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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对青少年的隐性束缚及其破解
2020年08月10日 09:28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第7期 作者:孔祥渊 字号
2020年08月10日 09:28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第7期 作者:孔祥渊
关键词:意识形态;非理性认同;自觉的个性;回应能力

内容摘要:当前,网络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长期浸泡在网络之中,对网络上的各种信息、观念甚至网络本身形成了一种依赖。

关键词:意识形态;非理性认同;自觉的个性;回应能力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孔祥渊,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协作研究员。

  当前,网络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长期浸泡在网络之中,对网络上的各种信息、观念甚至网络本身形成了一种依赖。从外在表现来看,青少年是依赖于网络,包括网络上的信息及网络技术本身;从内在心理状态而言,青少年实质上是依附于网络,为网络所控制及束缚。某种情况下,这种控制与束缚更多是隐性的。那么,隐性束缚是如何实现的,又应如何破解?这是亟需探究的问题。

  一、意识形态左右下的隐性束缚

  (一)内容偏差导致信息客观性不足

  一些研究者认为,“实在世界”在本体论上存在着三个构成成分: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或者物理状态的世界,包括无机物和有机物,简称世界1;第二世界是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包括主观经验、意识状态和心理状态等,简称世界2;第三世界是思想的客观内容或客观知识的世界,即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它是可能的思想客体的世界,简称世界3。与第三世界类似,信息虽然是基于社会现实的产物,但其由于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难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在日常生活中,典型、常见的意识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政治意识形态,二是商业意识形态。

  第一,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信息客观性不足。为了满足特定宣传的需要,某些政治团体一般会对社会信息进行裁剪,使其符合自己的宣传主张,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既有的社会信息被重新编排,从而产生一定的偏差,进而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对于战俘,美国新闻报道呈现的信息一般为“伊拉克战俘都得到了妥善安排并且状况良好”,而一些国家的媒体则发现美国军队对于战俘存在着“虐囚”的行为并予以报道。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诸如此类的信息及编排方式并不少见。当青少年过分依据该类信息认识社会时,无疑会产生判断上的偏差乃至失误。

  第二,商业意识形态导致信息客观性不足。受到商业意识形态影响的信息,往往含有很多的掺假成分。广告就是一种信息掺假的典型代表。在当前社会中,广告中的掺假主要是将商品与特定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弱化商品本身,凸显其社会意义,进而将该商品隐性地推荐给顾客,并在此过程中型塑人们的价值观念甚至行为方式。可以说,“在许多现代广告中,商品本身已经退隐到广告画面的背景之中,现代广告更多采用抽象的、间接的、写意的诉求风格。广告不再令人惊异兴奋,同时人们的模仿方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在这种商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个体对于社会的认识往往会呈现出商业化的特色。例如,在反复的广告宣传作用下,许多人将孝顺老人简单地等同于送礼,而情感陪伴等则让位于这些礼品。可以说,“看似随机偶然的网络背后是难以看见和看透的资本逻辑与权力法则。……如果我们任由这种数量逻辑、资本逻辑或者群众的‘智慧’来控制我们的注意力,那么我们对世界和真理的理解必然极度受限和扭曲。”

  在多种意识形态的左右下,青少年所接触并相信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可是,对于这些信息,他们却一般认为其是合理的、正确的,甚至唯一的客观真实。由此,他们看似掌握、运用着信息,实质上却是臣服于特定意识形态主导之信息的“石榴裙”下,被网络隐性束缚着。

  (二)让青少年掌握意识形态对信息的影响并具备综合使用信息的能力

  第一,教育者应该让青少年感知到意识形态对于信息的影响,并帮助其了解影响的基本方式。在破解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隐性束缚方面,青少年具备合理的警惕意识是重要的前提。所谓对于信息的合理警惕意识,指的是个体能够充分意识到各种意识形态对于信息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各种信息作出不恰当的判断和回应。在培育这一意识之后,教育者还需要帮助学生了解意识形态影响信息的基本方式,即青少年需要具体了解:意识形态是通过何种基本策略、具体手段等影响信息的。在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可以通过让青少年分析具体信息或者模拟形成特定信息等方式,助其感知意识形态对于信息的影响,了解影响的基本方式。例如,教育者可以搜集关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新闻报道,或者让青少年扮演不同角色描述或报道某一事情/产品,并引导他们思考各种信息所采访的人群及使用的图片、词语、叙述方式等有何差异,这种差异与特定媒体所处的位置、秉持的政治/商业取向有何关系,等等。在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媒介素养教材设计了这样的课程:将学生分为不同的记者小组,给学生提供关于某一事件的诸多材料,让每个小组根据其不同的宗旨与方向撰写新闻稿,并予以交流,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各种价值立场、观念对新闻撰写的影响。

