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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敬:中国基础教育发展道路论纲
2017年08月11日 11:23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 作者:黄忠敬 字号

内容摘要:面向未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之路应当确立“三主”(主线、主导、主体)的发展战略,即以“中国特色”为主线,以“政府治理”为主导,以“学校变革”为主体。

关键词:基础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全球-本土;集权-分权;理论-实践

作者简介:

  原标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发展道路论纲

  作者简介:黄忠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教育的变革经历了四条发展道路,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文章结合中国转型社会的特点,确立了全球-本土、集权-分权和理论-实践三维分析框架来考察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道路,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教育变革是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引,以体制变革为先导,以国家政策为主导,以政府职能转型为前提,以学校变革为主体,以渐进的方式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基础教育发展道路。面向未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之路应当确立“三主”(主线、主导、主体)的发展战略,即以“中国特色”为主线,以“政府治理”为主导,以“学校变革”为主体。

  关 键 词:基础教育 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 全球-本土 集权-分权 理论-实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基础教育发展道路研究”(BHA110043)的部分成果。

  研究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教育变革,离不开全球化的语境。本文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下,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特色之路,考察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机制,寻找我国未来教育改革的可能路径。本文研究的问题概括为:(1)从全球来看,各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道路有何不同?(2)如何分析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道路?(3)三十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究竟走过了怎样的道路?(4)中国基础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一、基础教育发展道路的全球视野

  加拿大教育改革研究专家安迪·哈格维夫斯(Andy Hargreaves)和丹尼斯·歇利(Dennis Shirley)在《第四条道路的全球视野》一书中,从历史的纵向视角考察了近四十多年来全球教育变革的四种道路。[1]

  1.第一条道路

  时间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此期西方主导的政治哲学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强调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对未来的计划来控制国民经济,在保证充分就业和社会正义方面国家充当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重点是公立教育,特点是老师在选择课程和课程设计中拥有较高的专业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鼓励团队创新和开放的教学方法,强调儿童中心的学习。

  2.第二条道路

  时间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以英国、美国、智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其发展建立在市场哲学的基础之上,特点是一方面不断加强中央控制,另一方面扩大个人自由和市场选择,以平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张力。

  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英美开始了撒切尔和里根时代,它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选择,走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道路,“效率代替了社会公正”。[2]这一时期,教育变革以消费者为导向,通过特许学校和教育券扩大了消费者(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权,强调家长可以为其子女选择意愿就读的学校,削弱了地方政府在教育供给和管理中的历史作用,剥夺了地方教育当局对教育过程的大部分责任,强化了学校之间的竞争。1988年《教育改革法》规定:学校主要根据他们的学生数得到资助,通过市场来淘汰表现不佳的学校,鼓励新建私立学校,加强全国统一课程和统一考试,加强对教师和教学的监控,强化基于学生成绩的个人绩效评估和薪酬制度。正如英国政策社会学家斯蒂芬·鲍尔(Ball,S.J.)所说:“全国统一课程和全国统一考试为中央控制提供了保障,市场提供了‘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控制模式。”[3]

  3.第三条道路

  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倡导“第三条道路”,它既不同于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等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克服了第二条道路造成的公共机构减少、公共服务下降、福利体系孱弱、教育和医疗不足的弊端,另一方面试图在公共机构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在市场竞争与政府干预之间寻求平衡,同时还激励公共社会和第三部门的积极参与,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

  根据吉登斯的研究,在过去10年-15年里,欧洲有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不怎么成功,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衡量,都没有很好地适应全球化和网络化发展的需要,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与此同时,欧洲的另一些国家却做得很成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如芬兰、挪威、丹麦、冰岛和瑞典等)、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等,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称得上是真正的楷模,为何会出现如此结果?

  首先是这些国家都实行开放型经济,没有从全球化的影响中退缩,同时又建立了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以保证在开放市场的频繁工作更换中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其次,所有成功的国家都重视教育方面的投资。在知识经济社会,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对公民社会来说,教育也显得举足轻重。这些国家不仅提早了幼儿的入学年龄,而且提高了大学的入学率,以及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对年轻人教育的倾斜支持等。最后,这些成功的国家都重视对环境的保护,注意预防型而不是问题解决型的投资,强调积极型福利而不是消极的福利。[4]

  在教育方面,第三条道路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1)明确了教育的道德使命,强调了各种文化、国家与环境的不同;(2)更加重视能力的培养,给教师赋权,给教师创造更多专业发展和相互学习的机会;(3)基于数据的教育决策与学生的学习驱动;(4)在课堂和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拓展信息技术。尽管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政策领导者更倾向于坚持第二条道路,给予市场竞争和标准化优先性,强调测试和私有化,强调外在的问责制,专注于学生的成绩以及教师的绩效工资等。《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更加强化了这种发展道路。相较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第三条道路上走得更稳健一些,它们提供给教师更多的培训、课程资源和额外帮助,增强同伴互助,营造专业学习社区,通过互动和云平台建立交流网络。

  4.第四条道路

  第四条道路主张超越高标准和个人成绩,重视鼓励、全纳和创新性的使命,强调公共和集体责任,是个性化与参与式的教与学,主张能力培养应更强调自我导向的成长与发展,从而实现系统的和可持续发展的优质教育。哈格维夫斯强调:第四条道路是鼓舞与创新,也是责任与可持续之路。……第四条道路结合了政府政策、专业动作与公众参与,围绕在激励人心的社会与教育远景。那是平等、繁荣与创造力的远景,也只存在于更具包容性、安全与人性的世界。[5]

  哈格维夫斯认为,第四条道路是高质量教师忠诚的奉献,建立了具有生命力和自我规范力的专业社群,有能力创造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教育内容。他曾深入研究过芬兰的教育系统,认为芬兰道路最接近第四条道路,因为芬兰道路是专业与民主的路径,是底层与上层结合的路径,是教育与社会互赖的路径。当然,哈格维夫斯也强调指出,第四条道路更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理想的类型”,尽管在现实上可能并不存在,但仍具有意义,它促使教育不断向这个理想目标发展,让我们不断追求更加优质更加公平的教育。

  无须赘叙,教育发展道路并不遵循一个简单的全球节拍,所有发展都具有地方性,因此必须要考虑发展道路在特殊社会、特殊空间和特殊发展阶段的独特性。然而,这并不是说各国之间就没有可比性,不存在所谓的一般规律或共性特征。我们可以从世界上公认的表现优良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发现教育变革的诸多共性。实际上,不少研究成果已经指出了教育发展的诸多共性,至少在如何取得成功上具有共性。美国学者Vivien Stewart在《世界一流教育》中总结了优质教育的如下特征:远景规划与领导力;高的标准;对公平的责任;高水平的教师和领导;教育目标与实践的连贯性与一致性;自上而下管理与自下而上参与的平衡;问责制;学生的动机;全球视野与未来取向。[6]塔克在《超越上海》一书中指出,世界一流的教育应当在教育质量、公平和效率上都是名列前茅的。第一,在提升教育质量上,要有明确的目标,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在教育制度的关键转折点设立门槛制度和国家标准;要有高素质的校长、教师和教师教育,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第二,在促进教育公平上,应在学校财政经费上公平分配,实施综合中学制度。在固定标准的前提下,实施灵活的支持政策。第三,在提升教育效率上,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强力的国家建构能力,要尊重教师的专业自主权,要赋权教师,充分信任教师,保证教育体系内部的协调性、一致性与平衡性。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优秀的师资和教育体系的协调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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