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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锋等:论我国高考改革的十大困境 ——基于复杂性理论视角
2019年01月16日 11:20 来源:《教育研究与实验》 作者:胡中锋 董标 字号
关键词:高考改革;复杂性;科目设置;教育公平

内容摘要:不宜再用孤立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当前高考存在的问题。应厘清影响高考改革的内外因素,系统探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积极预估相互作用的后续效应。

关键词:高考改革;复杂性;科目设置;教育公平

作者简介:

    原题:论我国高考改革的十大困境

  作者简介:胡中锋,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510006;董标,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510006

  内容提要:文章从复杂系统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视角,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揭示我国高考改革的十大困境:“方针偏离”“性别歧视”“城乡不公”“错科竞争”“钟摆效应”“效度难保”“信度衰减”“难度悖论”“趋中效应”“形同虚设”。文章主张,不宜再用孤立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当前高考存在的问题。应厘清影响高考改革的内外因素,系统探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积极预估相互作用的后续效应。

  关 键 词:高考改革 复杂性 科目设置 教育公平

  标题注释:本研究为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项目“广州市中小学办学质量评价标准研究”(2017-01)的研究成果。

  我国的高考①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有来自管理层指挥导向方面的,也有来自中学具体实施层面的,更有两者交互作用问题。许多因素纵横交错,非常复杂。目前对高考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单因素分析,极少分析多个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1][2]因此提出的解决措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思维,严重影响了高考改革的成效。本文尝试借助复杂性理论,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视角,分析和阐释高考改革困境。以此为基础,提出高考改革中应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一些问题。

  复杂性是20世纪后半叶流行起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复杂性理论已经成为分析诸多复杂系统的方法论选项。复杂系统范式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启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为反思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3]高考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完全可以用复杂性理论,分析和审视其存在的困境和难题。第一,高考制度由大量的单元组成,存在影响高考成败的众多因素。比如,从高考科目设置看,合理性程度、考生选择科目的动机、考生的性别和地域差异等等。所有这些可视因素,连同更多的隐匿因素,或者独自地,或者结合地,影响高考制度的目标达成。第二,高考系统是开放的,存在诸多的外在因素,左右改革成效。比如国家的人才培养目标、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不同专业人才就业的实况和愿景,等等。第三,在特定的条件下,以上所谓可视因素-隐匿因素、内在因素-外在因素,作为高考系统中的常量和变量,实际上都是自变量,存在自相关问题。各自变量之间,必然发生至今不甚明了的相互作用,其作用机理并未完全弄清。第四,变量或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初始启动,系统必有微小变化,并随之扩大、发展,发生质变。这在高考的改革中尤为明显。比如,考生对选考科目的选择,浙江和上海2014级高中生,只选择相对比较容易考得高分的科目,这一现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4]这对学生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结构,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5]第五,高考系统的不同的微小变化,可导致重大差异的结局。比如,在高考科目的组合模式上,浙江模式有35种,上海有20种,学生只要有一科选择不同,结果就完全不同。第六,基于“人”之差异性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新高考”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新高考”更加侧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由于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很多,单因素分析方法难以胜任。这对复杂性理论在高考评价中的运用,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从高考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分析,可见“方针偏离”“性别歧视”“城乡不公”“错科竞争”“钟摆效应”“效度难保”“信度衰减”“难度悖论”“趋中效应”“形同虚设”等困境。试分述之。

  一、品德怯场,隐忍“方针偏离”

  长期以来,“德为首”的教育价值原则是国家意志,但在高考科目设置上,对“德”的重视度仍然有待提高。高考科目长期缺乏对学生品德的测试,偏离了教育方针的初衷。对此,有人给出了冠冕堂皇的解释:品德无法测量或者难以测量,无法操作,因此不能考。这种解释,好像是高考怕品德,又像是品德不能考。事实果真如此吗?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易测性是否为高考科目设置的标准?二是品德究竟是否可测?

  高考科目设置的标准之一是可测性,而非易测性。从测量学的角度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数量,凡是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这也回答了品德究竟是否可测这个问题,因为品德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有其数量表征,因此也是可测的。[7]目前,国际上形成了三种比较典型的测评学生品德的取向:内容取向的测评、形式取向的测评和中层概念测评。这是值得关注、值得加强本土化研究的。[8]其实,从测量学的角度,智是最难测的。迄今为止,专业人士连何为“智”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9]事实上,任何测量都存在误差,不能因为有误差,就否定测量的功用。更不能以品德测量有误差为由,不考品德。

  不考品德,不是一份积极的教育遗产,人们早就感受到它的社会后果并表现得不耐烦。因此,高考究竟如何考“德”,思而得之,起而行之。

  二、核心科目,导致“性别歧视”

  曾几何时,我们把新的核心科目设置成了“语数英”三科。现在似成了“铁律”,无法打破。当初这样做,势必有当初的正当理由。然至今日,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再回头看,核心科目设置的偏差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把英语摆在与母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它极大地拔高了语言能力的权重。新高考模式不分文理科,拔高的权重被再次加码。[10]它的一个直接的不良后果是,男生成为竞争性考试的弱者。这是另外一种性别歧视,目前无法预估这一不良后果的长期效应。

  心理学研究表明,女生的语言能力比男生占明显优势。这种优势,从出生延续到生命终结。男生的数学能力比女生占优势,但这种优势,到一定的年龄阶段才显示出来。男生只占有一科的优势,女生则占两科优势。很明显,核心科目的设置对女生更有利。[10]

  笔者曾以某校2015级新生为例,分析了男女生在高考核心科目上的性别差异,结果见表1。可见,女生的语文和英语高考成绩显著优于男生,而男生只在数学成绩上好于女生,且差异没有女生语文或英语领先男生的大。可见,男生成为高考的弱者。

作者简介

姓名:胡中锋 董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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