  第二,教育者需要帮助青少年树立、具备综合使用信息的意识和能力。综合使用信息是指个体在认识、处理某一事件时,多方获取、灵活处理、不断生成的一个完整过程。在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可以通过讲解相应的内容体系、引导青少年处理具体信息等方式,培养青少年综合使用信息的意识及能力。在内容体系的讲解方面,教育者需要较为全面地讲授信息使用方面的知识,如信息综合使用的意义与价值、信息的主要类型、信息检索的系统、信息检索的基本方式与主要路径、信息归纳的原则、信息分析的步骤及注意事项、信息生成的手段及方式等。在引导青少年具体处理信息方面,教育者可以就某一特定事件,指导青少年进行信息搜索、整理、分析及合成,并根据其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体现的不足,予以针对性的教育。

  二、群体意见诱导下的隐性束缚

  (一)群体不恰当互动诱发非理性认同

  一般认为,网络构筑了一个较为平等、民主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诸如政治权力等“持久强制性”中心慢慢得以消解,个体由于较少受到外在权力的制约与束缚而较能自由自在地选择与生活,但实际并非如此。各种网络事件显示,虽然原有的权力中心(如政治权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瓦解,但是这不意味着网络中缺乏中心的存在。在网络社会中,或者由特定主体引导,或者是网民在某种观念影响下自发塑造,网络社会中很容易就某一特定事件形成一些力量强大的意见,左右着人们的思考与行为。该种类型的中心虽然不是长期存在,但是在具体事件上却发挥着诱导作用,影响个体的选择。与“持久强制性”中心相对应,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短暂诱导性”中心。

  这种“诱导”实质上是一种“隐性强制”,强制方式有二。第一,简化观念,杜绝思考。这种方式指的是将某些事件或者观念进行“标签”化,并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让人们进行直接选择,杜绝个体的思考。例如,个体为政府辩护甚至捍卫政府相关行为与做法,本身可能蕴含着丰富的意义与价值取向。但一般在网络社会中,辩护者或者捍卫者被简单地称之为“五毛党”。进而,个体对待政府的立场与行为就变成了选择“是否愿意做五毛党”“是否支持五毛党”等。这一过程,简化甚至杜绝了人们对于具体事件的分析与思考,演变成简单的选择。第二,话语打击,精神围攻。在“优势意见”形成后,秉持这一优势意见的群体并没有明确要求他人应该认可、服从这一优势意见。但是,当表现出“异议”时,个体往往会受到话语上的讽刺、挖苦,进而在精神层面受到围攻。例如,当个体由于不同意网友过度非议政府的行为而被贴上“五毛党”的标签之后,这些个体往往会被斥为“政府走狗”而不断地受到各个方面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觉得自己思考错误而选择听从“优势意见”,或者直接放弃自己的想法,服从“优势意见”。由此可见,在“短暂诱导性”中心的影响下,个体也难以或无法进行思考或判断,只能被迫听任“隐性强制”力量的压制与指导,服从相关的意见与看法。

  这些“短暂诱导性”中心的存在,在具有正面价值与意义的同时,也可能产生负面的作用和影响。“在网络社会中,很多网民在激烈的言辞与态度中,容易形成一种非理性的舆论氛围,造成人多势众,给偏激者一种力量感,这些非理性舆论容易在网络群体中形成一种‘优势意见’,通过其感染性而影响整体的认同倾向。”此类认同倾向有时是一种非理性甚至错误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可能在一片欢愉与自由的氛围中受到控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隐性束缚之网。

  (二)让青少年了解微观权力并不断培养其“自觉的个性”

  第一,教育者需要引导青少年了解微观权力的存在及其基本的运作策略。按照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权力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权力与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密切相连,它往往通过显性的、直接的、强硬的方式控制人们;另一种权力则与之不同,它并不必然与暴力机关发生联系,但仍然具有控制作用,它往往运用较为隐性的、间接的、渗透的方式引导并控制人们。如果前者可以称之为“宏观权力”的话,那么,后者则可以被称作“微观权力”。可以说,微观权力是主导网络中群体互动的主要权力类型。此外,在指出社会中存在着微观权力之后,福柯进一步强调:人们不仅要研究谁握有权力,还应该对权力的策略进行探究。所谓权力的策略,指的是权力是如何实现其目标的。

