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学 >> 普通教育学
新高考下高中生减负了吗 ——浙江新高考首届高中毕业生考试负担调查
2020年11月06日 11:15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12期 作者:张雨强 陆卓涛 贾腾娇 字号
2020年11月06日 11:15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12期 作者:张雨强 陆卓涛 贾腾娇
关键词:新高考改革;高中生;考试负担;减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内容摘要:提高高考的专业化水平,增强测量与评价领域对考试次数等工作的技术支持;加强选考支持性资源建设,全面做好高中学校生涯教育实施的支持、引导与监督工作,为后期选科提供支持;合理设置考试内容、科学控制试题难度与区分度等技术指标,做好考前考后的心理辅导。

关键词:新高考改革;高中生;考试负担;减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雨强,陆卓涛,贾腾娇,曲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曲阜 273100

  内容提要:新高考改革的初衷之一是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争议,即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生真的减负了吗?本研究以浙江省参加首届新高考的802名高三毕业生和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探讨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考试负担的现状和来源。研究发现:新高考下高中生考试负担整体偏重,并未完全实现新高考改革的“减负”初衷;文化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等优势与选科了解度的“马太效应”同考试负担有密切联系;考试内容、学生身心影响对考试负担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大。研究建议:提高高考的专业化水平,增强测量与评价领域对考试次数等工作的技术支持;加强选考支持性资源建设,全面做好高中学校生涯教育实施的支持、引导与监督工作,为后期选科提供支持;合理设置考试内容、科学控制试题难度与区分度等技术指标,做好考前考后的心理辅导。

  关 键 词:新高考改革;高中生;考试负担;减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新高考方案实施监测与政策调整的实证研究”(17YJA880102)的部分成果。

  一、问题提出

  2014年9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将浙江、上海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按照“3+3”的考试模式,要求不分文理科,实行“一年多考”。新高考改革的初衷之一是为了减轻学生沉重的考试负担,然而新的考试模式存在争议,即新高考改革后高中生真的减负了吗?

  据《现代汉语词典》,“负担”为“承受的压力或担当的责任、费用等”,[1]是指由心理压力源和心理压力反应共同构成的一种认知和行为体验过程。考试负担存在相对性和复杂性。考试负担的轻重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轻和重,这是由个体间的差异性和个体自身的变化性所决定的。本研究将考试负担界定为考生因考试机制所产生的主客观的身心负荷量。

  高中生考试负担研究主要涉及国内外相关理论的探讨与介绍、影响因素以及“减负”问题等。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学生为应付考试,自主学习和活动的空间较小,考试负担普遍较重。影响考试负担的因素很多,包括考试内部机制(考试次数、考试时间、考试科目等)、外部环境(社会竞争、升学竞争等)、个人因素(兴趣、心理等)等。有学者从考试内部机制角度出发,认为持续的考试周期会使师生精疲力尽;[2]有学者从外部环境角度,探讨学生考试负担过重的根源,即升学机会的竞争是负担过重的客观原因;[3]有学者从个人因素的角度,提出考试对考生精神心理、生理健康方面影响很大,长期积累起来的压力未得到释放往往造成内心抑郁。[4]针对考试压力普遍较高的现象,研究者纷纷提出“减负”的措施,有学者认为,应从考试形式方面落实“减负”政策,如增加考试科目的选择性、分层考试等;[5]还有学者认为,应从政策制定与执行主体之间的理性沟通方面进行“减负”。[6]

  综上可见,目前我国新高考背景下考试负担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几乎未见,因此,本研究以高考改革试点浙江省首届高三毕业生和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实地调研,研究首届高考生的考试负担情况,并尝试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后续省份的高考改革和国家高考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查法

  1.问卷结构

  调查问卷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主要了解高中生的性别、学校类型、家庭情况、成绩水平等。第二部分为5等级单项选择题,采取Likert scale五点式递增计分:非常不满意为1分,比较不满意为2分,以此类推,直到非常满意为5分,主要调查高中生考试负担的来源。第三部分为多选题与开放题,主要调查高中生考试负担的影响因素。

  2.样本描述

  以参加2017年首届新高考的浙江省普通高中生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802份,回收774份,回收率为96.5%,可作为研究结论的依据。

