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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玉乐等:教材建设40年知识变革的检讨与展望
2019年01月08日 14:57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 作者:靳玉乐 张善超 字号
关键词:教材建设;知识变革;改革开放40年

内容摘要:通过检讨,方向性、科学性、特色性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必然方向。

关键词:教材建设;知识变革;改革开放40年

作者简介:

  原题:教材建设40年:知识变革的检讨与展望

  作者简介:靳玉乐,1966年生,河南邓州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重庆 400715;张善超,1986年生,河南新乡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基于知识变革的视角,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小学教材建设进行检讨发现,教材建设的成就主要有:教材认识与知识嬗变的“循环关照”、教材内容与知识生长的“前后跟进”、教材结构与知识类型的“相互照应”。同时,也存在着知识生长性视角下教材发展的“相对滞后”、知识规范性检视下教材结构的“理法不足”、知识特色性关照下教材建设的“个性欠缺”等问题。通过检讨,方向性、科学性、特色性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必然方向。

  关 键 词:教材建设 知识变革 改革开放40年

  标题注释:重庆市“两江学者”特聘教授资助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8)06-0009-05

  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受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建构主义、人本主义等的影响,知识研究领域出现由传统的学科性、唯一性、静态性、单一性向经验性、多元性、动态性、综合性的转变。2017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指出:“强调应将人文主义价值观作为教育的基础和目的,教育政策更多地关注知识以及创造、获取、认证和使用知识的方式。获取何种知识以及为什么、在何时、何地、如何使用这些知识,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1]教材作为知识的具体化与传播的载体,必然会受到知识变革的影响。因此,从知识变革的视角对教材建设进行检讨,能够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成就与不足,进而为新时代中小学教材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改革开放40年来教材建设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知识的变革,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教材认识与知识嬗变的“循环关照”

  教材的认识即教材建设的领导者、编写者、使用者(特别是教师和学生)对教材的本质、内涵、功能、作用、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同时反映了他们对教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2]传统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实证的知识,[3]是揭示世界“本体”的知识。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和可靠的,只有这种科学知识才是真理性的知识。[3]可见,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具有绝对性、实证性、价值无涉性。特别是在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影响下,我国长期将科学知识同知识画上等号。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教材建设的领导者、编写者在编写教材时严格按照学科的逻辑体系来编写教材。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将教材狭义地理解为教科书,将教材的使用简化为教科书的使用。教材俨然成为具体知识的化身、向学生传递科学知识的手段。自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知识被认为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4]其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开放性、价值性、文化性、境域性、多样性和建构性等特征。[5]在知识变革的影响下,教材建设的领导者、编写者、使用者认为,教材应“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的以及体现人文关怀的意义开放系统,它不仅要能发展学生的认知水平,还要能使学生在实践中发展其多方面的能力。”[6]换言之,随着知识的变革,作为传播知识渠道或手段的教材已从“教学材料”转变为学生建构自我经验的“学材”,如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通过设计开放性的教学过程,综合运用角色扮演、讨论辨析、反思探究等方法,让学生积极表达、善于思考、习得方法、努力践行。[7]

  (二)教材内容与知识生长的“前后跟进”

  杜威曾强调知识即经验,经验是一种发展过程。[8]费尼克斯(Phneis,P)对此十分赞同,他指出意义形成的不同原理也被认为是无限的。[9]因而相对以往被认为是静止的、永恒的知识观被动态性、相对性的知识观所代替,即知识具有生长性。所谓知识的生长性,是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升,使得我们对原有知识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创造出新知识的结果。也就是说,知识的生长性通常表现为对原有知识的进一步认识和新知识的产生两个方面。诚如杜威的评论:知识不是“孤立静止的,具有不断发展转化中的过渡意义”。[10]依照这两个维度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小学教材内容选择进行检讨可知,教材对知识的选取同其变革之间是一种“前后跟进”的关系。从历次教材的编写、修订来看,删除偏、难、旧的内容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例如,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就以“精选、增加、渗透”进行编写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套教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课改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因此,中小学教材建设历来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地将新的知识选入教材。例如,2017年《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就明确强调,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材建设要“迎接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的挑战”,并将“物联网、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纳入教材。可以说,随着知识的增长,我国中小学教材内容的选择也在朝着求新、求实的方向发展。

  (三)教材结构与知识类型的“相互照应”

  随着时代的变革,知识已不再表现为单一性、绝对性,而是具有多元性、相对性。今天,根据不同的标准、立场,知识可以分成不同类型,如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学术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学科知识与生活知识、官方知识与地方知识以及公共知识与个体知识等。[11]简言之,知识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变得如此复杂。以知识结构的复杂性来检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建设可以发现,我国教材结构同知识的基本结构或类型是基本适应的。从学术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维度来看,我国教材在坚持以往以学术知识的逻辑进行教材建设的同时,也极为兼顾实践性知识。例如,某出版社出版的小学1—3年级数学实验教科书在呈现或陈述各章节的基本知识时,还开辟了“看一看”“做一做”“想一想”“议一议”等栏目,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索、交流活动。[12]再从官方知识和地方知识的维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教材建设,在教材的“三级管理”模式的制度下,我国已经编写了一大批既能反映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必修教材,地方、学校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发了一大批地方教材、校本教材。如在民族教材建设方面,云南省已编审出版14个民族18个语种203本新课改民文语言、数学教材,[13]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字小学新课改教科书数量达112万多册[14]。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电子教科书、电子书包等电子教材的出现使得教材结构更加丰富与多元。

作者简介

姓名:靳玉乐 张善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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