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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争鸣:研究回顾与展望
2020年07月20日 09:35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4期 作者:平和光 字号
关键词:潘懋元;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适应论

内容摘要:今年是潘懋元先生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40周年,该理论自提出之日起便引发争鸣不断。争鸣主要围绕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法、科学性、立论基础、分类标准、分类方法、表达方式等展开。

关键词:潘懋元;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适应论

作者简介:

  摘要:今年是潘懋元先生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40周年,该理论自提出之日起便引发争鸣不断。争鸣主要围绕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法、科学性、立论基础、分类标准、分类方法、表达方式等展开。这争鸣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一道靓丽风景,理清了争鸣的关键问题,丰富了对教育规律的研究,深化了对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活跃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氛围,但同时也存在基本概念不明确、未产生新的理论观点、未“吃透”对方观点、未形成良性循环、商榷的思维比较固化、缺乏历史考察等不足。未来深入研究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需要深刻理解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的时代背景,需要深化对规律和教育规律的理解和研究,需要争鸣者吃透对方的观点,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需要在加强自身合法性的维护中进行自我批评,需要强化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关注,需要以问题为基点拓展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范畴,需要从社会历史规律和规律的特殊性角度来考察,需要在研究中凸显和确定“人”的立场,需要拓展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关键词:潘懋元;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适应论;学术争鸣;研究综述

  基金项目:2020年度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重点课题“‘十四五’时期吉林省高校分类管理改革推进研究”(JGJX2020B22);2020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博士和青年扶持项目“吉林省高校分类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JGJX2020C82)。 

  作者简介:平和光(1988-),男,江苏丰县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哲学和教育政策研究;长春,130052。

  自198 0年潘懋元先生正式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以来,引发的争鸣就一直不断。例如,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法科学吗,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归类划分的依据能立得住吗,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表述准确吗,高等教育一定是适应的吗?等等。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本质联系,按照规律举办高等教育已成为广泛共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已有40年。这4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主要矛盾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和背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40年前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合法性基础会发生变化吗,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在新时代背景下还需要继续遵循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吗?如果遵循,又该如何运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呢?因此,新时期继续深化上述问题的研究是必要的,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项工作,关系到高等教育实践的根本遵循问题。但创新已有研究和解决相关分歧,前提是应充分了解和把握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研究进展和主要争鸣点。为此,特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40周年之际,同时也是在潘懋元先生从教85周年暨百岁华诞到来之际,对40年来有关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分歧的解决和高等教育规律研究的深化提供支撑。

  一、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及其主要内涵

  1978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不仅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同时也为教育规律的研究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了批判,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适应这一要求和决定,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各个行业皆提出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广大教育工作者也开始反思批判“文革”期间不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给教育带来的极大破坏,大力呼吁要遵循教育规律办教育。例如,余立批判了“文革”期间出现的种种教育谬论[1];教育部理论组提出,要认真总结近30年来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逐步认识和学会按照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来办高等学校[2]。这一阶段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多以反思历史、总结经验为主,对于教育规律的涵义、特征、要求、以及与教育本质等其它教育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虽未实质性地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但又急需开展。在此背景下,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应运而生。

  1980年11月,潘懋元在湖南大学给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院校的校长(院长)教育科学研究班作学术报告时,正式提出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1982年4月,潘懋元给中南地区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讲课时,对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进行了进一步论述。此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在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学讲座》《高等教育学》《潘懋元论高等教育》《潘懋元文集》等著作、以及《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等论文中不断被论述。概括来讲,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核心观点有4点:一是关于教育内部关系规律,主要讲的是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二是关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主要讲的是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及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三是关于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之间的关系,即两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四是关于高等教育适应论,即“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关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基本内涵及其核心观点,笔者已作过全面总结和详细阐述[3],这里不再重复赘述。

  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争鸣及焦点

  40年间,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被许多学者认可和引用,甚至被称为“迄今为止对教育规律宏观体系最深刻、最全面,因而也是最好的概括之一”[4]。但纵览相关研究,几乎都是围绕“争鸣与商榷”展开,研究过程可以从两次高潮展现。

  第一次研究高潮由孙喜亭、孙振东引发。1988年12月,孙喜亭在其撰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理论的形成与教育科学应研究的课题》一文中表示,潘懋元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划分不科学,教育与诸社会现象之间存在本质关系,但不好说是外部联系,教育外部规律表述是不确切的[5](P119);1989年7月,孙喜亭在《教育问题研究概述》一书中重申了其关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看法,并强调教育外部规律若讲“外部”,只能讲“外部现象”和“外部联系[6](P29-30),由此正式引发了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争鸣。1990年10月,马兆掌加入争鸣,认为按照范围对教育规律分类是行不通的[7](P16-20);1990年12月,王道俊、郭文安认为,不能以外部规律来代替教育本身的基本规律[8](P33-40);1991年8月,邢永富认为,只存在事物的内部规律,没有事物的外部规律[9]。1992年10月,程少堂、程少波的加入,使“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争鸣逐渐迈上高潮。程少堂、程少波发表的《“教育的外部规律”说不能成立吗?——对“教育的外部规律”说批评的反批评》一文,对教育的外部规律进行了辩护,并反驳了孙喜亭和邢永富的质疑[10]。1994年9月,孙振东发表《教育规律问题探论》一文,与程少堂进行商榷,并再次表达“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表达方式值得商榷”的观点[11](P64-66)。程少堂分别于1995年11月和1996年3月发表了《再论“教育的内部规律,教育的外部规律”说》和《<教育规律问题探论>之辩驳》[12,13],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科学性再次进行了论证,对孙振东提出的商榷观点进行了反驳。1997年5月,孙喜亭在其出版的《教育问题的理论思考》一书中,再次表达了仍然不赞同“教育外部规律,教育内部规律”的说法[14]。至此,第一次争鸣的高潮告一段落,但在第二次争鸣高潮来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陆续有一些研究者加入讨论。

