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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状况与中国教育实践:教育终结抑或终身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哲学思考
2019年10月11日 09:07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作者:吴冠军 字号
关键词:教育焦虑;人工智能;终身教育;后人类主义;行动者-网络;先秦教育思想

内容摘要:后人类状况,亦恰恰提供了重新思考教育的哲学契机——教育果真仅仅是一个人类的事业吗?先秦思想潜含着关于教育(终身教育)的一种激进阐述,我们可以通过德勒兹式的哲学阐释将之激活,并从该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教育实践进行批判和革新。

关键词:教育焦虑;人工智能;终身教育;后人类主义;行动者-网络;先秦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教育焦虑”的最深层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的指数级发展正急剧拉高“教育投资”的风险。在正在到来的“后人类状况”下,教育面临两种前景:走向自身终结,抑或走向终身教育。后者并非仅仅指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实践,而且意味着教育实践的激进更新:(1)后人类主义的“行动者-网络框架”,取代进步主义与表征主义的“线性框架”;(2)包含人类与非人类在内的所有行动者彼此触动的“内行动”,取代成人对孩子的单向规训与“吼妈式”知识灌输。进而,后人类状况,亦恰恰提供了重新思考教育的哲学契机——教育果真仅仅是一个人类的事业吗?先秦思想潜含着关于教育(终身教育)的一种激进阐述,我们可以通过德勒兹式的哲学阐释将之激活,并从该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教育实践进行批判和革新。

  关 键 词:教育焦虑 人工智能 终身教育 后人类主义 行动者-网络 先秦教育思想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欧陆前沿思想研究”(2018ECNU-QKT012)。

  一、当代中国“教育焦虑”与后人类未来

  教育,在当代世界各个社会中,都是一个核心的社会性焦点。当代中国尤其如是,就在2017年,“减负”“高考集中营”“吼妈”先后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激起了现象级讨论。中国家长们在下一代教育上的金钱与精力的超强投入,从“天价学区房”“租房陪读”“影子教育”等成为社会性热词就能看出。而同这种投入相伴随的,便是高强度的“教育焦虑”。这种“教育焦虑”,最直接地体现为孩子对学习的焦虑。

  2007年,由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发布的历时3年多涉及全国13个省约1.5万名学生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揭示:当时中学生5个人中就有1个人曾经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4%,而为自杀做过计划的占6.5%(谭萍等,2014)。2014年发表的一项涵盖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大样本(2000-2013年间的153245例)实证研究显示,“青少年中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为17.7%,自杀计划报告率为7.3%,自杀未遂报告率为2.7%”,并且“学习成绩越差,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越高”(董永海等,2014,第535页)。早先一项实证研究也显示,“初中生存在的最严重的焦虑问题是学习焦虑,检出率为49.2%”(曾雪梅,2009,第39页)。《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媒体上关于中小学生自杀的报道共计79例,其中自杀率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攀升,初中最高,高中次之。2017年新春开学之初,上海市三天发生三起初中生跳楼自杀事件,掀动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主要领导提出必须为学生“减负”,并强调要正视如下现象:“孩子们的上课时间、做功课时间,远远多于大人的上班时间。”(孙庆玲,2017;朱珉迕,2017)

  “教育焦虑”并不只是落在孩子这端,家长们自身亦极度焦虑,并且,孩子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家长焦虑的产物,同时亦刺激家长焦虑进一步加剧。2017年12月,人工智能教育平台“阿凡题”基于其线上近亿注册用户与线下近百家实体店用户的调研数据,发布互联网教育大数据报告《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3倍,而91.2%的家长都有过陪孩子写作业的经历,78%的家长每天陪写。陪写作业已成为影响中国家长幸福感的主因:每天上班、陪写作业无缝衔接,使人身心俱疲,并且75.79%的家长和孩子因写作业发生过矛盾(阿凡提,2017)。《东方网》报道:“秉承着‘一陪成学霸,不陪成学渣’的原则,家长们纷纷对孩子进行360度全方位无死角一对一的VIP辅导,可是孩子不自觉、做功课动作慢、思想不集中,而妈妈们‘好好说话’根本没用,讲话一般靠‘吼’,这成为很多家有学生娃家庭晚饭后的常态。”该报道中,精神心理科医师受访时谈到,“家长发现孩子学习压力大、焦虑压抑来医院进行心理疏导,这已成为现在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并且,“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就诊,但自己的焦虑情绪明显比孩子更严重”(刘轶琳等,2017)。换言之,在当代中国“教育焦虑”同时发生在孩子与家长身上,并互相加剧。

  家长的“教育焦虑”,并不仅仅缘于超长时间的陪写作业。发表于2016年的一项关于中国家庭收入与教育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1981-2009年)揭示,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增速大于——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甚至是远大于——家庭收入的增速:“家庭收入每增加1%,城镇和农村家庭的边际教育投入分别增加1.1%和1.48%。”(周红莉等,2016,第47页)①另一项实证研究则显示,在2013年,“家长的月收入每增加1元,每年在每名子女上的教育花费就增加2.442元”(谷宏伟等,2013,第73页)。通过并置这两项实证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近几年来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巨幅增速——可以想见,当下这个数据应该要高于2013年的2.442%。2010年一项关于中国个人教育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揭示:在2002年中国教育投资风险值已“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具有相对低收益、高风险的特征”(刘丽芳,2010,第105页)。十几年后的当下,这个风险值还在蹿升。换言之,中国家庭在下一代教育上的超强投入,并不能在孩子日后的就业收入中获得预期“回报”,而是必须创痛性地面对如下状况:“完成高等教育或仍然面临各种类型失业,或为了就业不得不从事不满意的工作,或获得工作的收入远低于预期,出现了与高等教育投资预期存在较大落差的结果。”(马文武等,2017,第71页)尤其是晚近这些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大学生甚至面临“毕业就失业”的状况。这种日益加剧的“高投入低回报”状况,才是当代中国“教育焦虑”的更深层肇因。

