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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知觉、抑郁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纵向中介模型
2020年08月06日 10:19 来源:《心理科学》2019年第3期 作者:张莉 薛香娟 赵景欣 字号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歧视知觉;学业成绩;抑郁;纵向研究

内容摘要:学业成绩既可以直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又能通过抑郁间接影响其歧视知觉。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歧视知觉;学业成绩;抑郁;纵向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莉,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济南 250014);薛香娟,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250014);赵景欣(通讯作者)(jlngxinzhao@126.com),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250014)

  内容提要:采用间隔1年的追踪研究设计,对1147名农村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双向关系以及抑郁的纵向中介作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学业成绩显著负向预测农村留守儿童随后的歧视知觉,而歧视知觉不能显著预测随后的学业成绩;(2)抑郁在学业成绩和歧视知觉之间起着纵向中介作用。学业成绩既可以直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又能通过抑郁间接影响其歧视知觉。

  关 键 词:农村留守儿童 歧视知觉 学业成绩 抑郁 纵向研究

  标题注释:本研究得到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青年基金项目(CBA130126)和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15CM032)的资助。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90311

  1 问题提出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弱势群体。父母外出打工,亲子亲情和父母监管的相对缺失使他们在生活中容易体验到歧视(申继亮,胡心怡,刘霞,2009)。歧视知觉是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身份而受到有区别或不公正的对待,既可以表现为外在的行为,也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或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等(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感受到了“留守”带来的歧视(申继亮等,2009;苏志强,张大均,邵景进,2015),且双亲外出儿童的歧视知觉水平高于父亲外出儿童(傅王倩,张磊,王达,2016)。

  歧视知觉是个体发展的重要压力源,会对个体的学业成绩产生不利影响。大量横断研究表明,知觉到歧视的儿童缺乏好奇心、坚持性,自我效能感不高,经常逃学,课堂表现差等,这些均对其学业成绩带来不良影响(Berkel et al.,2010;Komarraju & Nadler,2013);但也有研究表明学业成绩是影响个体歧视知觉的重要因素(张光珍,姜宁,梁宗保,邓慧华,2016;Benner & Kim,2009)。在我国,获得较高的学业成绩是学龄儿童的重要任务之一(Zhang,Chen,Yu,Wang,& Nurmi,2015),学业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受到教师的表扬、同伴的尊重,相反则容易受到他人的忽视、拒绝乃至歧视(张连云,2013;Phillipson & Phillipson,2007)。目前,较少的横断研究探讨了农村留守儿童歧视知觉对情绪适应和问题行为的影响,尚缺乏歧视知觉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且已有横断研究难以从本质上揭示歧视知觉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社会适应间的关系。因此,有必要采用追踪研究设计,探讨农村留守儿童歧视知觉与学业成绩的双向作用关系。

  抑郁是个体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是青少年期最常见的情绪问题之一(张文新,2002)。根据习得性无助理论(Ruggiero & Taylor,1997),歧视知觉使个体感觉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主要受自身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影响,进而感到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随之出现沮丧、失落等情绪,最终导致抑郁。在抑郁情绪的影响下,个体的认知功能受到损害(Dozois & Westra,2004),进而影响其学业成绩。研究发现,歧视知觉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English,Lambert,& Ialongo,2016),抑郁显著负向预测其学业成绩(Hishinuma,Chang,McArdle,& Hamagami,2012),且抑郁在歧视知觉与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English,Lambert,& Ialongo,2016)。本研究拟探讨抑郁在农村留守儿童歧视知觉和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双重失败模型(Patterson & Stoolmiller,1991),学业成绩和社交失败作为个体负性生活经验的主要来源,都会引发抑郁情绪。同时,根据抑郁的认知理论(Beck,1976),抑郁个体的消极图式使他们在信息加工时产生认知偏差,因而容易产生歧视知觉。所以个体的学业成绩也可能通过抑郁间接影响歧视知觉。如Huang(2015)的研究发现,学业成绩显著负向预测抑郁;Potochnick,Perreira和Fuligni(2012)的研究发现,抑郁与歧视知觉显著正相关。可以推测,抑郁在学业成绩与歧视知觉起中介作用。本研究拟对抑郁在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歧视知觉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此外,上述模型的适用性可能因留守类型和性别而异。一方面,双亲外出和父亲外出是常见的留守类型(赵景欣,刘霞,张文新,2013),与双亲外出儿童相比,父亲外出的儿童因为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得到的情感支持和指导较多。研究发现,与父亲外出儿童相比,双亲外出儿童的歧视知觉对其适应的不利影响更大(赵景欣,杨萍,马金玲,黄翠翠,2016)。另一方面,Seaton,Caldwell,Sellers和Jackson(2010)的研究发现,与男生相比,有歧视知觉经历的女生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失调,且纵向研究表明抑郁和学业成绩之间的双向预测关系仅适用于女生群体(Verboom,Sijtsema,Verhulst,Penninx,& Ormel,2014)。由此预期,歧视知觉、抑郁和学业成绩之间的纵向关系存在留守类型和性别差异。

