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高考改革的现实困境及策略选择的案例研究”(2018NTSS05) 

　　新高考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中国期刊网1991年即有以“新高考”为题的研究［1］，将考试科目改革引起的高考模式与秩序的变化称为新高考。本研究中的新高考是指自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以来，按照国家和地方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高考综合改革。考试科目改革是新高考中的重要举措，本文重点关注新高考科目设置的公平性问题。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考试的科目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来说，考试科目逐步减少，从文理分科逐步走向综合。截至目前，我国各省份高考科目设置有“语数外+ 文综或者理综”“语数外+6选3或者7选3”“语数外+1+2”共4种科目组合方式。笔者以浙江和上海等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为例，关注新高考科目设置的公平性问题。公平是指不偏不倚，其本质是合理性，根据不同的维度可以将公平划分为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等。高考公平性是指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合理性，强调程序公平。随着浙江和上海启动高考试点改革，对“新高考”方案的公平性进行前瞻性评估的研究增多，包括国家层面的纲领性文件［2］、全国各省市改革方案［3］、沪浙试点改革方案、英语科目改革方案［4］等。研究者认为，新高考方案致力于从形式公平走向实质公平［5］，致力于建立招生关系主体之间新的公平关系［6］。具体来说，新高考的公平性问题包括招生计划分配的公平性、考试内容的公平性、考试方式的公平性以及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平性4 个方面，其中考试内容的公平性包括考试科目设置和考试命题的公平性等。 

　　考试科目设置的公平性体现在对每个考生的有利性应相对平等，使每个考生都能站在相对平等的起点上参加竞争，不存在文化背景、性别和城乡差别等歧视，不对某些人特别有利而对其他人特别不利。已有文献中对考试科目设置的公平性问题的研究包括: 第一，考试科目改革的公平性问题，比如外语加试听力使得农村考生在高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7］; 第二，考试科目的选择性与公平性的矛盾，如“3+X”科目设置在增加选择的同时，对选择考试难度大的科目的学生不公平; 第三，考试科目的文科偏向，可能会带来隐性的不公平，如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因文化资本的劣势处于不利地位，男生因文化结构的不合理而处于劣势［8］，改革的文科偏向可能会降低理科科目价值［9］等。新高考实施“3+3”科目改革，强调学生选择的多样性，但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同时因为选考科目实施等级赋分制而产生新的公平问题，影响着高考综合改革的走向。 

　　一、研究设计 

　　2017年8月，在浙江省和上海市两地首轮高考录取结束后，笔者运用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对学生、高中校长与教师、高校招生部门管理者、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4类群体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共计132人，其中学生46人，包括刚刚经历高考的大一新生和在读高三学生; 高中校长与教师51人，高中校长来自浙沪两地的优质高中和薄弱高中，高中教师包括语文、数学、外语和各选考科目教师; 高校招生部门管理者21人，涵盖教育部直属院校和地方院校; 教育行政部门与考试部门管理者14人，涵盖省、市、县3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考试机构［10］，访谈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笔者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主要运用MAXQDA 质性分析工具进行3级编码，形成了142个开放编码、38个主轴编码和8个核心编码，然后运用类属分析法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性归纳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新高考公平性的评价维度，考试科目设置的公平性是其中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通过呈现来自不同地点、不同身份的个案的观点进行相互验证，提高研究的效度; 采用录音和受访者提供纸质材料等方式，增强研究的透明性，提高研究的信度。最后，为保护被研究者个人隐私，研究中隐去了所有个案的个人信息，对受访者身份信息进行了编码处理，中学、高校、政府招生管理部门分别以M、U和A加数字的方式表示，仅保留了管理者、教师、学生等身份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