  无可争议的是,当代中国的教-学实践,围绕着以高考为核心的诸级升学考试而展布,而其最终目的,则落在就业上。当代中国家庭在教育上同其收入“不成比例”的巨额投入,事实上被理解成对未来的“投资”。用日常生活用语来说,硬扛高负荷(孩子家长双重高负荷)成为“学霸”为了什么?是为了高考。高考为了什么?是为了进入“名校”以便日后找到好工作。然而问题恰恰在于:高校越来越不能有效帮助毕业生面对各种挑战。这种状况,实质性地导致了当代中国教育投资上的高风险值。对于这个状况之产生,我们可以分析出一组细部的,并有望通过政策调整加以克服的社会肇因,如高校扩招、教育过剩、用人成本变高等。然而,它有两个很难克服的根本性的时代肇因。

  肇因一:知识的迭代更新越来越快,在大学中获得的知识,毕业时已是大多趋于陈旧。当代中国高校的激励模式,致使科研能力强(意味着持续保持自身知识更新)的教师不愿意投精力于教学上;而大量站在教学岗位第一线的教师们的知识结构,往往还停留在他们自己当年的求学期。更关键的是,正如韩愈那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所界定的,“师”的崇高地位,其实是建立在如下哲学预设上:下一代年轻学生所遭遇的“惑”,上一代的师者们是能够用他们的人生视野、知识积累、生命经历来“解”的。然而,在以“加速主义”(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2018)为标签的当代,这个预设已然无法成立。

  当前,大学生在课堂上获取的知识,远远不足以用来应对不断加速变化的社会。快速推陈出新的时代关键词(“共享经济”“区块链”“物联网”……),使得大批高等院校毕业生成为“知识性失业大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罗振宇等人提出了“知识焦虑”这个热词(罗振宇,2016)。极其反讽的是,经历十几年“教育焦虑”最后闯出来的高校毕业生,却仍然深陷于“知识焦虑”。两位当代教育研究者写道:“在农民工与大学生之间,隔着一张学历证书,即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是一种投资。如果毕业即失业,或者低工资就业,则意味着投资失败。那些倾全家之力、举债供读的家庭,如果最后因教返贫,他们难免会怀疑‘知识改变命运’的深义。”(卓光英等,2010,第32页)这个分析的成立前提就是:大学生在学校里所获取的知识,无法为毕业后的人生做好有效准备。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实际上就仅仅变成学历文凭的提供者——农民工和大学生都面临深度的知识贫乏,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手中持有一张敲过章的证书。

  肇因二,也是更根本性的肇因: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快速挤压人类的就业市场。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随即发布由机器人用时25秒自动编写的报道,这篇540字加4张图片的稿件介绍了速报参数、震中地形、人口热力、周边村镇、历史地震等大众普遍关注的内容(杜峰,2017)。25秒内机器人完成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自动写稿的全过程,这个事实意味着:除了深度调查型报道,目前由为数众多记者所承担的面上的“通稿”类报道的写作很快将会被人工智能接替。2016年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出现,2017年阿里巴巴的无人超市也已登陆北京、杭州等大城市,这意味着司机、营业员等职业正在同步走向式微。前些年因其员工频繁自杀而丑闻缠身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富士康,2016年在中国部署了超过4万台机器人,同时裁员6万人(刘玉芳,2016)。人工智能,正在迫使我们进入一种“后人类状况”:在不远的未来,99%的人将变成“无用之人”。甚至连今天还看上去很高大上的医生、律师、股票交易员等职业,人工智能做得都将远远比人好——没有人再会找医生来看病,因为后者比起人工智能医生来,误诊比例高出太多太多(吴冠军,2017)。而根据赫拉利(Yuval Harari)的分析,教师亦正在受到人工智能的尖锐挑战:“Mindojo之类的公司,正在开发互动算法,不只能教授数学、物理、历史,还能同时研究教授对象这个人。这种数字教师会仔细监测我答了什么,花了多长时间。一段时间后,它们就能判断出我个人独特的优缺点,也知道什么能让我精神一振,什么会叫我眼皮下垂。它们可以用最适合我人格类型的方式来教我热力学或几何学,无须担心这种方式是否适合其余99%的学生。这些数字教师永远不会失去耐心,永远不会对我大吼大叫,也永远不会罢工。”(赫拉利,2017,第282页)显然,人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可能达到“数字教师”相同程度的细致、耐心与个性化。至于诸种重复性教学工作(如讲授知识点、批改作业等),人类教师更是无法在质和量上同“数字教师”相比肩。而赫拉利更尖锐的问题是:“都已经有了这样有智慧的计算机程序,我为什么还需要学习热力学或几何学?”(赫拉利,2017,第282页)

作者简介

姓名:吴冠军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欧陆前沿思想研究”(2018ECNU-QKT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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