  第二次研究高潮由展立新、陈学飞引发。2013年1月,展立新、陈学飞发表《理性的视角: 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一文,从理性视角批判了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即高等教育适应论),认为其颠倒了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关系,过于追崇某种实践理性并不惜将其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压制了其他实践理性的发展[15](P95-125)。2013年7月,针对展立新、陈学飞对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质疑,杨德广从六个方面予以一一驳斥,并认为展立新、陈学飞用认知理性否定和取代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不适当的,因为认知理性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和本质[16]。2013年10月,展立新、陈学飞对杨德广的反驳给予了回应,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依据、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高等教育生产力与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辩驳,认为潘懋元误读和误用了一些名著的论断,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是一种误构,是历史误区[17](P150-172)。2013年10月,王洪才发文参与讨论,一方面认为理性视角存在逻辑上的误区,不能因为发展认知理性重要而对实践理性的需要置之不理;另一方面认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也存在软肋,即对“知识的逻辑”论述不足,因此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与理性视角是可以互补的[18]。2013年11月,刘志文、邹晓平发文对展立新、陈学飞进行了反驳,在阐释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内涵、思维方式、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强调“理想视角”简单概念化归类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未充分认识到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人文性、开放性、历史性和包容性[19]。2013年11月,方泽强发文强调,要系统科学理解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并指出展立新、陈学飞对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认识存在误解和偏颇[20]。2014年1月,董立平发论批驳展立新、陈学飞所提出的“从理性分工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再生产活动”这一核心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不是知识生产,不是认知理性,而是人才培养[21]。2014年7月,饶佩发文与展立新、陈学飞商榷,认为他们误读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导致对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批判过度,同时指出理性的视角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是过于理想化[22]。2015年5月,陈学飞再次发文指出,教育外部规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易导致高等教育的被动性和依从性,易导致高等教育的刻板模式和对学生个性的抹杀[23](P1-2)。2015年9月,针对展立新、陈学飞的质疑,杨德广再次发文予以回应,不仅论证了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提出的必然性,并且阐述了认知理性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和核心的观点[24]。2015年5月、2015年11月、2016年10月,刘磊先后三次发文与展立新、陈学飞进行商榷,认为高等教育“适应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规律理论,正确认识高等教育“适应论”必须正确处理好“逻辑性”与“历史性”、“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必须正确区分社会再生产理论和高等教育知识再生产理论,否则就可能会产生对高等教育“适应论”的误读和误构。例如,展立新、陈学飞就存在对文本理解的误读和误构、论据论点支撑性不足、论证方法欠科学性等问题[25-27]。此外,关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其他学者也分别参与了讨论。

  梳理两次争鸣高潮的历程和参与者持有的观点,可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争鸣的焦点总结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对分类方法和分类标准的争鸣。例如,孙喜亭提出教育规律的分类只能看它的作用范围及大小,范围大的叫一般规律,范围窄的叫特殊规律,因此教育规律只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分,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划分是不应该的。同时孙喜亭还认为,规律是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外部只能够是非本质的、不稳定的联系,不能够有外部的本质联系,外部不可能有规律[5](P102)。再例如,马兆掌认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以范围为分类标准,按照此分法会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若把教育划分为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三个范围,又可把教育划分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范围,这两种范围本身就有重叠[7](P16-20)。

  二是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法的争鸣。例如,郝文武认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内部”和“外部”,是相对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不是本质的“内部”和“外部”,概念反复解释易引发不同理解[28]。孙喜亭认为,教育与社会诸现象间的本质联系也是教育内部稳定、固有、深刻的联系,是不是外部联系和规律就不好说了。外部指的是外部的现象和联系,外部的联系并不稳定,它可以反映出规律,但不属于事物的本质联系,所以不是规律,因此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法不确切[6](P29-30)。

  三是对内外部关系规律表达方式的争鸣。例如,孙振东认为,虽然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对于教育规律的全面性给予了重视,教育与社会各要素之间本质和必然联系本来就属于教育规律的应然之义,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说法,容易让人产生“教育有别于社会的另一个领域”的误解,因此这种表达方式值得商榷[11](P64-66)。

  四是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不是教育基本规律的争鸣。例如,王道俊、郭文安认为,建国以来,人们都将“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作为教育的基本规律,尽管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肯定了社会发展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但它们不属于教育内部规律的范畴,也不属于教育基本规律的范畴,只能说是教育外部规律,因此,用发展规律代替教育规律是不正确的,只能将之称为应该遵循的教育外部基本规律[8](P33-40)。

  五是对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基础的争鸣。例如,展立新认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理论基础,但却出现了两个严重偏差:第一个偏差是歪曲了列宁《哲学笔记》中关于规律的原话,尝试把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决定论”改造成“外因绝对论”;第二个偏差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解是机械的,导致错误地把高等教育当作上层建筑来处理,以至于掩盖了高等教育知识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属性;第三个偏差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注意劳动分工理论的了解,严重低估了理论和知识对现实改造的能力[17](P150-172)。

作者简介

姓名:平和光 工作单位: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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