  综上,研究拟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分别建构交叉滞后模型和纵向中介模型,探讨农村留守儿童歧视知觉和学业成绩的双向关系,以及抑郁的纵向中介作用,并比较两个模型的性别和留守类别差异。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歧视知觉、学习成绩均显著相关(苏志强等,2015;Park,Byun,& Kim,2011),将其作为协变量控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某省5个乡镇的初一、初二年级农村留守儿童。第一次测查()发放问卷1256份,回收率100%。排除项目缺失严重、父母离异、智力障碍儿童的问卷以及母亲外出儿童问卷(比例为3.1%),有效问卷1147份,有效率91.3%。其中,双亲外出儿童428人(37.3%),父亲外出儿童719人(62.7%),女生517人(45.1%),男生630人(54.9%)。半年后,原被试中94.33%(1082人)的学生参与了第二次测查(T2),一年后,原被试中85.4%(980人)的学生参与了第三次测查(T3)。追踪期间,被试年龄在10到1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2.94岁。对参与全部测查的被试与参与第一次测查的被试在歧视知觉、抑郁和学业成绩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歧视知觉和抑郁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s<1.14,ps>.05);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t(2124)=-2.25,p<.05),第一次测查时被试的学业成绩更低。由于本研究样本较大,流失率较低,且仅在单个变量上存在差异,因此能对变量间的纵向关系做出较为准确的估计(Nguyen,Kim,Weiss,Ngo,& Lau,2018)。

  2.2 研究工具

  2.2.1 歧视知觉

  采用申继亮等(2009)修订的歧视知觉问卷测查歧视知觉。问卷分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两个维度,共6个项目,个体歧视知觉维度3个项目,如,“我觉得自己被别人看不起”;群体歧视知觉维度3个项目,如,“总体上,我觉得家庭情况像我一样的学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至5代表“完全符合”。所有项目的均分作为歧视知觉得分,分值越高表明被试的歧视知觉水平越高。本研究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83和.87。

  2.2.2 抑郁

  采用Kovacs(1992)编制,俞大维和李旭(2000)修订的儿童抑郁量表(中文版)测评抑郁。量表共27个项目,采用3点计分,1代表“我偶尔不高兴”至3代表“我总是不高兴”。本研究三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85,.86和.84。

  2.2.3 学业成绩

  以每次测量时学生最近一次的期中(或期末)考试中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学科的成绩作为其学业成绩指标,考试成绩在每所学校各年级内进行标准化。

  2.2.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由其知觉的家庭经济压力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合成(赵景欣,刘霞,2010)。采用Shek(2003)编制的当前经济压力量表测评家庭经济压力,量表包括4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1代表“从来不能支付”至4代表“总是能够支付”。量表在已被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赵景欣等,2010)。本研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61。父母受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5个等级,并依次赋值为1~5分。计算家庭经济压力与父母受教育程度两个指标上均分的总均分,分数越高,表明SES越高。

