近年来学前教育取得较快发展,但资源不足和普惠不够依然是“十三五”期间的主要矛盾,推进3~6岁儿童学前教育普及、解决“入园难”和“入园贵”问题仍然是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因此尽管上海、北京等经济条件较好、学前教育基本普及的大中城市在探索建立0~3岁早期教育服务体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从全国来看,0~3岁早期教育发展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管理体制、投入机制、服务模式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尚不健全,区域差异也很大。究其原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限、3岁以下托幼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我国长期以来3岁以下托幼管理机构不明确等因素有关,也与社会理念的缺乏、政府及社会的认识局限有关联。

  首先,目前不论是从政府的政策文本解读、社会各界的理解还是一些学科的研究来看,有关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概念依然不清晰,对此托幼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也不十分明确,如对什么是公共服务,什么是托幼公共服务,托幼公共服务与早期教育、幼儿教育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以及托幼公共服务的价值和目标是什么等,都较为模糊。其次,目前政府和社会对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价值的认识更多地局限于对托幼公共服务给婴幼儿提供的教育的价值的肯定,仅仅认识到给予婴幼儿必需的照看和教育将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或者只是强调其经济学价值,认为对早期教育的投入对于开发未来人力资本、提高国民素质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等,而没有看到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其他价值和功能。再次,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看和养育往往被认为是幼儿母亲和家庭的责任,国家和政府及社会对此没有更多职责。

  上述认识上的缺陷和不足是导致我国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发展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中国政府和社会对托幼服务的理解还更多地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从西方引入的早期教育、早期智力开发、早期投资等传统观念上,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托幼公共服务对于社会的广泛价值和意义,对其人口学、社会学价值特别是其对促进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支持妇女就业,帮助父母平衡工作家庭的价值认识不足、强调不够。当前,虽然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学前教育,然而这种重视更多是源于学前教育对幼儿发展价值的肯定,即更多看重的是学前教育的教育价值,而对托幼服务的公共服务性质和双重目标有所忽视,例如教育部新近重新修订并已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将幼儿园的作用从原来的表述“促进幼儿发展和方便家长工作”改为仅剩下“促进幼儿发展”,这种修改不利于增进政府和社会对托幼公共服务价值的认识,不利于托幼公共服务理念在全社会的树立,也不利于中国托幼事业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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