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卢朝佑(1969-　)，男，江西赣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云南师范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扈中平(1954-　)，男，重庆梁平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31

　　内容提要：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出现解放教育学、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边界教育学、革命的批判教育学、务实的批判教育学、转化教育学、批判生态教育学、三棱镜式批判教育学等不同形态。其形态尽管各不相同，但也有共通之处。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以启蒙和解放为旨趣，通过霸权意识批判、建立厚民主对话、构想教育即解放，追求从被压迫者的非人性化到自由的解放，把人类从各种压迫、异化与贬抑中解放出来，并致力于建立一个确保人的解放的社会。然而它仍然存在陷入批判性话语的困境，缺乏可能性的意义；陷入晦涩空泛，缺乏可操作性；陷入霸权叙述，缺乏差异共享；注重社会正义，忽视生态正义；注重学究偏向，忽视实践取向的理论等局限。

　　关 键 词：批判教育学 英美流派 价值诉求 理论局限

　　批判教育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批判教育学者以独特的方式把教育理论与政治、文化和教育实践等结合起来，发展至今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两个流派：一派具有“盎格鲁－撒克逊”创新性风格的英美流派；另一派则具有“欧陆”保守性风格的德国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批判教育学被许多人作为可行的和充满活力的选择而追捧。[1]在批判教育学的旗帜下，各种理论竞相发展，变成了与时俱进的进步理论的同义词，并被赋予了一种启蒙和解放的使命。就像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批判教育学为教育实践打开了一扇富于批判和解放色彩的希望之窗。

　　“批判学者认为教育不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而是塑造现实的一把锤子。关于教育的批判研究是对政治、权力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批判教育研究已经不再处于现有教育学科的边缘。就当今关于课程、考试、管理、教师培训、教育投资以及几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教育问题之争议而言，它们已从边缘进入中心。”[3]然而，现在批判教育学的地位与这些期望相差甚远。“今天批判教育学面临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当它正被定位在一个看似舒适的位置并且受到很多自由派人士、后殖民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在长串的崇拜者的名称中只列举了少数几个而已)的热烈欢迎时，却被当前情形的秩序所驯化、安抚、甚至被阉割。在不同的标题下，它变得太成功了；然而在批判教育学的旗帜下，它成为驯化、迷失方向或教条主义。正如这个系列的许多作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如今论及‘批判教育学’成为困难之事；在批判教育学的旗帜下为传播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和冲突的教育学中，实际上阐明它们的共同基本要素是相当雄心勃勃之事。”[4]自从它产生以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里，批判教育学遭遇到严厉的批判，甚至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胎死腹中的婴儿”。[5]

　　一、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的形态

　　要给批判教育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非常难的，因为批判教育学非常复杂，也在不断发展。它不是有限的，不是固定的，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被下定义、被理解的。[6]麦克拉伦(McLaren, P.)曾说：“必须强调指出，没有什么唯一的批判教育学。”[7]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批判教育学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批判教育学鼓励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去找到个人发现的魔力。于是，在不同的语境下，批判教育学被认为是“一种理论、一种哲学、一种对现实的看法、一种方法论、一种方法、一个希望、一种许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口号、一种战场上的呐喊声……一个研究领域、一门学科。”[8]下面这些主要来自英美流派不同的批判教育学者的定义、形态，可以有助于说明批判教育学的共同特征，而且也能揭示它们的不同之处。

　　(一)解放教育学

　　保罗·弗莱雷(Freire, P.)提出了由解放的兴趣所引导的批判教育学，将批判教育学描述为挑战我们去进行命名、批判地反思并行动的一个过程。[9]弗莱雷认为：“真正的解放——人性化的过程——不是向人民进行另外一种灌输。解放是一种实践：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对世界采取的行动和反思。”被压迫者教育学要揭示、解释并构想行动策略的内容，正是在从被压迫者的非人性化经过意识化和对话到自由的解放过程中教育的角色。“被压迫者教育学的根基在于为自身解放作斗争的人的教育学。”“被压迫者教育学，作为人道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的教育学，有两个显著的阶段。在第一阶段，被压迫者揭露压迫世界，并通过实践投身于改造世界。在第二阶段，压迫现实已被改造，这种教育学不再属于被压迫者，而成为永久的解放过程中所有人的教育学。”[10]

