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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方法论偏差及症结
2018年10月22日 10:58 来源:《教育研究与实验》 作者:郝德永 字号
关键词:教育改革;矛盾论;经验论;专业本位论;渐进论

内容摘要:改革并不存在绝对正确、唯一适用的方法。任何改革方法如果孤立地、失去限度地使用,都会产生偏差。

关键词:教育改革;矛盾论;经验论;专业本位论;渐进论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郝德永,沈阳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沈阳 110034

  内容提要:改革并不存在绝对正确、唯一适用的方法。任何改革方法如果孤立地、失去限度地使用,都会产生偏差。在我国当代教育改革过程中,对矛盾论、经验论、专业本位论、渐进论等方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片面理解与过度使用问题,使我国教育改革缺乏综合性、整体性、设计性、协同性品质,未能处理好规模与质量、效率与公平、专业逻辑与社会需求、要素突破与整体推进、自由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造成教育发展的失范、失衡与失序现象。重启教育改革,尤其需要解决好方法问题。对改革方法进行改革,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前提与关键。

  关 键 词:教育改革 矛盾论 经验论 专业本位论 渐进论

  标题注释: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方法论研究”(BHA140088)的研究成果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成为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主旋律与最强音。教育领域改革更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自此,教育改革全面启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发了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文件,确定了“三个面向”、优先发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重大教育发展方针与战略,陆续推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教育综合改革、重点学科与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加速发展职业教育等方案与举措,开启了我国教育的黄金发展期,破解了许多影响和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使我国教育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历史性奇迹。教育资源日益丰富,教育体系逐渐完善,受益人口数量大幅度提高,教育层次、能力与水平显著提升。但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教育问题的凸显期和矛盾多发期。教育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使既往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模式“可持续性”问题变得十分突出。诸如基础教育发展中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择校问题、过度追求升学率问题,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社会适应性与符合性品质缺乏问题、核心竞争力不强问题、毕业生就业率下降问题、教育教学质量滑坡问题、发展定位模糊问题,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职业性特点缺乏问题、层次不高与水平低下问题、趋同化问题、人才培养缺乏针对性问题等等,使对教育的社会批评、不满、否定之音越发强烈,甚至出现了“唱衰中国教育”的论调。无疑,这些问题具有复杂的、多方面的制约因素,但教育改革方法论偏差却是根本性与根源性问题。方法论偏差使我国教育改革明显缺乏综合性、整体性、设计性、协同性品质,没能处理好规模与质量、效率与公平、专业逻辑与社会需求、要素突破与整体推进、自由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造成教育发展的失范、失衡与失序现象。具体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方法论偏差突出表现为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局限于“矛盾论”方法,教育改革缺乏系统性规划、整体性推进与治理

  分析、确定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厘清主次抓关键,寻找突破口,突出建设重点,谋求以重点突破引领、带动全局发展。这是我们一贯主张、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无疑,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品质,是我们分析、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沿用矛盾分析方法谋划、推进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教育改革更是突出强调重点领域的突破,使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焦点问题诸如教育机会与条件、教育规模与效率、教育层次与能力等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然而,在破解了诸如机会少、条件差、效率低、能力弱等基础性、基本性问题后,教育改革并没有全面展开,“以点带面”的局面未能如期而至,“以点代面”的状态迟迟未能退场,明显存在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规模扩张与系统性治理脱节现象。

  在改革启动之际以及改革进行当中,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的全面性、系统性方法,要求分层次有序推进。然而,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方法误读与误用问题。对全面性、系统性原则把握与落实不到位、不精确。尤其是将分层次推进误解为单项突破。改革者“老想寻找改革的主要矛盾,并把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似乎重点抓住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由此产生的代价一方面是改革论据的残缺不全状态、改革要素的肢解状态以及改革路径的分化分散状态;另一方面是系统性、支撑性、关联性与后继性改革的缺乏,造成改革重大突破与突出问题如影随形。而只顾重点突破、忽视系统性设计与整体性推进的改革,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突出矛盾是人才短缺问题。对于教育而言,要实现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标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则是教育资源与能力短缺问题。于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以增长—做大、突破—做强作为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与主题,以人才培养数量的突破、人才培养能力的提高作为教育改革的着眼点、突破点与发展的着力点,以扩张规模、提升层次、丰富资源、提高普及率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与关键。与之相伴的是各种事件式、工程性改革,诸如普及义务教育工程、高等教育扩招工程、素质教育工程、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211”工程、“985”工程、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等等。无疑,寻求、确定改革重点与突破点,并无逻辑性与方法性偏失。尤其是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之初,实施工程性教育改革,以突出主要矛盾、聚焦关键问题,明确改革重点,对于开创新局面,实现突破性进展不仅极其必要,而且十分重要。但仅仅停留于工程性改革思维与行动,使教育改革表现为一系列改革“事件”,割裂了教育的完整逻辑、使命、结构与功能,阻碍了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与整体推进。其根本症结在于对矛盾分析法的误读与误用,即对矛盾分析方法理解得还不够准确不够全面、运用得还不够到位与彻底。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方法论偏差之一就在于没能处理好全面、系统改革与单项突破、局部先行的关系。具体地说,我们常常将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的解决视为矛盾分析法的根本立场,只强调重点突破,缺乏对次要矛盾或矛盾次要方面的关注,使重点突破没能带动整体改革。而且,“以点代面”的状态还造成了教育发展中矛盾翻转现象,使次要矛盾翻转为主要矛盾,造成教育改革在解决既有问题的同时不断引发新问题。

  我国当代改革实践表明,“片面强调重点和单项突破,往往造成某些人为的过热和畸形发展,到时还得回头来进行调整,结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1]在改革过程中,主要矛盾、重点问题往往成为广泛关注、关心的热点问题,而对热点问题的过度解决又经常性地固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于是,“热点过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任何过热的改革,都将造成非理性的、片面的行动与结果。对矛盾分析法的误读与误用造成了我国教育改革的理念、价值、思维方式及行动措施等方面的错位、偏离问题,使改革在刻意强化发展硬道理的同时却严重缺乏治理性品质、在持续实现重点突破的同时却一再拖延整体性推进。在我国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虽然不存在整体性过热、过度问题,也没有明显遭遇类似经济建设领域产能过剩与泡沫问题及危机,但却存在明显的数量与规模发展过热、过度现象,造成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与不符合问题,以及社会不满意、不支持问题。具体地说,以数量、规模突破为立足点与主旋律的改革,虽使教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投资驱动、规模引领、硬件主导的大跃进思维与“外围突进”改革路线,使教育发展仅仅局限于外延扩张而忽视了内涵发展,造成了明显的GDP式的发展效应及后遗症。对此,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的结合,很多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教育的GDP而改革。”[2]尽管这一判断不够严谨、客观,但却点中了我国教育改革存在的关键问题及症结所在。

  教育改革无疑要遵循全面性、系统性方法论原则,而且要在改革的任何阶段、任何层面一以贯之。显然,“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作为我们“沿用已久的传统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直在影响着改革蓝图的实施,冲击、抵销着改革的效应。”[1]如今,我国教育发展在质量、结构、模式以及均衡、公平、公正等方面都存在亟待破解与化解的难题与危机。粗放式、增长型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事件式、工程性改革更难以为继。教育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整体性、综合化治理,全面深化改革迫在眉睫。因而,消解片面的“以点代面”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正确理解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是全面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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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郝德永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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