  (1)高中生性别结构。在774名高三毕业生中,男生370人,占样本总体47.8%;女生404人,占样本总体52.2%。研究选用的样本男女性别比例相差较小,因此可进行性别差异统计分析。

  (2)高中生家庭经济结构。本次调研样本中,家庭经济情况非常好的有77人,占样本总人数的9.9%;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有206人,占样本总人数的26.6%;家庭经济情况一般的有277人,占样本总人数的35.8%。家庭经济情况比较不好的有145人,占样本总人数的18.7%;家庭经济情况非常不好的有69人,占样本总人数的8.9%。总体来说,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因此本次调研的样本数据可进行不同家庭经济情况高中生间的统计分析。

  (3)学校类型。从调研样本的总体分布看,来自特色示范学校的有421名学生,占总体样本人数的54.4%;来自非特色示范学校的有353名学生,占总体样本人数的45.6%。研究选用的样本特色示范学校学生与非特色示范学校学生比例相差较小,因此可进行差异统计分析。

  (4)高中生成绩结构。本次调研中,成绩位于上等水平的高中生为165人,占样本总人数的21.3%;成绩位于中等水平的高中生为467人,占样本总人数的60.3%;成绩位于下等水平的高中生为142人,占样本总人数的18.3%。总体来说,样本高中生成绩分布情况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因此本次调研的样本成绩数据可进行不同学习成绩高中生间的统计分析。

  (二)访谈法

  采用集体访谈,用极端和偏差型个案抽取方法以及关键个案抽取方法,抽取集体访谈对象10名(6名学生和4名教师)。访谈为半开放式,访谈提纲采用粗线条式,在访谈中起提醒作用,访谈后采用类属分析与情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中生考试负担的基本现状

  1.高中生考试负担总体上普遍较重

  通过对被试考试负担的描述统计,了解高考改革实施后高中生考试负担的整体情况。研究发现,仅有2.7%的考生认为“负担较轻”或“没有负担”,97.3%的考生均认为“有负担”,其中57.4%的考生认为“负担较重”,10.3%的考生认为“负担很重”。考试负担均值分为3.28。总体上看,高中生考试负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即普遍较重(3.28>3)。可见高考改革后高中生考试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要承受较重的考试负担。从问卷调查来看,高中生承受选科、考试次数、考试时间、考试内容、考试成绩、个人身心等方面的负担,以选科负担为例,较之以往文理“2选1”的套餐模式,新高考确实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在“6选3”的选科模式下,可供学生选择的选考科目组合共有20种,而“7选3”更是高达35种。人们主观上认为,只要给予学生充足的选择空间,学生就可以依据自身的兴趣特长以及学科的内在价值自助选择适合自己的学科。[7]但实际上,数量众多的选择与学生自身相对匮乏的选择能力形成鲜明对比,学生更多的是“不知道该怎么选”。由于受高中生自身以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学生在确定选考科目时存在很大的非理性。有关学生选科意向的调查表明,成绩是影响选科的重要因素。但学生对自己成绩好坏的判断,往往只是依据某次或某几次考试的分数或排名,高一年级只是学一些基础性的必修课程,列入高考范围的选修模块还没学,仅凭当下成绩来确定是否作为高考科目未免有些“不牢靠”。因此,在高一年级就做出初步选择会有极大困难。[8]

  2.考试次数居考试负担各维度首位

  用考试负担来源的各维度题项的平均分表示各维度的负担值。调查显示,高中生考试负担各维度值介于3.05-3.44之间,考试负担较重。其中考试次数负担最重(3.44),其次是考试成绩(3.34),学生身心影响维度负担值最小(3.05),但也高于中等负担。可见,虽然考试次数增加使学生获得更多机会,但会引发考试疲劳。对于浙江省考生而言,如果想充分利用每一次考试机会分数考得更高,3门选考科目与6门学考科目的考试须各参加两次,两次英语考试,一次语文、数学考试,共计22门次考试,这样高中期间考试密度增大,必将加重考生负担。教师基本认为,增加考试次数使学生考试负担加重。但从学生利益出发,终归是多一次机会比少一次好。“追求更好”是人的普遍心态,但多考一次就要多准备一次考试,加重学生负担。