　　(二)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

　　阿普尔(Apple, M. W.)应用“关系分析”方法提议一种在教育过程中使用的政治和教育策略配方，即叫做“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的配方。[11－12]这就是说在考虑诸如社会平等和公正之类的问题时，要与班级实践和经验的原则进行有序的、批判的互动，同时把它们与“更宽广的社会观点和更大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那些批判教育学者应该与教师、学生和家长的现实世界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他们应该与那些正在为保持“从民主化的教育中获得的收益”而奋斗的人联合起来，“并要保证我们的学校和课程以及学校内的教学实践对种族的、性别的和阶级的语汇反应敏捷”。[13]批判教育者应该在社会运动和相关行动中担任民众的“秘书”(secretaries)，投身于挑战现存不平等关系的“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行动中。

　　(三)边界教育学

　　在吉鲁(Giroux, H. A.)的“边界教育学”[14]中，教师和学生质问并跨越课程中传统的权力、认识论、决策、文化和社会表象的边境(边界)，现有的处于“霸权”的课程边界，既受到挑战又要重新予以界定。在边界教育学中，在不同的机构结构中的不平等、权力、沉默压迫和苦难问题，必须受到挑战。“边界教育学”承认那种侵蚀和重新确定文化、权力和知识不同构造的流动边界，而且把学校教育的概念和教育的广义范畴与争取一种激进民主社会的独立斗争相结合。“边界教育学”的目的是要促成围绕着差异的对话，以达成民主的教育方案。

　　(四)革命的批判教育学

　　麦克拉伦认为，批判教育学是用来辨识并且改造那些形塑人们生命的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方法。批判教育学也是一种方法，用来协助个人认识自己在大社会中的位置，发展出更批判的自我反省能力，它的目的也在于将劳工阶级重新组合，当做从疏离的劳力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股力量。批判教育学不只是局限在学校教室情境的教育学，它也适合一般的公共场域。总而言之，批判教育学并非哀怨地在寻找失去的乌托邦，而是在废土残墟上建立“新世界秩序”，一个建立在人民自由劳力与集体需求上的一种文化、社会生命的解放策略。批判理论家的目标是致力于个人的自我增能和社会转型改革的解放工作。[15]

　　(五)务实的批判教育学

　　康柏(Kanpol, B.)在《批判教育学导论》中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本书就是在尝试使理论务实化以及实务理论化。要为读者提供工具与方法，去“做”批判理论，用非常不同的方法去构想教育、进行批判理论就被人称为批判教育学。他写道：“批判教育学指的是检验的工具与方法，期望借以改变允许不平等与社会不义的学校结构。批判教育学是一种文化的——政治的工具，它严肃地采纳人类差异的说法，特别是当这些差异与种族、阶级和性别有关的时候。在它最激进的意义上，批判教育学寻求让被压迫者不再受到压迫，以共享的批判的语言、抗争的语言与斗争的语言来团结人们，终结各种形式的人类苦难。”[16]

　　(六)转化教育学

　　卡明斯(Cummins)和阿达(Ada)分别将批判教育学描述为转化式教育。转化教育学是批判教育学的另一个名称，是实践批判教育学，它强调教育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与我们的社区联系在一起，从教室开始，延伸到社区等公共领域，然后使生活得到改善，自身或社会转化才能发生。[17]转化教育学把批判教育学的定义聚焦在实践的重要性上，认为批判教育学的基本要素是批判、反思和行动。批判教育学关涉外部世界并朝着一个新的和更美好的世界转化，维护活动的重要性，主张把批判教育学理论变成批判教育学实践。[18]

