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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的心理基础:心智模式与集体思维
2019年10月25日 09:43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周作宇 字号
关键词:大学治理;心智模式;集体思维

内容摘要:心智模式和思维风格在治理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将个体心智模式和集体决策模式联系起来,从大学的组织特性切入,探寻大学治理的心理基础,是寻求对现实治理问题的解释,以期获得解决方案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大学治理;心智模式;集体思维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作宇,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心智模式和思维风格在治理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将个体心智模式和集体决策模式联系起来,从大学的组织特性切入,探寻大学治理的心理基础,是寻求对现实治理问题的解释,以期获得解决方案的有益尝试。具体做法是通过引入内部他人和外部他人以及知的错觉的观察视角,将乔哈里窗、集体思维模式和组织决策加以整合,将对话与共识度作为两个维度建立坐标,形成四大类集体思维模式:防卫型(低对话—低共识)、放任型(高对话—低共识)、专断型(低对话—高共识)、高效型(高对话—高共识)。四种类型在特定大学都只存在一定的“影子”,不能完全一对一匹配。不过其中的“高效型决策模式”因为承认并且有意识消除错觉,正视并且吸收分歧意见的合理成分,直面并且充分利用冲突的积极力量,保证各种声音都能自由发出并被认真听取,最后形成特定内外部情境下的最佳方案,因而是建立在个体心智模式基础上集体决策的最理想的类型,也是大学决策最值得追求的理想类型。

  关 键 词:大学治理 决策 心智模式 集体思维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的纪律建设、德治礼序和权力配置协调机制研究”(15JZD04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2-0023-15

  我国学者对大学治理的研究多和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相关联。关于大学制度的研究多关注以章程精神为代表的成文规则和秩序。新制度主义将信念、习俗、规则等因素引入制度分析,包括不成文的和非正式制度在内的制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高词频概念。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在总结了制度的三种含义后,提出制度是内生规则的命题,强调制度是博弈规则,也是博弈均衡,凸显了制度安排的动力学特征①。对制度的动态观察,凸显人的能动性特征,是制度分析的重要路径。在大学制度研究中,有的学者注意到了文化的重要影响,从文化取向论及大学制度②。与制度研究比较,大学治理的研究多注重治理结构和机制③。治理过程中人和组织的互动问题,特别是治理参与者的心理基础问题,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大学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学过程,涉及制度、文化、领导力等诸多面相。决策关乎组织各个层面的生存与发展,是治理的核心内容。决策受内外环境的制约,决策参与者个体是始发点,是决策的原点,也是治理的原点。个体的心智模式影响集体的互动频度和深度,也影响决策的速度和质量,进而影响大学整体治理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穿过治理结构之网,触及个体的心智模式,才有可能寻得进路。学界对大学治理有多种理想类型的建构,如学者社区、官僚机构、政治系统等。任何理想类型对于现实问题具有有限的理论解释力。当触及组织内部真实的治理情境,单一模式的解释力都显局限。将个体心智模式和集体决策模式联系起来,从大学的组织特性切入,探寻大学治理的心理基础,是寻求对现实治理问题的解释,以期获得解决方案的有益尝试。

  一、大学组织特性:一般与特殊

  对任何组织而言,决策都是关涉组织建设发展的重要治理内容。决策是治理的核心功能。战略规划、重大工程的建设方案、改革措施、业务拓展或收缩、年度计划和资源配置等诸多议程,需要经过组织不同层面主体的议决,是组织决策的重大内容。无论怎样的治理结构,组织决策都是一种集体行为。即使在个人专断的组织中,决策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参与决策的个体因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同、代表利益不同、心智模式不同、思维风格不同,在决策过程中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认识主张。因此,决策过程中的认识冲突和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这些冲突既有可能是个体内在的思想斗争,也有可能是人际的外在冲突。矛盾的化解和冲突的解决,或者是经过充分辩论获得认识一致的结果,或者是权力平衡彼此让步妥协的产物。在各类决策场合,个体的心智模式和思维风格,具有方向定位的坐标作用,是大学治理的心理基础。大学组织特性和个体心智模式是影响大学治理的两个一般性要件。二者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的联系。大学组织特性不是完全客观地“摆在那里的事实”,它和人们对大学组织特性的体验、理解、认识、期望分不开。所有关于大学组织特性的总结概括,都经过了人们的归纳或演绎。没有纯粹的、天然的、独立于人们的认识存在的组织特性。组织特性是可以描述的,但是其意义取决于人们的解释和说明。可以想见,在决策过程中,特别是关乎大学的重要和重大决策中,当事人对大学组织特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每个大学都是独特的。没有两所大学全等,甚至也难谈相似。即使同一所大学,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很不相同的气质和性格。这既受大学外部环境的影响,也由大学成员的独特性所决定。大学成员的个体特性,在一定程度上看乃是大学组织特殊性的根源。组织是大学组织的上位概念,大学组织尽管因其特殊而独树一帜,但是仍然具有组织的一般特性。在外部控制和内部模仿的情况下,大学在形式上表现出普遍的趋同性,也存在迪马乔和鲍威尔(Paul J.DiMaggio,Walter W.Powell)等提出的同构性(isomorphism)④。组织创建的实践与人类社会性群体活动相伴生,可以上溯到千万年前。从王朝更迭到人类奇迹的制作,无不体现出组织的存在和作用。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的集体生活,无不打着组织的印记。中国先秦以降的思想家不乏治国理政的宝训,古希腊哲人及后来的西方思想家所作涉及理想国和社会契约的经典著述至今仍有咀嚼的筋道。虽然组织的思想和组织的活动一样有漫长历史,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组织研究还十分年轻。根据威廉姆·斯达巴克(William H.Starbuck)的研究⑤,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对组织的特征进行概括。19世纪50年代之后,陆续出现零星论述。20世纪40年代偶有关涉组织的理论著述。不过,组织研究的真正盛行从1960年前后开始。描述组织的路径和角度不同,对组织的理论建构也就有所不同。摩根(Gareth Morgan)应用隐喻的方式,对组织的“意象”从“机器”、“有机体”“大脑”“文化”到“政治系统”做过五大假设的总结⑥,使人们看到在同一个“组织”旗号下的不同组织面相。尽管不同派别对组织的定义各有侧重,难求定义严格,但劳动的分工与协调,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巴纳德(Chester Barnard)、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马奇(James March)和西蒙(Herbert Simon)等对组织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巴纳德从人性的角度分析经理人的职能,将正式组织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构成的协作系统⑦。明茨伯格指出:“每一项人类活动,从制作壶罐到载人登月,都有两种最为基本并且相互对应的要求:一方面是劳动分工,另一方面是劳动协作。组织结构可定义为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各种方式的总体”⑧。马奇和西蒙的经典著作《组织》对组织的定义是“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