  (二)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考试负担的差异性分析

  1.不同性别高中生考试负担的差异分析

  为了解考试负担的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男、女生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学生身心影响”三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女生的考试内容、身心影响负担高于男生(考试科目维度除外)。在其他维度上性别差异并不显著,在学生总负担和各维度上(考试科目除外),女生考试负担略高于男生。可见,由于女生和男生的心理特质不同,男生能更客观地认识负担的存在,心理素质较好,能积极应对变化,更能释然地面对考试负担,女生则相反,因此女生考试负担略高于男生。

  值得注意的是,男生在考试科目维度的负担值上高于女生。35种组合全部有学生选择,男生人数集中分布在“理化生”三科,女生人数相对集中在“政史地”三科。访谈中有学生(男)指出,“物理可能选择的人少,可能会有机遇,同时对物理也比较感兴趣,结果证明,没有机遇”。由于男生选择物理颇多,结果发现并没有机遇,以致出现选考科目失误的情况。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虽然增加了学生的自主性,但同样也使学生承受着较大的选科困境和随后的选考压力。

  2.不同学校类型高中生考试负担的差异分析

  为了解不同学校类型学生考试负担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特色示范高中与非特色示范高中在“考试次数”“考试成绩”“考试科目”“学生身心影响”“学生总负担”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p<0.01),在其他维度上差异不显著。非特色示范高中的“考试成绩”“考试科目”“学生身心影响”的负担值高于特色示范高中。

  整体来看,非特色示范高中的考试负担高于特色示范高中,学校资本(文化资本)的优劣势影响学生的考试负担,特色示范高中的文化资本处于优势地位,师资力量等资源充足,在推行新高考政策中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相对于非特色示范高中来说步子没有那么大,教学管理上也没有那么“混乱”,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少很多。

  3.不同家庭经济状况高中生考试负担的差异分析

  针对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学生考试负担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为了更有效地呈现检验结果,把家庭经济状况分为高水平、中水平和低水平:将家庭经济状况中“非常好”和“比较好”归为高水平;“一般”归为中水平;“比较不好”和“非常不好”归为低水平。家庭经济状况为低水平的学生在学生总负担和各维度上均高于中水平、高水平的学生,且三者在“考试成绩”“考试科目”“学生身心影响”“学生总负担”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p<0.01)。

  为了更详细地验证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之间学生考试负担的差异情况,又分别对三种家庭经济状况的学生考试负担进行两两比较。家庭经济状况为高水平学生与低水平学生在“考试次数”“考试成绩”“考试科目”“学生身心影响”“学生总负担”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p<0.01)。家庭经济情况为中水平学生与低水平学生在“考试科目”“学生身心影响”“学生总负担”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总体来看,家庭经济状况为高水平的学生考试负担低于中、低水平。由于家庭经济结构存在差异,低水平家庭的学生在新高考改革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相比之下,高水平家庭更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使学生对新高考有更多了解,更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陷入“两难”境地。

  4.不同成绩水平高中生考试负担的差异分析

  针对不同成绩水平学生的考试负担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成绩水平的高中生在考试科目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且低水平学生在考试科目维度上负担均值高于中水平和高水平。虽然其他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整体来看,高水平学生的考试负担高于中、低水平成绩学生。

  为了更详细地验证不同成绩水平学生之间考试负担的差异情况,进一步对三种不同水平考生进行考试负担的两两比较,研究发现,高水平学生与低水平学生在考试科目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低学业水平学生在考试科目维度上负担值高于中、高学业水平学生。

  可见,新高考改革存在学习成绩越好考试负担越重的问题。学生的学习成绩越好,家长、教师对学生的期望越大,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以及教师希望学生考入好大学的心态对成绩较好学生的影响更大。这种“皮格马利翁效应”确实可以改变学生的行为,获得积极向上的动力,但期望过高则会给学生带来负担。

  (三)新高考背景下各维度对考试负担影响大小的分析

  1.各维度与学生总负担的相关关系

  考试负担的六个维度与学生总负担的相关系数在0.654-0.843之间,且六个维度均与学生总负担呈显著正向相关。表明浙江省高中生考试负担的六个维度对学生总负担有一定程度的正向预测效果:各维度的负担越重,学生考试总负担就越大;其中考试内容、学生身心影响、考试科目等与学生总负担的相关程度均在0.8以上,说明这三个维度对学生总负担的影响较大。