  2.3 施测程序

  征得教师及儿童监护人的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一年施测三次,每次间隔半年。第一次和第三次测量歧视知觉、抑郁和学业成绩;第二次测量抑郁。在歧视知觉测查前,让被试完成下面题目用于被试识别所属群体,即“你的父母亲是否外出打工”,且在施测过程中,主试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将“家庭情况”解释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施测安排在自习课,每班由2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每次施测大约40分钟,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为保证三次测查时被试处于同一状态,避开期中、期末等重大考试期间及前后两周,选择寒暑假开学约一个月进行施测。

  2.4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分别对3次施测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3次测量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总数依次为7、6、6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依次为7.35%、6.48%、8.34%,均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3次测量共同方法偏差均不显著。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村留守儿童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分别以歧视知觉、抑郁和学业成绩为因变量,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变量,留守类别和性别为被试间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歧视知觉、抑郁和学业成绩测量时间的主效应均显著(F(1,1002)=21.11,=.02,F(2,980)=17.73,=.04,F(1,1127)=32.56,=.03,ps<.001)。事后分析发现,T1歧视知觉水平显著高于T3歧视知觉水平;T1抑郁水平均高于T2和T3抑郁水平,T3抑郁水平高于T2抑郁水平;T1学业成绩显著高于T3学业成绩;留守类别和性别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变量上留守类别与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相关分析表明,无论在同一时间点上还是不同时间点上,歧视知觉、抑郁、学业成绩三个变量两两之间显著相关。

  3.2 农村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和学业成绩的交叉滞后分析

  以相关分析为基础,构建交叉滞后模型,考察歧视知觉与学业成绩的双向关系(见图1)。由于该模型属饱和模型,即所有待估计的参数正好等于协方差矩阵中的元素,自由度为0,因此不再估计其拟合指数,仅关注其路径系数(Steeger & Gondoli,2013)。图1表明,控制SES后,T1学业成绩显著负向预测T3歧视知觉(β=-.07,p<.05),但T1歧视知觉不能显著预测T3学业成绩(β=.004,p>.05)。该模型对T3歧视知觉变异的解释率为19%。

  分别以留守类型、性别分组,采用Wald卡方检验模型进行多组比较,考察图1所示变量关系的留守类型和性别差异。首先,建立非限制模型。结果表明,控制SES后,双亲外出儿童和父亲外出儿童、男生和女生的未限制模型拟合均良好。其次,建立限制模型。在限制图1的两条路径系数等同后(T1学业成绩→T3歧视知觉,T1歧视知觉→T3学业成绩),与非限制模型相比无差异(Wald =.59,Wald =1.13,ps>.05),说明学业成绩和歧视知觉相互预测的路径系数不存在留守类别和性别差异。

  3.3 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在歧视知觉与学业成绩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采用路径分析,检验抑郁在歧视知觉与学业成绩双向关系中的纵向中介模型。结果表明,控制SES后,各拟合指数良好,=53.514,df=7,CFI=.988,TLI=.952,RMSEA=.076,SRMR=.024。T1学业成绩显著预测T2抑郁,T2抑郁显著预测T3歧视知觉;T1歧视知觉显著预测T2抑郁,但T2抑郁不能预测T3学业成绩(见图2)。Bootstrap检验发现:T2抑郁在T1学业成绩与T3歧视知觉间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29,-.001],表明T2抑郁在T1学业成绩与T3歧视知觉间存在中介作用;该模型对T3歧视知觉变异的解释率为25%。T2抑郁在T1歧视知觉与T3学业成绩间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8,.000],表明T2抑郁在T1歧视知觉与T3学业成绩间不存在中介作用。