　　(七)批判生态教育学

　　卡恩(Kahn, R.)指出，批判教育学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与生态扫盲、生态教育学相结合，将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相结合；将生态教育学视作致力于社会和教育变革的全球运动，理解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如何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反对人类中心说的世界观，将生态可持续性融入政治核心与争取自由的教育斗争中。卡恩的批判生态教育学涉及了普遍和平目标、社会环境公正以及物种的生态福祉。[19]

　　(八)三棱镜式批判教育学

　　温克(Wink, J.)认为，批判教育学是个三棱镜，这个三棱镜有一个倾向，它更加注重社会、文化、政治乃至经济状况的细微方面，而且在历史这个广阔的环境中关注这一切。批判教育学使我们有勇气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说出来。批判教育学建立在公正、平等和道德之上。批判教育学驱使我们去观察这世界，驱使我们去观察我们各自在这世界、社区以及教室里所扮演的角色。批判教育学就像一个镜片，能使我们看得更清晰、更带批判性、更加深邃。[20]

　　以上主要列举了有关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的定义、形态，这些定义、形态的多样性(当然远没有全部列出)足以表明：有关批判教育学的所有问题并非都已解决。而且有的批判教育学家的思想难以具体定位到哪一类。如阿普尔，我们恐怕不难察觉，阿普尔的批判教育研究是跨学科或者超越学科界限的——以至于，似乎“任何标签都无法清晰标明阿普尔的身份”。[21]在每一种定义、形态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理论或理论分歧，但也有共通之处。

　　二、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的价值诉求

　　尽管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形态各异，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在“批判”名义下发展起来的批判教育诸流派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针锋相对。当被问起批判教育学的支配一切的目标并且识别其主要目的是什么时，存在着许多答案，诸如民主、解放与转化、批判性思维、社会正义、深刻的学习经验、赋权、批判性回答者、社会意识和活动家、社会变革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等。[22]但启蒙、解放、民主、正义是批判教育学共同关心的主题。吉鲁认为：“现代主义的重点是社会正义、自由、解放和平等。”[23]弗莱雷强调批判教育学的兴趣着眼于人的解放和社会公正、立足于批判意识和民主精神培养的行动取向。麦克拉伦认为，批判理论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要让没有权力的，变得更有能力和权力，以改变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24]康柏认为：“批判教育学者共享着一个坚定信念：要把反思深植于经验当中，而且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把人类从压迫、异化与贬抑中解放出来。”[25]可以认为，霸权意识批判，厚民主对话，教育即解放，把人从各种压抑人的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并致力于建立一个确保人的解放的社会，这是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的价值诉求和共同旨归。

　　(一)霸权意识批判

　　阿普尔指出，研究者必须投身于批判性的分析，用结构论或关系论的观点进行思考，必须把文化分配过程与校外的权力和控制问题联系起来。这样就把政治或经济的要素带进教育研究的中心。要应用“关系分析”方法，公开地关注经济和文化权力与学校之间的联系。阿普尔认为，所谓的批判，首先它是指所说的“关系分析”。也就是说，教育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同对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理解相关以及与对这些关系的抗争联系起来。所以，批判性研究要求你能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教育进行分析，分析它们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

　　批判教育学提醒教育工作者要重新审视权力，以及权力与影响到学校的更大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等根本问题。“批判教育学在质问知识是如何以及为何变成这样的，如何以及为何有些现实结构被主流文化视为合法并被歌颂，而另一些却显然没有。”[26]阿普尔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27]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它击中了课程研究、教育社会学和批判教育研究的中心要害。

　　教育经验受制于非对称的权力关系。葛兰西(Gramsci, A.)认为：“每一种‘霸权’关系必然是一种教育关系。”[28]批判性的再现理论主张，每一种教育关系都必然是一种霸权关系。[29]在一个典型的传统学校环境里，不平等的再生产乃是学校的要务。这种再生产，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霸权者。[30]霸权表达了统治性社会群体的话语优势。它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主宰控制，使另一个群体边缘化和保持沉默。霸权概念表明了权力、不平等和话语的相互交叉。在群体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中以及在分享民主制范围之内存在着“差异”，这一观点在意识形态上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单纯的；它是权力差异的较量，使某种话语享有特权，而让其他的话语沉默。[31]

