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学 >> 普通教育学
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政府的困境与措施
2016年02月25日 14:15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作者:黄兆信 谈丹 曲小远 字号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政府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黄兆信,温州医科大学社科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谈丹,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曲小远,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浙江 温州 325035)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子女碰到的教育困难,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付出的一种社会成本,但这种社会成本不能也不应该由农民工家庭完全承担。由于教育是社会公共产品,融合教育的发展不能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需要政府履行自身责任,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以解决当前融合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失衡问题。政府作为促进教育融合的中坚力量,要积极建立家庭、学校以及社区联动机制,重视农民工家庭作为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需要。

  关 键 词:农民工 随迁子女 融合教育 政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的隐性课程开发研究”(14YJA880065)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7-0206-06

  2005年,被喻为“移民天堂”的法国发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青年骚乱,扰乱了法国社会的安定发展,给法国社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同时唤醒法国对移民二代教育政策的反思。2011年,被喻为“福利国家”的英国发生青年骚乱,最小参加者年仅11岁。实际上,这两次运动都是青年的一种社会情绪的表达,是移民子女对移民社会不满的释放,是移民子女无法真正融入移民社会,无法得到移民社会承认的暴力表现。

  法国和英国的移民子女骚乱,从某些方面提醒中国未雨绸缪。我国农民工的第二代与法国移民的第二代在某些方面是十分相似的,在我国经济转型条件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群体。2015年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3578万人,增加53万人”。不断壮大的农民工家庭群体的出现,越来越呼唤我国政府要加强对外出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关注和政策支持。

  一、政府在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中的“应为”

  社会融合,最早是由法国学者埃米尔·迪尔凯姆首先提出来的社会学概念。[1]后来,这一概念被用来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研究。当前,我国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就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固有产物,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这一群体如何融入迁入地生活是当前我国社会融合的主要研究内容,开展融合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更好地融入迁入地,促进农民工家庭与迁入地家庭的和谐相处。融合教育的实施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尤其是政府力量。为此,政府必须要主动承担“义务”,大力推进融合教育的实施。

  (一)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是公共产品的一部分,而政府扮演着公共产品的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合理分配公共产品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秉承着“公平至上”的理念,倾向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照顾。而融合教育作为当前教育的一部分,它的提出和实施,就是在“公平”的价值理念前提下进行的。在融合教育的领域范围内,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弱势群体,受户籍限制以及家庭条件的影响,这一部分人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过程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再加上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和力量也相对不足,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往往只能无奈地接受事实。因此,为了实现社会更好的融合,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政策的执行力度,在立足于融合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下,保护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利益,使其在迁入地享受到良好的教育。[2]

  (二)政府是利益的协调者和监督者

  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扮演着利益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进入城市,有56.6%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成为这些行业的主力军,也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但是,农民工的利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尤其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福利权处于社会“冷冻区”,农民工家庭成为这个社会经济转型下的“受伤品”。较低的经济地位成为阻碍农民工家庭社会融合的主要问题,这就要求发挥政府的利益协调者的角色作用,帮助农民工家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地位得到提升之后,有利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更加自信地参与周围环境的活动之中,从而提高城乡居民的互动率,更好地融入社会,也就更有利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的实施。除此以外,当地居民对随迁子女心存偏见,认为他们家庭环境不好,孩子不讲卫生以及素质低下等,从而会影响到自己子女的成长,还认为农民工家庭的“自由意识”会影响到城市的运行规范。这也同样需要政府发挥协调作用,引导当地居民意识,重新树立对农民工家庭的正确认识。

  (三)政府是融合教育环境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融合教育的目的,是让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思想、生活以及学习等方面完全融入当地,从而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融合教育的发展也是社会融合的必然要求,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关系整个社会民族的发展,农民工随迁子女不仅是当前城市文化的参与者,也是未来城市的建设者。但是,在当前的社会中,受我国长期的社会文化积淀影响,国民有一种对社会等级划分的强烈文化心理认同。[3]城市中很多家长基于以前的观点和文化上的观念,在潜意识里存在个人身份的优越感,拒绝承认和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在这个城市的“新公民”身份,对农民工家庭本身就怀有一种“陈见”、“偏见”或者“歧视”的心理。他们认为农民工素质低,家庭环境、教育差,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习成绩差、生活习惯不好等等,最终表现在心理和行为的排斥上,极大地阻碍了城乡群体的社会互动,不利于融合教育的发展。这就要求政府要扮演好融合教育环境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转变当地居民的观念,帮助农民工家庭营造一个较好的融入环境。比如,政府牵头,调动整个社会的宣传力量,对农民工及其子女这个群体进行正面宣传,把农民工家庭的勤劳、朴实形象展现在大众面前,进行去污名化,树立正面形象。[4]

  二、政府在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中的“难为”

  教育是社会公共产品,融合教育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同时需要政府履行自身责任,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以解决当前融合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失衡问题。本文将从融合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结果等方面,分析政府在融合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逐渐增多,迁入地政府压力大

  由《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数量随着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也在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对“教育安置”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虽然以盈利为目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学矛盾,但是社会融合方面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随迁子女数量的不断增长,给迁入地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迁入地适应”问题突出。随迁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务工地,陌生的环境意味着要接触新的地域文化以及风俗习惯,这就使得农民工随迁子女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这个时候最容易迷茫和失去自我,从而可能导致社会犯罪的发生,给迁入地的社会管理带来阻碍。其次,2001年实施的“两为主”政策,表面上为解决随迁子女教育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支持,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以流入地为主”变成“流入地政府全权负责”。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不管是在户籍管理还是在教育经费投入上,迁入地政府面临较大压力。除此以外,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数量日益增多且流动性强,也给相关部门带来了学籍管理和经费核算困难等问题。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入学方面的手续烦琐,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导致农民工家庭对迁入地政府颇有怨言,政府压力大,社会融合步履维艰,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696 64.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