  图1 歧视知觉和学业成绩之间关系的交叉滞后模型

  注:实线为显著路径,虚线为不显著路径,SES作为协变量;不显著路径及协变量统一不显示,下同。

  图2 各变量之间关系的纵向中介模型

  分别以留守类型、性别分组,采用Wald卡方检验模型进行多组比较,考察图2变量关系的留守类型和性别差异。首先,建立非限制模型,结果表明,控制SES后,双亲外出和父亲外出,男生和女生的非限制模型拟合均良好。其次,建立限制模型。限制图2的四条中介路径系数(T1学业成绩→T2抑郁;T1歧视知觉-T2抑郁;T2抑郁→T3学业成绩;T2抑郁→T3歧视知觉)等同后,限制模型与非限制模型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留守类别:Wald =2.02,p>.05;性别:Wald =2.64,p>.05);然后,检验模型中两条纵向中介路径的差异状况,发现不存在留守类别差异(Wald =.05,p>.05;Wald =.67,p>.05)和性别差异(Wald =.00,p>.05;Wald =.02,p>.05)。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先前的学业成绩能预测随后的歧视知觉,但先前的歧视知觉不能预测随后的学业成绩,这与国外研究结果不一致(Benner & Kim,2009)。原因如下:一是研究被试的差异,国外研究主要以少数族裔儿童为被试,本研究被试是农村留守儿童,被试所处社会环境、教育、生活经历等差异可能使变量间的关系不同。二是在中西文化中,学业成绩对儿童的意义不同。与西方文化相比,学业成绩对我国儿童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Zhang et al.,2015),学业成绩的好坏也常被视为教师业绩和家长“面子”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与美国家长相比,孩子在学校表现的好坏与我国家长自尊的关联更强(Nguyen,Kim,Weiss,Ngo,& Lau,2018)。学习成绩优秀的儿童经常得到教师的表扬以及同学的尊重,学业成绩较差的儿童往往被认为是丢脸的,更易受到周围人的拒绝乃至歧视(Phillipson & Phillipson,2007)。在高度重视学业成绩的初中阶段,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不良,往往被贴上“没有父母管”或“问题儿童”的标签,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歧视知觉。此外,由于学业成绩对于我国学生的重要意义,初中生都知道学习的重要价值所在,农村初中生更是如此(Zhang et al.,2015);在农村中学较为严格的作息制度以及教师的监管下,集中学习时间较长,且学生很少有逃学的机会。在这一背景下,歧视知觉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可能被削弱甚至消失。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和歧视知觉水平均不断下降,且本研究发现先前学业成绩对随后歧视知觉的预测能力较小。这说明仍有其他因素在降低歧视知觉或学业成绩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在学业成绩和歧视知觉之间起纵向中介作用,即学业成绩能通过抑郁间接影响歧视知觉,但歧视知觉不能通过抑郁间接影响学业成绩。这拓展了以往研究中关于学业成绩、抑郁与歧视知觉之间关系的认识(Huang,2015;Potochnick et al.,2012)。学业不良是青少年群体中重要的负性生活事件,也是引发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冯正直,张大均,汪凤,2005)。农村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遇到学业问题时不能及时得到父母的支持、安慰和鼓励,这增加了他们抑郁的可能性。长期的抑郁容易导致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认知图式,使他们对所经历的生活事件产生认知偏差,尤其关注事情的消极方面,从而更容易体验到歧视知觉(Beck,1976)。

  此外,本研究发现,学业成绩与歧视知觉的双向关系以及抑郁的纵向中介作用不存在留守类别和性别差异,说明无论是双亲外出儿童还是父亲外出儿童、留守男生还是留守女生,他们在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上具有相似性。这可能与本研究不同留守类型、性别的个体在歧视知觉、抑郁和学业成绩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有关,这与有些研究结果一致(赵景欣等,2016;Bennett,Ambrosini,Kudes,Metz,& Rabinovich,2005)。也可能因为学业成绩对我国儿童及其家庭非同一般,使其对抑郁乃至歧视知觉的影响不受留守类别与性别的调节。然而,从已有研究看(English et al.,2016),歧视知觉、抑郁和学业成绩关系的留守类别和性别差异上尚存在一定的分歧,有待进一步研究。今后研究还可以把歧视知觉作为一般性压力,将非留守儿童作为对照组,开展歧视知觉、学习成绩和抑郁三者之间纵向作用机制的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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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张莉 薛香娟 赵景欣 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课题: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青年基金项目(CBA130126)和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15CM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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