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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课程改革四十年
2019年12月23日 14:43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作者:郭华 字号
关键词:课程改革;思想解放;实验探索;基本经验

内容摘要:课程领域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几乎就是课程改革的四十年。以二十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实验探索课程发展内在规律的阶段与课程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

关键词:课程改革;思想解放;实验探索;基本经验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郭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7

  内容提要:课程领域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几乎就是课程改革的四十年。以二十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实验探索课程发展内在规律的阶段与课程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前一阶段主要以学校的改革探索和国家课程方案的改革调整为主,后一阶段则主要表现为“新课改”的全面展开与反思深化。四十年课程改革有成果也有失误,其间积累沉淀的课程改革基本经验,如实验先行、专家支持、行政力量动员等,具有重要价值。

  关 键 词:课程改革 思想解放 实验探索 基本经验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教学活动机制与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研究”(18YJA880020)。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8)06-0001-08

  一、“两个”二十年:探索与发展

  1.实验探索课程发展内在规律的二十年

  1978年1月18日《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颁发,“规定了中小学的任务、学制、制订了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主学’‘兼学’的安排、活动总量、课程设置等”[1]。标志着被“文革”十年中断的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重新走上正轨。

  1978年至1998年,是课程改革及课程论研究的重建期、探索期,也是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期,为我国的课程改革实践及课程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后二十年课程改革的许多思想和做法都能从这里找到源头和根据。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主要聚焦在课程实践提升与课程理论建设。例如:教育部(国家教委)围绕着国家统一的教学计划(课程计划)、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调整与研制而带动的课程结构改革(从1978年的教学计划至1997年的两省一市高中课改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围绕着教材编写质量提升而带动的课程改革研究,课程论学者对国外课程改革及课程研究的引介评论,学校教育实验改革对课程体系的促动与变革等,都是如此。这一时期,课程理论从实践中来,向着实践改进的目的去,没有众多繁杂的理论流派,但有对真实问题的关注与解决。正是这一时期的改革与研究,为我国新时期课程论的重建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形成了我国课程改革的基本设想、基本方案。

  2.课程改革全面展开的二十年

  1998年至2018年是第二个二十年。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颁布,提出将于2000年初启动“新课改”。2001年6月8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基[2001]17号),“新课改”正式启动。可以说,从1998年底开始,中国的课程改革与课程论研究,虽然延续着前二十年的研究主题与改革实践,但又有所不同,相对自成一体。这后二十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也是教育行政力量全面介入的时期。与前二十年相比,呈现出巨大的变化:课程改革由少数学校的先锋探索实验变为几乎每一所学校的普遍实践;课程语汇由少数学者的专业术语变为每一位校长、教师、教研员的共同话语;课程理论研究从学者的工作转变为学校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转变为以课程创特色的学校行动;课程论研究则进入到多种理论流派交织、争辩的时期。

  这后二十年,是中国课程论获得重要发展的时期,是课程改革由理论到实践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一线教师课程意识增强并转化为自主课程行动的时期。

  二、四十年课程改革的主要历程与关键事件

  改革开放早期,我国学者就对国外课程理论与课程改革多有译介,尤其集中在反映理科课程改革以及如何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上。例如,“英国和美国中学物理课程研究简介”[2]“日本战后中小学的课程改革”[3]“布鲁纳的课程论”[4]等。这与当时我国各领域追求科学技术进步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改革开放以后,教学秩序重上正轨,课程改革成为释放学校活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借鉴国外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来思考我们的课程与课程改革就非常必要。这一时期,引进译介了多部影响我国课程理论研究与教学改革实践的学术著作。如布鲁纳的《教育过程》①、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5]、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6]。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人民教育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外国教育丛书》数十种,其中有影响较大的《中小学课程和教学》(1980年出版);1985年起,人民教育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一套《课程研究丛书》,其中有英、美、日、苏课程论著作,包括丹尼斯·劳顿等的《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比彻姆的《课程理论》[7]等。

  改革开放后第一篇具有启发意义的课程改革译介文章是1979年发表的“西欧北美课程改革的方法”。四十年后回头看,这篇文章似可看作中国四十年课程改革的预测篇。它谈到的课程改革与文化传统、社会风尚以及教育制度的关系,课程改革的实验法与传统法各自的优劣以及对课程改革的深谋远虑的思考,都值得再次温习。例如:“课程改革不是一件孤立的事物。它与一国的文化传统、社会风尚和教育制度密切相关。”[8]“每一个国家的课程改革负责人……要审时度势,衡量课程的内容、结构、教材、教法与使用对象、年级、学校、学制等关系,特别是要衡量可以使用的人力财力和要求达到的目的之间的关系,有选择地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模式进行改革。”[8]“课程的改革,千万‘不要被即兴创作和实用主义所诱惑;一种真正的革新蕴含着深谋远虑的意图,构思清晰的目的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以期带来深刻而持久的改进’。”[8]等等。

  译介国外经验为的是展开自主的改革探索。

  1.教材改革的历程与主题

  教材建设与改革,是课程改革的核心,也可以说是课程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和具体体现。无论是前二十年还是后二十年,教材改革都是绕不过去的重点难点。前二十年,提升教材质量是改革核心,后二十年,“教材多样化”是政策重点。关于教材编写、审定、选用的政策,关于教材地位与价值的认识,关于教材的深度、广度与难度,教材的结构与组织等等问题,都是研究与改革的重点。

  我国教材相当长时期内是“一纲一本”,教材是课程的核心载体和教学的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课程改革,最终落实、体现在教材(课本)上,并依据教材(课本)来反观课程的适切性。教材多样化的研究与探索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开始,到2001年“新课改”开始,“一纲一本”的局面被最终打破。

  1988年,根据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国家教委制订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并经会议讨论后于8月正式颁发。《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范方案》“正式确立了‘一纲多本’及‘多纲多本’的教材改革方向”[9],提出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鼓励各个地方,以及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编写教材。在教材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上体现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层次”。义务教育教材的“8套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作者简介

姓名:郭华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课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教学活动机制与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研究”(18YJA88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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