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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学科起源考辨 ——从低位关注论高位观照
2019年02月01日 10:18 来源:《教育学报》 作者:董标 字号
关键词:教育哲学;罗森克兰兹;教化;《学程大全》;高位观照

内容摘要:主张淡化学科话语模式,聚焦教育教化的根本问题,从低位关注走向高位观照。

关键词:教育哲学;罗森克兰兹;教化;《学程大全》;高位观照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董标(1961- ),男,江苏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理论和教育史研究,E-mail:dbzjue168@hotmail.com。广州 510631

  内容提要:百年前,教育哲学导入我国。这一创举的思想价值和学术贡献,历久弥高,经世而新。但它长期误导了教育哲学学科起源的探究方向,致使美国教育哲学高居与之不配的地位。探源美国教育哲学,特别是罗森克兰兹的《教育学体系》的转运及其意义;回溯欧洲大陆和英伦教育哲学的近代历程,尤其是德国教育哲学悠久的二元化的传统;比照不同教育哲学的生发背景、致知路径、陈述方式和价值期待,展示多维教育哲学;解析学科取向与问题取向在教育哲学中的地位和价值,隐喻教育哲学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气质和气度、任务与目标。主张淡化学科话语模式,聚焦教育教化的根本问题,从低位关注走向高位观照。

  关 键 词:教育哲学 罗森克兰兹 教化 《学程大全》 高位观照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8)03-0003-18

  在教育学形态中,教育哲学是最特殊的。激起情感,启发认知,化育智慧,引领行动。四位一体,无所不至。它的思想魅力和难题挑战,间或触兴动心,不时魂牵梦萦。风云际会,缘情体物。考辨学科起源,推求高位观照。

  一、汉语“教育哲学”百年表述引出问题

  1917年,朱元善发表在《教育杂志》9卷4期上的《台威氏之教育哲学》一文,是笔者在十多年前发现的汉语“教育哲学”一词的首见,现在怀疑它不是最早的“教育哲学”汉语词组。此后三年间,胡适的《实验主义》和《杜威的教育哲学》两文,推进了中国学界对杜威和教育哲学的认知,其中也有余中、高一涵、陶行知等人的贡献。1920年,正二、何葆仁的文章《希腊教育哲学之研究》(《复旦》第9期),虽然不像前几位作者的文章那样广受关注,但回头看,汉语词组“希腊教育哲学”,拓展了教育哲学的空间,开发了教育哲学的时间。它蕴含两个事实判断:教育哲学是普遍存在的,教育哲学的一般价值是超越时空的。二者不是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形成的。从1903年7月到1906年7月,王国维的系列文章,如《哲学辩惑》《论教育之宗旨》《尼采氏之教育观》《汗德之知识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平凡之教育主义》《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等,表明在20世纪初年,二者已为时贤透察。王国维是对“绝妙纯然灵智/卓绝极微纯灵智”最服膺者①,是最不遗余力推介此类教育哲学者。时运不济。对于王国维,刘勰的预判失效。所谓“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文心雕龙·隐秀》),非也。

  范寿康在1921-1923年的论著(德语和汉语)②,特别是他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1933),推出了罗森克兰兹(Johann Karl Friedrich Rosenkranz,通常简写为Karl Rosenkranz,1805-1879):

  他写了一本《系统的教育学》,美国人将它就译作《教育哲学》。这样看来,美国的教育哲学实在等于德国的教育学。[1]

  孟宪承注意到,“自从杜威来华以后,教育哲学的论述,不时出没于教育的书报上。”他放眼欧美,纵横捭阖,主张把教育哲学“当作一门学问研究”,倒没有提及罗氏。对“为什么要研究教育哲学”的问题,孟宪承借用波特的说法,实在高明。“波论”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常讲常新的,是可指导反思当前若干重要动向的:

  近年来教育上科学方法的发展,同时带着对于根本问题的比较的忽视。[2]102-105③

  1927年,陈科美写道:

  罗森克兰兹的《系统教育学》出世,“教育哲学之规模已具,哈立斯译之为《教育哲学》,大致尚云和称也”。[3]