  在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可以聚焦于“话语权的掌握者”“网络群体的互动是如何影响个体/社会/观念的”等主题,选取典型的网络案例,让青少年在阅读、分析这些案例的过程中感知微观权力的存在,总结微观权力的运作方式及策略等。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议题设置非常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大众关心哪些问题,以及如何思考相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教育者可以选取一些新闻、舆论,引导青少年讨论:在一些网络热点、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机构、个体采取了哪些行为(如“网络大V”仅转发某些言论或观点,而回避另外一些报道或事实);在一些网络讨论中,一些试图主导讨论方向的人采取了哪些策略等。

  第二,教育者需要不断提升青少年之“自觉的个性”。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分析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时认为,“自觉的个性”是个体的一种重要心理特征,较为容易受到群体心理的影响,甚至消失。根据勒庞的叙述,“自觉的个性”可以总结为:个体因自身的经历、所处的环境、与他人的互动等原因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专属于个体的自我认知、自我判断、自我选择的心性品质。它包括意识、意志、能力等诸多层面。在勒庞看来,这种个性对于个体在群体中自由、有意识地生活非常重要,原因是: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他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在这种情况下,“自觉的个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避免群体的影响、左右(尤其是指消极的影响或左右)提供某些保障,使个体能够理性、自如地参与群体活动,并在群体中较为健康地生活。

  在当前的教育教学生活中,教育者在尊重和挖掘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培养其独立精神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工作。为更好地应对网络社会中群体互动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教育者需要着眼于并紧紧把握“个体如何在群体互动的影响下具备自我”这一命题,从群体互动的层面引导青少年重新看待群体对于自我个性的影响,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讨论、实践锻炼等形式,对青少年进行引导、教育、提升。例如,教育者可以向青少年呈现网络中群体互动对于个体影响的具体事件,使其意识到“自觉的个性”的意义,进而形成相关的意识;教育者可以根据群体互动的策略,提出个体躲避群体影响的手段,并传授给青少年,使其具备自我判断的能力;教育者还可以根据实际的案例或者日常锻炼,向青少年呈现“勇气”在“自觉的个性”中的位置,并予以培养、磨炼。

  三、网络技术型塑下的隐性束缚

  (一)技术“座架”本质导致个体虚假自由

  按照一些技术哲学研究者的分析,技术并不仅仅是人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也并非完全客观中立。可以说,“每一种技术都是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每一种技术都带有独特的纲要、议程和理论。”对于此,海德格尔有着精妙的分析。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具体而言,现代技术并非单纯的手段,而是对世界的构造,是存在的一种解蔽方式,即展示真理或事物本质的一种方式。因此,现代技术不仅是人的行动,而且是一种强求于人的,人所不能控制、不能突破的无形的驱使力量。人总是囿于技术的视野,技术总是它行动的动机。这种控制、限定,在现代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技术思维方式。这是技术的本质,即“座架”。由此可见,现代技术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影响着个体的日常行为。

  具体到网络技术而言,它作为一种技术,也在不断地型塑着个体,进而对个体产生影响或者控制。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个体的阅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是思维模式等。在阅读方式方面,网页出现之前,个体在阅读文本时一般是采用从头到尾、循序渐进的方式。而在网页出现之后,受到关键词、超链接等因素的影响,个体的阅读方式是“超文本式”的,即并不按照前后顺序,而是跳跃性地进行阅读。与之相应,个体的思维方式也逐渐呈现出片段化、破碎化的特征,很难接受逻辑性、系统性较强的内容。甚至,个体的整个思维模式由于受到网络技术的影响,而变得“电脑化”。形象地说,“当我们越来越依赖电脑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我们自身的智力将被摊平成为人造电脑。”即个体在网络技术的深刻影响下,已经为网络这一技术所控制。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据我猜测,其他人也和我有一样的感受:我相信——用计算机科学家最喜欢的话来说——所发生的是一种‘反馈’。这种‘反馈’通常吞噬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只留下一副空空的躯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忘记独立思考,因为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几乎在每个领域,我们都服从于机器的权威统治。我们的思想会逐渐散逸,逃离我们内在的自我,依附在电脑键盘上。生活被预先精确地确定,人们有对改变命运的无力感。”

