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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明 翁伟斌: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发展逻辑 ——以上海为例
2018年10月16日 15:18 来源:《当代教育科学》 作者:刘耀明 翁伟斌 字号
关键词:超大型城市;结构二重性理论;义务教育

内容摘要:文章试运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结合上海市义务教育的基本情况,分析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并认为其旧的逻辑是以资源竞争为主,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共享经济的初露端倪,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的发展逻辑将转变为以分享为主,以竞争为辅。

关键词:超大型城市;结构二重性理论;义务教育

作者简介:

  原标题:结构二重性理论视野下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发展逻辑

  作者简介:刘耀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办教育;翁伟斌,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职业教育

  内容提要:文章试运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结合上海市义务教育的基本情况,分析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并认为其旧的逻辑是以资源竞争为主,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共享经济的初露端倪,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的发展逻辑将转变为以分享为主,以竞争为辅。这就需要进行规则重构,使新的行动成为可能;要通过资源混合配置来使学校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促进学校共同发展;要通过政府和学校的行动创新来促进资源的分享、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最终走向共享教育。

  关 键 词:超大型城市 结构二重性理论 义务教育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重点课题“异地高考政策对超大型城市基础教育的压力研究——以上海市为例”(DGA120221)的研究成果之一。

  超大城市是中国官方划分城市规模的分类之一。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的常住人口分别达到1961.2万人、2301.92万人和1270.19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比分别是36%、39%、38%。[1]作为特大型城市,在人口迁移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教育公共服务面临较大的压力,我国超大型城市一直承担着义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任,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因其资源优势所产生的巨大磁吸效应,使其在享受城镇化进程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又承担着其带来的巨大压力。比如,外来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问题,它使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需要调整其发展的逻辑,以适应新的结构。本文试运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理论,结合上海市义务教育的基本情况,分析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

  一、结构二重性理论之于特大型城市义务教育问题的结构性剖析

  超大型城市本是我国义务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但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其结构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吉登斯的理论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传统社会学中的“结构”与“行动”是二元对立的,吉登斯在对此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他认为,“所有的社会行动都以结构存在为前提,同时,结构也以行动为前提,因为结构依赖于人类行为的规则性”[2]。因此,结构与行动并不对立,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他进一步认为,结构对人的行动具有规约和促动两个作用,就规约来说,人只有遵循一定的结构,行动才能成为可能;同时,结构又需要通过行动来展现,而结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有时还需要通过行动来进行调节或完善,并使新的结构得以产生。结构则是由资源和规则组成,“吉登斯把资源看成是行动者用以完成某种事情的工具或常规要素,视其为权力之源和实施媒介”[3]。他将资源分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是指权力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性资源,而权威性资源是指行动者所拥有的威望和各种社会资本等。规则是指通常做事的程序、惯例以及一些文化性符号等,规则既具有建构性又具有约束性,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延续的规则则逐渐形成了制度。

  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出发,上海市义务教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就是由资源和规则两者所决定的。义务教育公共资源的重要性毋容置疑,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多、常住人口增长较快的上海等超大型城市来说,部分区域和部分类型义务教育公共资源的供给将在较长时期内供不应求,如何增强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差异性供给仍是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而规则既有对资源分配的设计和安排,也有对资源享受者的行动进行规定和控制,它与资源紧密联系,共同决定着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节奏。

  超大型城市教育资源丰富,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大多在本世纪初已领先全国其他区域基本实现了均衡发展。但随着我国开始进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大量流动人口持续涌入超大型城市,其随迁子女需要满足基本的义务教育需求,使超大型城市原有的按户籍人口配置资源的规则体系不适应,原有的均衡结构被动性地被打破,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共资源开始出现区域短缺现象。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户籍人口对优质而有特色的义务教育需求强烈,从而出现了不同人群对不同层次教育资源的需求。而此时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的资源供给侧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除了公办中小学外,民办中小学已经度过艰难的生存期,由弱转强,开始崛起,公办学校一统天下的一元结构也被打破。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新供给与新需求之间如何实现对接,解决超大型城市所面临的义务教育公共资源紧缺的问题,考验着资源分配规则的合理性或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二、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旧的发展逻辑:以资源竞争为主

  在制订新规则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超大型城市义务教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如果从上世纪的改革开放算起,可以将其分为两个结构性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资源单一时代,上世纪90年代到目前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资源多元的时代。

  (一)教育资源单一时代

  教育资源是长期的文明进化和教育实践中所创造积累的教育知识、教育经验、教育技能、教育资产、教育费用、教育制度、教育品牌、教育人格、教育理念、教育设施以及教育领域内外人际关系的总和。在20世纪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前,超大型城市都是以公办学校为单一的资源主体,学校资源虽然比其他地区丰富,但总体有限,义务教育没有普及,也不能完全免费,学生和家长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通过考试竞争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能否获取主要依据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教育结构单一,供给侧数量不够,质量不高。一般学校作为配置性资源,也不能完全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而集中优质的师生建立起来的权威性资源——重点中小学则更是供不应求。资源整体供给不足,而且成分单一,政府仍需要向家长收取一定的费用来解决学校日常运行的需要。

  (二)教育资源多元时代

  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超大型城市的民办教育逐步兴起。比如,上海市于1992年首批成立了5所民办学校,大多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刚创立的民办学校大多条件简陋,师资薄弱,因为她首先解决的是配置性资源不足的问题,为那些无法进入公办学校的“边缘孩子”提供了一种机会和选择,她满足的是老百姓对义务教育的“过度需求”(excess demand)——即公立义务教育资源短缺,不能提供足够的学位来满足需要。于是义务教育单一的计划结构开始出现松动,对增加资源的渴望和无力扩大公办学校的再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迫使政府开始主动调整规则,并降低对学校开办的合法性要求,调动多元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增加对义务教育的资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便是政府主动的制度调整行为。同时,政府自身的角色也开始发生转变,即从计划体制下的结构守护者,开始转化为市场规则下的“能动者”。[4]

作者简介

姓名:刘耀明 翁伟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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