　　霸权充盈着教育机构，批判理论家们已经分析了在课程中、在研究实践中、在教科书的设计和营销实践中、在管理教学中以及在重新定义教师作用的实践中的这些关系。霸权关系在学校语言和教材中被反映的方式尤其突出。“隐性课程”或“暗示教育学”的概念具有了再现确定等级的文化资本的隐性功能。[32]

　　现实中同样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霸权协调体”，即阿普尔所描述的“右翼联盟”。这个联盟部分的成功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对“平等”这个社会目标的理解，作为“自由的”消费者的公民已经代替了在社会结构中衍生的统治关系中的公民概念。“社会效能”成为意识形态建构，学校成为以工厂模式运作的生产基地，经济的意识形态残害了学校理应具备的民主意涵，在社会效能的掩饰下，学校变成经济分化的产物。[33]同时，它进一步强化了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导致受压制群体的更趋边缘化。这样，所谓的共同利益就被市场、自由竞争、私人所有权和利润所规范。从本质上讲，学校知识为商业组织的经济利益服务，自由和民主不再是民主的概念而是商业的概念，民主被降格为消费行为。[34]面对这种教育情境，“你站在谁的一边？”[35]

　　(二)“厚民主”对话

　　阿普尔和比恩(Beane, J. A.)提出了“厚民主”的学校教育实践。“厚民主”旨在将教师、社区和社会活动家等众多的教育利益相关者动员起来，积极地、民主地、持续地、有效地参与到教育改革中来，将学校从一个等待改革的与世隔绝的机构改造成为一个与人们日常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机构。[36]阿罗诺维茨(Aronowitz, S.)和吉鲁依据“公共哲学”思想提出了“学校是民主的公共领域”的思想。[37]民主的公共领域包括诸如学校、政治组织、教会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网络，它们通过辩论、对话和意见的交换而帮助建构民主的原则和社会实践。教育者需要把学校界定为公共领域，在其中，大众参与和民主政治的动力都可以作为争取激进民主国家这种斗争的组成部分来培育。就是说，激进教育者需要把学校合法化为一种民主的公共领域，合法化为在建构积极的公民中提供根本的公共服务的场所，以维护它们在保持社会的民主性和公民的批判性方面的中心地位。关于学校教育的分析，应主要着眼于它的培养公民文化素养、公民的参与和道德勇气的潜能方面。[38]吉鲁基于“差异哲学”思想提出了“边界教育学”的观点。边界教育学专注于发展一种民主的公共哲学，这种哲学把差异的概念当作为提高公共生活质量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组成部分。边界教育学必须承担双层任务：不仅要创造新的知识目的，而且要揭示植根于基本制度结构的不平等、权力和人类苦难。[39]

　　“厚民主”对话从宏观上提出要建立广泛的主体间性的“厚民主”对话和交流；提出要跨越边界，重新界定我们关于社会、语言、空间和可能性的传统认识，进入广泛的文化和政治的考察之中。从微观上，师生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的、平等的、主体问性的对话关系。弗莱雷认为：“学生——不再是温顺的聆听者——现在是与教师的对话中的批判的共同探讨者。”“在人性化的教育学中，革命领袖与被压迫者建立了永久的对话关系。在人性化的教育学中，方法不再是老师(这里指革命领袖)借以操纵学生(这里指被压迫者)的手段，因为它体现了学生自己的意识。”[40]批判理论家寻求“一个共同体之内的平等者之间对话的和教学参与的读写能力的过程，具有平等和解放特征的社会关系，反映了对人的信任和尊重的价值”。在教育过程中，只有通过一种让我们控制情境的批判反思，我们才能一直走向一种信任的情境，即一种交流没有被扭曲、每个参与者都有平等的话语权的情境。[41]