  与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相比,技术自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更高的隐蔽性。尤尔根·哈贝马斯对此进行了总结,认为科学技术这种新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较少的意识形态性。具体言之,科技使得意识形态的特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更加隐而不显,它总是以非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使公众难以看到其意识形态的本质。二是更加难以抗拒性。科学技术由于给公众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其本身的生产力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在公众心里科学技术的地位日益重要,仿佛已经成为第二个“上帝”。三是更具辩护性。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为现状和为其本身对人的压制所作的辩护远胜于以往的意识形态。这是技术统治意识所具有的新特点。它不像以往意识形态那样,将压制建立在集体压制之上,而是使人的交往行为与支配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相互分离,并将其非政治化,从而掩盖其对人的交往行为和人的本性的伤害。由于这种方式的非强制性,此时的青少年在诸多方面可能看似自觉主动、无所不能,而实质上却是在外界的指引与控制下,进入被隐性束缚的状态。

  (二)让青少年警醒网络技术的控制方式并具备一定的回应能力

  第一,教育者需要引导青少年感知网络技术的控制,并让他们对此有所警醒。这更多的是理念层面的策略。马丁·海德格尔认为,在促使人们走出技术的驱使方面,我们首先要提醒人们认识到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这是由于,拯救乃植根于并发育于技术本质之中,当危险开始被人们意识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拯救的可能到来。

  在这方面,教育者应该首先让青少年了解到网络技术的“座架”本质,使其对之有着较为清晰的意识,并对网络技术的控制作用有所警醒。这是青少年得以走出隐性束缚状态的重要条件。在这个方面,教育者可以聚焦于“媒介与个体或社会”的关系,呈现媒介尤其是不同媒介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让青少年认识到各种媒介的“座架”本质,进而意识到网络技术的“座架”本质及其影响。例如,教育者可以选取报纸、电视、网络这三种传播媒介,根据已有的材料,梳理各种媒介的特性及其对个体生活所带来的具体影响和改变,让青少年更为感性地了解网络技术所可能产生的控制。

  第二,教育者需要让青少年对网络技术的控制方式有所认识,并对其中的一些经常出现的控制方式有一定的回应能力。这更多的是实践层面的措施。媒介之所以能够影响人们对于世界、他人的认识,是由于“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文本建构规则,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梳理和呈现事实”。事实上,媒介对个体认知信息方式的影响并不止于此。从更为深入的层面讲,它通过重新型塑个体的思维方式、感知世界的形式来影响人们对于信息的认识。因此,“麦克卢汉一次次地强调,研究媒介技术以何种方式塑造人的理解和感知,这是媒介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研究议题。”

  为了缓解或者避免网络技术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教育者需要让青少年具体了解并理解网络技术控制个体的基本特征、主要方式等,并就其所需要的相应能力进行培养。一般情况下,网络技术的各种“规则”及其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网络技术的诸多功能上,并且借助这些功能发挥作用。因此,教育者可以聚焦于网络技术的一些常见、常用功能,分析其如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以及如何控制个体。例如,当前网络的“用户定制”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功能的影响下,个体所接触的信息,更多的是源于个体自己的价值倾向、网页浏览习惯等。换言之,个体所接触的世界,是网络技术依据个体的用户习惯而形成的,这一方面可能有助于个体增强自身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与认同,另一方面,个体则极有可能固守在这个世界中而不自知,理直气壮地“回避”了其他多种可能。在上述的分析、讲解的基础上,教育者需要寻找相关的回应策略,并传递给青少年,让他们具有化解网络技术控制的基本方式、策略等。

  总之,网络的出现,使青少年摆脱了一些束缚,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一些特性,诸如信息生成与传播方式、权力结构与权力运作等方面的因素,网络可能在提升个体自主性的同时,也无形中构建了新的“乌云”,发展出新的束缚力量,削弱了个体的自主性。即网络在促进青少年自主性增长的同时,也极有可能让他们走向一种貌似自主、实则“伪自主”的状态。可以说,“(网络)技术曾经被想当然地当成是拯救力量。但是,希望很快幻灭。过多的信息并没使这些青年人更有判断力,他们经常是新的盲从者。”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青少年由于认识到各种压制却无法反抗,只能“不情愿”地走入相关力量设置的“控制区域”,被动接受束缚。那么,在上述各种因素的隐性诱导或者压制下,网络社会中的青少年则是“自愿”地走进某些控制区域,主动接受束缚。因此,在网络社会中,教育者需要做的仍然是增强个体的自主性,让青少年学会走出隐性束缚这一新的束缚类型。

作者简介

姓名:孔祥渊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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