  陈科美说哈立斯(William Torrey Harris,1835-1909)“译”,怕是以讹传讹。他认同把“教育学体系”翻译为“教育哲学”,即,“教育学体系”就是规模初具的教育哲学。他暗示,罗森克兰兹就是教育哲学的开山祖师。这一暗示,不如范寿康所谓“美国的教育哲学”所指稳健,更与20世纪初年王国维等人的开拓性贡献不合。若以陈科美等标识教育哲学的学院建制派,以王国维等表征教育哲学的职场自治派,则,自治派与建制派的关系,令人纠结。纠结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繁荣的潜力,蕴藏其间。

  20世纪30年代,汉语“教育哲学”的书写者和讲述人,队伍庞大。除在本文中述及的,还有更多人士,我们或所知有限,或一无所知。广域的论题,纷呈的章法,化时间为空间,拓边界于一时。30年代的教育哲学,博古通今,汇通中外。高标独立一也,泥沙俱下二也,荒弃已久三也。孟宪承、吴俊升刊发的论著表明,他们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前者拓展“黑格尔的教育哲学”,后者断言:

  教育哲学这个名词,大概最初发生于美国。……这是“教育哲学”这个名词的起源。就Rosenkranz这部著作的原名和内容而言论,乃是“教育学的体系”。以教育哲学来指称教育学的体系,这是[教育哲学]最初的一种意义。[4]

  “教育哲学最初的一种意义”,是一个高妙的表述。它或多或少地触动了“教育哲学具有多种涵义”(内涵)、“教育哲学具有多种形态”(外延)两大预设,蕴含“教育哲学历史悠久”的合理假定。但所谓“最初的”,则未必。建制派是多支的、包容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林砺儒的著作,在不否认美国人对教育哲学的贡献时,更倾向于德国教育哲学:

  1848年德人罗森克兰兹发表Padagogikals System,这个名称也只表明他的教育学理是有系统的,成体系的。而后来美国人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就给它改名为Philosophy of Education(《教育哲学》),教育哲学的名称就自此始。近五十年来,美国学者如Horne,Macvannel,Shreves诸位,都有Philosophy of Education发表,而其实至杜威的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这才成就了划时代的作品。

  林著行文,倚重杜氏之处颇多。在鸟瞰“现代教育学演进”时,实用主义,是唯一专论的德国之外的教育哲学,不过是放在最后的。前五大派别——赫尔巴特教育学,文化学派教育学,新康德派教育学,现象学派教育学——都是德国的。[5]英国、法国等别的国家,像是没有教育哲学似的。

  王国维、孟宪承、林砺儒等,规划了一条起于德国的教育哲学寻根路线。这条路线正确。教育哲学,毕竟是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率先进入大学讲堂的,尽管先贤们并不在意,何时何地,大学给教育哲学划拨一席地盘。还有,试问,哪一位德国哲学家不曾专门从事过(家庭、中学或大学)教学工作,不曾用文字或行动写出教育学的篇章?英美和东亚,则未必然。缺乏教学职业生涯而写出辉煌的教育篇章者,大有人在。不过,林砺儒所谓“教育哲学的名称就自此始”一说,与前述陈科美的“暗示”,一同表明,罗森克兰兹一本在美国的转换,产生了“教育哲学”概念。这是错的。恍惚间,廿年焉。

  前述各位先进,价值立场不同,政治选择各异,建制职场有别。共同兴趣,把他们导向教育哲学且都试图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唯哲学具有这等超凡魅力,唯启蒙肩负如此道义担当。若以对教育哲学的系统性知识贡献大小来估价历史上这精彩一幕(思想时刻或高光时段),则学院建制派遥遥领先。若以深刻的教育哲学洞察力为尺度衡论之,那么,职场自治派的贡献要大得多。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育哲学状态不是光秃秃、白茫茫的,但职场自治派与学院建制派香消玉碎,念着心痛。80年代初,教育哲学起死回生。初始,复原单一教育哲学传统,既是必须的,又是必然的。所谓“必须的”,谓非此不可的;所谓“必然的”,指无以选择的。单一传统,既是原动力,又是阻滞源。渐次感到独木难支之后,转而在“三个面向”中,鼎新革故,成就斐然。在表述“教育哲学”缘起问题上,据考查,海峡两岸学界同仁④,都取得了长足的知识进展,但仍有提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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