　　批判教育包含转化而不是再现。学生和学校都朝一种用真正的交流来衡量的解放的情境转化。理想的教育情境服务于衡量从再现的、霸权的和独裁的结构向一种参与对话的教育过程的转变，在对话中超越有系统的扭曲的交流，是一种远离被霸权扭曲的教育情境。[42]合作是对话行动的一个特征——对话行动只存在于主体间——合作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实现。对话行动理论并不包含一个靠征服来进行统治的主体和一个被统治的客体。相反，各个主体一起命名世界，以改造世界。教师不再仅仅是授业者，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教师本身也得到教益，学生在被教的同时反过来也在教育教师，他们合作起来共同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的论点不再有效；为了起作用，权威必须支持自由，而不是反对自由。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世界为中介，旨在命名世界。[43]

　　(三)教育即解放

　　通过运用批判教育学的策略能够让我们远离被霸权扭曲的教育情境。解放的兴趣正是批判教育学的出发点。批判的方式是解放兴趣所统治的，哈贝马斯(Habermas, J.)称之为自我反思。即通过对自我反省与批判意识的追求达到自治与责任心的形成。批判反思的目的就是促进获得解放。批判教育学被用来作为一种洞察虚假意识、揭露我们信仰体系的意识形态本质、增进没有扭曲的交流的从而达到一种解放的合意。一种批判反思的方法可能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转变。[44]从被压迫者的非人性化到自由的解放过程中，正确的方法在于对话。被压迫者相信他们必须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不是革命领袖赋予的恩赐，而是自身意识化的结果。[45]“教育是反对一切压迫形式，培养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有社会责任心、能动自主的人的活动。”这就是批判教育学。[46]

　　批判意识的培育有助于主体意识觉醒，增加转化和创新精神，致力于“能够独立使用自己理性”的成年状态。弗莱雷揭示了在从被压迫者的非人性化到自由的解放过程中教育的角色，强调人民的批判意识的觉醒。“批判意识的觉醒为表达社会不满开辟了道路，这恰恰是因为这些不满是一种压迫处境的真正组成部分。”他把批判意识比喻为“文化解放的发动机”。这可用“意识化”来表达，“意识化”是指学会认识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并针对现实因素采取行动。意识化并不使人产生“破坏性的狂热”，相反，通过使人有可能作为负责任的主体进入历史进程。意识化是寻找自我肯定。[47]通过持续不断的对话，唤醒人民的批判意识，让人民成为历史过程的主体，正是弗莱雷教育哲学的旨趣之所在。

　　在培育批判意识中，教师的角色起着关键作用。吉鲁认为：“教师应被视为具有自主知能、批判意识及负有教育使命的转化性知识分子和公众的知识分子”，“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必须承担下列使命：把教学看做一种解放实践；把学校建设为民主的公共领域；复兴由共享的进步价值所构成的社区；以及促进一种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民主命令相联系的公众的公共话语。”[48]阿普尔和韦恩·欧(Wayne Au)认为，批判者有必要成为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提出的“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同时，他们有必要参与其中并为围绕弗雷泽(Fraser, N.)所倡导的斗争和运动(“再分配的政治”和“承认的政治”)提供个人认为成熟的建议。

　　批判教育学通过对教育的政治维度的发现，要求教育承担起启蒙的责任，把人从束缚自己的各种条件中解放出来，发展教育研究者和教育者及受教育者一种批判的意愿和能力，进而致力于一个不断走向美好的社会。无论启蒙还是解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批判的意愿和能力的培养。离开了这种意愿和能力的培养，所谓解放便是没有着落的东西，是遥不可及的、僵死的共相，但是没有解放，批判便失去了方向，变成了无意义的怀疑主义。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启蒙、解放，而解放就其不断完成这一点上，它就是批判。因此，批判、启蒙和解放是统一的。[49]

　　批判教育学的精神追求就是改变学校实践中的各种不平等和压迫关系，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把人类从压迫和异化中解放出来，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促进社会民主的持续进展。批判教育学者的目标就应该致力于此。“批判教育学者共享着一个坚定信念：如果要把反思深植于经验当中，而且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把人类从压迫、异化与贬抑中解放出来，那么，作为批判教育学者，在面对一个长期以来依据社会效能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社会体系时，至少在教育方面的论说，就要认真地担起这份令人敬畏的挑战。”[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