  2.各维度与学生总负担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新高考下浙江省学生考试负担各维度对学生总负担的影响,以“考试次数”“考试时间”“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成绩”“学生身心影响”这六个维度作为预测变量,把学生总负担作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有“考试次数”“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成绩”“学生身心影响”五个因子进入回归方程,其中,多元相关系数R为0.874,R2值为0.764,说明模型拟合较好,五个因子能解释因变量的76.4%。整体来看,进入回归方程的五个因子对学生总负担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01)。其中考试内容、学生身心影响对学生考试负担影响最大,考试内容越难把握、学生身心压力越大,考试负担越重。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新高考改革的“减负”初衷并未完全实现

    本研究显示,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的考试负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新高考改革的实施不但没有为高中生“减负”反而“增负”。当前,我国中学生负担过重已是不争的事实,“减负”也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尽管政府以及教育管理部门不断出台各种政策为学生“减负”,教师以及教育研究人员等也将“减负”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以为学生“减负”出谋划策,但“减负”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减负”的努力总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力量抵消,学生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时有加重的趋势。[9]

  本研究显示,考试负担各维度值介于3.05-3.44之间,在考试负担各维度中,考试次数负担居于首位,可见考试次数增多虽然给学生带来更多的机会,但同样也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对于浙江考生而言,如果想充分利用每一次考试机会,那么须参加两次3门选考科目、6门学考科目考试,两次英语考试,一次语文、数学考试,共计22门次考试。如此多的考试带来的压力很可能比以往高考更大。[10]其他研究也有类似发现:“一年多考”试图通过增加学生考试机会,增赋学生的选择权利,从而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但考试压力并未随考试次数的增多而减轻,学生普遍感到通过多次考试去不断争取高分的巨大压力。“一年多考”在提供更多考试机会的同时,也随之增加了考试的压力。[11]

  (二)文化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等优势与选科了解度的“马太效应”与考试负担有密切联系

  本研究显示,学校类型、成绩水平对考试负担会产生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特色示范学校、高学业水平等文化资本处于优势的学生在考试科目上负担值均低于非特色示范学校、低学业水平等文化资本处于劣势的学生,且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研究也有类似发现:特色示范学校的学生、成绩水平越高的学生,其对高考方案的了解度、认同度与满意度也越高,存在着“马太效应”。[12]“高考改革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高考政策是具有行政效力的游戏规则”,[13]文化资本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对新高考方案(选科、考试时间、考试次数、等级赋分等)了解度高、目标明确,知道如何选考和安排自己的时间,因此考试负担较轻。而文化资本劣势的弱势群体在熟悉这一复杂的录取规则中存在更多的困难,[14]易造成选科失误,加重考试负担。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增加了自主性,但学生也要承受较大的选科困境和选考压力。

  本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表现为父母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低水平的学生在总负担和各维度上均高于中水平、高水平的学生,且三者在“考试成绩”“考试科目”“学生身心影响”“学生总负担”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p<0.01)。由于家庭之间经济结构存在差异,低水平家庭的学生在新高考改革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而高水平家庭更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学生对新高考了解度越高,越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陷入“两难”境地。同时,低水平家庭学生背负更多的期望,容易造成心理问题的困扰。在社会学家看来,高考以正式教育资格的获得为标准,决定人们是否能够进入较高社会地位,这一前提成为影响代际阶层流动的最重要因素。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处于低水平的学生来说,其家长希望孩子获得高等学历以改变社会经济地位,这些殷切的期望使学生承担更多的压力,身心受到影响,加重了考试负担。

  可见,文化资本、家庭经济等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其考试负担普遍高于处于优势的群体,在新高考改革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15]学校实施生涯教育为所有学生提供录取规则等信息,弥补了弱势群体不熟悉高考规则的劣势,能引导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这不失为解决“马太效应”和减轻考试负担的好办法。

