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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习得”的伦理学辩护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参照
2017年08月09日 10:21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李国祥 于洪波 字号

内容摘要:任何社会都试图把儿童培养成具有优秀品格的公民,其结果衍生出诸多有关“品格习得”的伦理学流派。

关键词:“品格习得”;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伦理学辩护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国祥(1975- ),男,甘肃天水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于洪波(1962- ),男,山东烟台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014

  内容提要:任何社会都试图把儿童培养成具有优秀品格的公民,其结果衍生出诸多有关“品格习得”的伦理学流派。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基本参照,通过与其他哲学流派比较分析,可梳理出“品格习得”的基本脉络。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志趋优良的动物。“品格习得”需要以早期习惯之养成为基础,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慎思与反思逐渐形成实践智慧,最终在道德自觉的引领下通过立德修善,获得社会性、趋善性、理性、情感乃至欲望的和谐统一。

  关 键 词:“品格习得”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伦理学辩护

  标题注释: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课题“先秦道家道德谱系及德育镜鉴——以老子为中心的考察”(BOA14002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6)06-0105-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6.009

  在西方,对于儿童“品格习得”的哲学探究最早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习得”(acquisition)一词,乃相对于“学习”(learning)一词而言。前者是指一种置身(exposure)于具体情境中,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而逐步获得优良品格的过程;后者则侧重于有意识的认知,进而获致相关知识的积累。倘若以道德实体的基本立场为始点,那么“习得”这一概念可能会更契合品格形成的基本机制与过程。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伦理学巨著,“品格习得”及其相关问题是其核心议题之一。此后,以“品格习得”为主题的伦理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一直长盛不衰。本文拟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基本参照,通过与西方其他学者有关“品格习得”学说的比较,梳理出“品格习得”的基本内涵及特征,以期为我国当下的道德教育理论及实践提供些许镜鉴。

  一、“普遍善”的伦理学批判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从诸多方面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进行了反思与回应,以此来印证他自己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依旧以其师祖苏格拉底的学理为内在参照,但是从其哲学讨论的基本主题和立场来看,他亦仍然深受柏拉图的影响。①尤其是在有关灵魂的三分法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生活方式的论述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出古希腊三贤在思想体系上的一脉相承,这些论述保持了基本的融合性与连贯性。然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伦理学上的分歧亦不容忽视。首先,与柏拉图长于伦理学之演绎推理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研究则善于采用经验实证法;其次,与柏拉图关注城邦的正义和“哲学王”的智慧等形上之道的“宏大述事”相比,亚里士多德则赋予个体公民在道德实践中的快乐和幸福以重要意义并视其为人类的“本身之善”,其关照形而下个体论用的“日常故事”昭然若揭;再次,柏拉图认为正义和智慧等美德隶属于永恒和普遍的“理念世界”,并且“内烁”于先天的灵魂,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正义和幸福等美德存在于人类短暂的“现世生活”,且“外烁”于力行中庸之道过程中的实践智慧;最后,与柏拉图从城邦和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友谊”的价值相比,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公民之间的相互参照价值作为友谊的最高形式,会成为促使人正确行为的动机。综上可知,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观与柏拉图所认为道德价值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和纯理性的超世俗概念相比,存在着迥然的差别。这种分歧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

  (一)“善”与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关于“普遍善”(universal good)的概念及其在现实中的推演。他认为人类和动物拥有同一和单一的善是荒谬的,为了正确地开启真正的伦理学,“普遍善”这个概念必须被搁浅。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解释道:“我们自然既不是牛,也不是马或其他的动物;因为它们都不能分享高贵的行为。”②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共善”(general good)这个概念,与柏拉图所说的“普遍善”有些类似,但二者的根本旨意却迥然有别。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在具体应用到特定个体的时候,高度重视个体性和相对性。③抑或说,它会周全地考虑时机、场合及周围环境,恰当地做出人我两利的“共善”事功。他认为,品格是一种介于“不及”与“过及”之间的“中庸”,这种观点乍看似乎有些笼统,但是在具体应用中会显示出其自洽的细致与微妙。从道德哲学的视角相比较,“普遍善”的本体论源自永恒不变和周适万物的宇宙,而“共善”的本体论则基于流动不居的世界及其道德个体与之的互动;“普遍善”的认识论来自先验的、既定的、绝对的真理,而“共善”的认识论则来自待验的、未定的、相对的真理;“普遍善”的价值论在于,评判“善”的标准是能否满足且促进政治共同体长远或宏观的目的,而“共善”价值论的评判标准则在于,“善”能否满足且促进道德实体具体或当下的需求和目标。

  “普遍善”的理念被落实到现实政治中的案例,可以从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中的理想主义口号中得以寻见,诸如自由、平等、博爱等。“共善”理念在现实政治中的落地生根,则可以从英美经验主义的渐进历史中有案可稽,诸如私产保护、市场经济、契约规则等。西学东渐伊始尤其是1949年以后,我国无论是意识形态抑或是学术界都深受“普遍善”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代表着“普遍善”的“道德大词”,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积累且难以操作的情况下,以文化或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予以实施。而那些与个体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便于日常操作且易于验证的“共善”之理念,诸如私产保护、市场经济、契约规则等,则被束之高阁。由此而导致的诸多领域的灾难和教训,亟须学术界深入反思和探究。当然,现实生活中对于“共善”之中庸的把握不像是求数学平均数那样准确,它属于一种实践智慧,需要公民社会实践的锤炼和萃取。德性与实践智慧皆关乎人类幸福与(城邦)社会福祉,因而是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焦点。④

  (二)“善”与具体事物

  亚里士多德对“普遍善”的批判,首先从物质实体的优先性入手。他认为,善是由实体、品质和关系构建的,物质在本体论上又优先于品质和关系,其最终的结论是:根本不存在脱离了实体、品质与关系的“普遍善”。如何真正使用“善”这个词,似乎是一个经验实证的论述,尤其是如果把“善”看成是由于实体、品质和关系所造就的产物。该论点与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相契合,人们通常把“善”用于对实体的描述,“善”不仅包括“好”还包括“真”。比如,一个苹果所拥有的颜色、形状和大小。同时,人们也会用“善”来描述关系,比如,和谐的婚姻和亲密的友谊等。事实上,特定的实体被视为一种“善”,也是因为其品质与关系,这就暗示了“善”蕴含在实体、品质与关系中。

  若把这种“善”具体到人类,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答案是:通过培育美德而获取幸福,因为这是专属于人类在展现自我存在意义上的独特生活方式。从这个视角出发,美德的获得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违背天性的。美德可以通过天然秉性去接受它们,并通过习惯和习俗去完善它们。人具有理性思考的冲动,并且善于从理性生活的形式中获得美感、愉快和幸福,从而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理性是人类的本性,理性沉思能给人们带来最高层次的幸福。⑤古希腊伦理学的精髓根植于作为和谐整体的人类天性与个体生命的互相交融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包含社会性、趋善性、理性以及欲望与兽性。⑥“品格习得”的过程需要以早期的习惯养成为基础,在实践中通过慎思与反思逐渐形成实践智慧。最终,在道德自觉的引领下,通过立德修善进而达到社会性、趋善性、理性以及欲望的和谐统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志趋优良的动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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