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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治理方式及成效
2018年03月26日 14:23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 作者:王建梁 单丽敏 字号
关键词: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全球教育治理;全民教育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对教育问题愈加关注和重视,全球教育治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关键词: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全球教育治理;全民教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建梁,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省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学生教育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博士;单丽敏,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对教育问题愈加关注和重视,全球教育治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成立于2002年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作为一股新兴力量,通过会议、财政和技术支持以及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教育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全民教育的发展,带动了发展中国家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

  关 键 词: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 全球教育治理 全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7)08-0063-13

  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全球事务对治理的需求从未如此旺盛,而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无法单独回应这种需求,多主体参与的全球治理应运而生。[1]过去几十年,全球治理主要活跃在经济、政治和环境等领域,在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卫生、贫困和难民等问题时,相关学者和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教育治理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有效的全球教育治理将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的进程。

  全球教育治理的参与者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基金会等。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不同参与者所擅长的领域和方式均有所不同,或各自发挥作用,或相互合作,但整体而言行动力量较为分散,缺乏整合。成立于2002年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简称GPE)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为一个伙伴关系组织,GPE汇集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包括受援国(发展中国家)、施援国(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公民社会、教师组织、私营部门和基金会等,为教育多方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整合空间,各方参与者力量得到统整,从而在推动全球教育治理的进程中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

  一、“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的发展历程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和融资平台,鼓励在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教育支持,重点关注全球最贫困、最脆弱的儿童和青少年。[2]GPE最早发端于“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Education for All-Fast Track Initiative,简称FTI),该倡议由世界银行于2002年带头发起,旨在推动教育援助领域的国际合作,这是援助机构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全球合作伙伴计划。2011年,基于多方面因素考量,FTI进行了品牌重塑和结构重组,更名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之后以全新的形象在全民教育和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GPE十几年的发展可以2011年的改组为分界点,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改组前和改组后。

  (一)GPE改组前

  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发起了一场为实现所有儿童、青年以及成人享有基础教育的全球运动;2000年,世界教育论坛提出了六项全民教育目标;同年的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了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简称MDGs),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的创立奠定了基础。面对人类共同的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纷纷将教育纳入到自己的发展议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发展不均衡,且差异显著,因此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采取多主体参与、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的方式。为了整合各方行动力量,有效提高教育援助的国际合作,推进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世界银行于2002年带头发起了“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FTI)。

  成立之初,FTI作为一个国际多边教育援助框架,其宗旨是在施援方与受援国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受援国实行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提高援助有效性。初始目标主要有三个:逐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促进教育政策变革和资源有效利用;加强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对援助资金进行合理分配;完善数据收集,改进数据评估。

  在其发展过程中,FTI先后成立了两个信托基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的教育计划,努力投身于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2005年,FTI获得千年计划、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委员会(World Bank & IMF Development Committee)的支持,同时也在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声望。G8集团的格伦伊格尔斯峰会公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每个FTI选定的国家都能发展其能力,并拥有实施可持续教育战略的必要资源。”[3]施援国政府也发表了强烈声明,支持FTI倡议。尽管GPE动员大量额外资源的能力尚未得到验证,但其在促进施援国在国际层面合作中越来越重要。显然,FTI逐渐成为推动国际教育援助合作的重要机制。

  FTI作为一种新的筹资机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作为中长期教育改革的框架却并不理想。FTI所提出的规范或基准形式的解决方案是从教育系统分析中得出的,有时候难以适应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系统。FTI作为一项全球倡议,很多细节却模糊不清,导致施援国不愿意慷慨解囊。相比于通过FTI进行援助,施援国更倾向于双边援助。FTI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上虽然更近了一步,但仍然不足以应对达喀尔的承诺。据2011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FTI在2009年拨款2.22亿美元,而低收入国家的外部资金缺口高达约160亿美元。[4]面对如此大的资金缺口,FTI的现有机制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免于国际社会的诟病。尤其在2010年的一项中期评估中,FTI因援助未及时到位而受到强烈指责。

  (二)GPE改组后

  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努力,GPE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动全民教育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其自身问题也愈加凸显,于是GPE在2011年进行了重大的结构重组,从原来的“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FTI)更名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

  发展到2011年,“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所面临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一是援助资金匮乏,其二是施援方主导的治理结构影响援助效果,其三是对脆弱国家和地区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够。[5]GPE受援国增加,关注领域扩大,但是能够提供的资金却有限。教育援助中持续的资金鸿沟阻碍了GPE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进程。自其成立以来,GPE被视为一个鼓励施援国通过催化基金支持全民教育发展的多边机制。首先,与预期不同的是,GPE并没有足够深厚的施援方基础,其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其次,GPE治理过于依赖世界银行,且施援国在理事会中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无处发声。此外,冲突和危机使得国家各领域发展停滞不前,教育也不例外,而且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挑战。GPE受援对象的确定要求受援国提供可靠的教育计划,对于脆弱国家而言难以实现。

作者简介

姓名:王建梁 单丽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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