  (三)考试内容、学生身心影响对考试负担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大

  本研究显示,“考试内容”与“学生总负担”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且考试内容对考试负担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大。考试内容对考试负担产生重要影响,这与访谈结果一致,访谈中有教师指出,“浙江省高考做法是将学考和选考的试卷合二为一,两种考试同一张试卷,作为选拔性考试的学考只有30分的试题,区分度太小,容易出现投机问题”。同一张试卷使难易度和区分度的科学程度被弱化,同时考试内容虽然难度降低,但范围增加,需要在“难易度”与“区分度”、“深度”与“广度”之间寻找平衡。针对这一试卷问题,浙江省相关意见指出,为有利于高中学校按教学规律组织教育教学,从2017级高中生起,学考与选考分离,实行分卷考试。[16]同时,浙江省教育厅要求各学校和教师认真依据《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科教学指导意见(2014版)》开展教学,注意区分教学内容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要求”,合理控制教学进度、教学内容和难度,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大力促进学生有选择、有个性地发展。[17]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身心影响与考试负担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学生身心影响对考试负担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预测作用较大。其他研究也有类似发现:高中毕业班有23.1%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56.9%的学生感到处于较高的压力状态,并且压力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高考压力大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多。[18]学生考试压力得不到有效释放会产生巨大的考试负担,而学校在采取措施减轻学生考试负担过程中则出现了减压“形式”与“实质”的不统一、师生交流主体间的“断层”问题。这与访谈结果相一致,访谈中有学生指出,“学校开展各种活动帮助考生释放压力,但大都流于形式,没有达到真正的效果,并且导师制也没有真正落实”。

  可见,科学命题、保障试题质量是减轻学生考试负担的重要因素。把学业水平考试纳入高考,本身就是把两种不同性质考试合并为一种性质的考试,这将在命题和试题难度上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新高考改革使学生的需求不仅局限于知识层面,学生的学业规划与人生规划指导、人格心理疏导以及身心负担缓解也都显得更为迫切。不论是为了考生更好地备考还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教育者均应重视对学生考试压力的心理干预。

  五、相关建议

  (一)提升高考专业化水平,增强测量与评价领域对考试次数等工作的技术支持

  从国外经验来看,考试次数不能无限制增加,如苗学杰通过分析英国大学招生考试“一年多考”后指出,考试次数的增加“导致学生的考试疲劳,进而导致相应的连锁反应‘学习过累’等负面影响”。[19]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说,在高考“功利”取向的引导下,大部分学生都不会放过任何一次考试机会,学生为了取得更高成绩会拼命“刷分”,导致学生考试疲劳,高考改革最终是“穿新鞋走老路”。因此在考试次数上,既需要给学生增加选择的机会,又需要防止过于频繁的考次给学生增添新的负担。[20]为此,考试院可以通过科学算法提供一个相应的范围便于考生参考,也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成熟的一年多考经验,最终给出学生停止参加第二次考试、鼓励考试第二次、慎重考试第二次以及极力推荐第二次的分数段和分析表。[21]

  (二)加强选考支持性资源建设,全面做好高中学校生涯教育实施的支持、引导与监督力度,为后期选科提供支持

  本研究显示,文化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家庭、学校、成绩水平)对考试负担产生重要影响。文化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优势的学生,考试负担较轻,其无论对高考方案的了解度、满意度还是在选科目标、专业就业的了解等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而处于劣势的学生则恰好相反。因此,学校应该对不同背景的学生区别支持,使学生“依己之长,知己之趣”,帮助其做出最适合自己水平、能力与兴趣的最优选择,而这部分工作恰恰需要生涯规划指导。

  因此,应加大选考支持性资源建设,全面做好生涯教育。应在高考新政中发挥学生教育选择权的育人功能,重视从“保障选择权利”到“引领选择结果”,[22]保证高考改革为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正确方向。学校要及时对学生进行生涯教育,让文化资本劣势的高中生熟悉新高考变化和生涯决策前置的规则,[23]引导学生关注新高考政策的变化与调整、高校招生要求、就业市场、职业种类及前景等。通过开展专门的生涯规划课程帮助学生充分认识自我,了解相关职业就业,系统发展其生涯规划意识,构建自我成长画像,制定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书》。[24]同时,应建立生涯规划课程与学科知识的联系以及该学科与相关职业、活动等的联系,走理论与实践结合之路。

  (三)合理设置考试内容、科学控制试题难度与区分度等技术指标,做好考前考后心理辅导

  首先,应合理设置考试深度与广度并维持一定的稳定性,降低考试压力。在试题难度方面,命题专家必须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科学出题,根据不同层次普通高中参加不同学科选学考的考生比重来整体设计试题结构,提前预估试题难度,探索和研究难度系数预估技术,同时对不同层次结构试题要体现出难度分层,采用渐进式难度递增方式,不断调整试卷的难度结构,遵循考试规律。[25]还要加强命题方向的研究和命题技术的优化,可借鉴国内外成熟的命题技术,利用教育测量技术与大数据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科学命题路径,尤其要重视试题难度与区分度控制、分数等值技术、试题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分析等。

  其次,应对不同学生的人格类型和认知风格,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和学习指导。厘清认知能力、人格类型和认知风格等学生个性心理特征,在疏导过程中注意“因人而异”。学校应完善考生心理辅导规章制度,重视心理辅导教师的培训,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26]重视“心理健康活动”的专业化开展,使其真正发挥引导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学生要了解自我以及相关职业就业,从学科兴趣、学科成绩、重要他人建议、新高考方案政策、招录变化中统筹协调最初选择,要做到“积极争取,悦纳结果,坦然面对”,从生涯幸福的角度做出科学的最优选择,[27]真正落实促进高中生“自我认知、自我规划、自主发展”的新高考改革初衷。[28]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9.

  [2]李水山.韩国教育的重大改革进程与效益评价[J].职业技术教育,2003,(31):62-65.

  [3]许丽英.中小学生“减负”的症结与出路[J].教育科学研究,2014,(9):47-49.

  [4]张琰,朱霞高.考前学生压力状况调查及调适[C].中国会议,2011,(10):558.

  [5]王后雄.国外减缓高考竞争压力的改革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7,(11):60-65.

  [6]倪亚红,马陆亭,赵富春.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J].中国教育学刊,2018,(6):39-43.

  [7]潘昆峰,刘佳辰,何章立.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考的“理科萎缩”现象探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8):31-36.

  [8]刘宝剑.关于高中生选择高考科目的调查与思考——以浙江省2014级学生为例[J].教育研究,2015,(10):142-148.

  [9]金心红,龙安邦.减负:高考制度改革的应有目标[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10):51-55.

  [10]刘盾.新高考改革之现实审思与理论分析——以考试科目、次数及赋分方式为重点[J].复旦教育论坛,2017,(3):11-17.

  [11]苗学杰.英国“高考”一年多考政策实施的教训与警示[J].中国教育学刊,2015,(5):91-96.

  [12][15]张雨强,顾慧,张中宁.普通高中生高考选考科目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5所高中首批选考学生为例[J].教育学报,2018,(4):29-38.

  [13]胡金平.三十余年来高考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审视[J].教育学报,2011,(4):19-26.

  [14]王存宽,吕慈仙,杨桂珍.从“总分匹配”到“专业导向”——高考志愿模式的转变对高校专业建设的驱动作用分析[J].教育研究,2016,(6):81-88.

  [16]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zj.gov.cn/art/2017/11/29/art_32431_295370.html,2017-11-29/2018-12-28.

  [17]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科教学指导意见(2014版)》的通知[EB/OL].

  http://www.zjedu.gov.cn/news/26875.html.2018-12-28.

  [18]王睿轲,马鑫,李翔,伍妍.高中毕业班学生高考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国际病理科学与临床杂志,2013,(6):511-514.

  [19]苗学杰.英国大学招生考试“一年多考”的制度设计、社会争论与发展趋势[J].比较教育研究,2015,(4):64-71.

  [20]张卫.关于高考外语科“一年多考”的背景、问题及对策的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6,(7):96-100,49.

  [21]谢杰.重复考试效应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15,(1):35-41.

  [22]周彬.新高考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J].教育学报,2018,(4):22-28.

  [23]樊丽芳,乔志宏.新高考改革倒逼高中强化生涯教育[J].中国教育学刊,2017,(3):67-71,78.

  [24]江珊珊.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的调查分析及教育对策[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8,(5):39-42,46.

  [25]崔海丽.暂缓实施“一科两考”,稳步推进高考改革[J].教育发展研究,2017,(12):30-37.

  [26]俞国良,赵军燕.论学校心理辅导制度建设[J].教育研究,2013,(8):91-94.

  [27]刘宝剑.高中生选择高考科目的因素分析与务实策略[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32):15-17.

作者简介

姓名:张雨强 陆卓涛 贾腾娇 工作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