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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刚等:新生主观社会地位与抑郁
2017年08月22日 10:16 来源:《心理发展与教育》 作者:程刚 张大均 等 字号

内容摘要:入学后主观社会地位的下滑速度能有效预测新生抑郁水平的上升速度。

关键词:大学新生;主观社会地位;抑郁;过渡期;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

作者简介:

  原标题:大学新生主观社会地位与抑郁的变化轨迹:一项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

  作者简介:程刚,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贵阳 550001),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张大均(通讯作者)(E-mail:zhangdj@swu.edu.cn),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肖友琴,贵阳市防震减灾服务中心(贵阳 550001);关雨生,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陈艳红,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在全国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共抽取了7所高校的1983名新生,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四次追踪测试。使用潜变量增长模型建模,分别考察了新生主观社会地位和抑郁的变化轨迹,并就两者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新生入学后四个月内:(1)主观社会地位呈阶段化线性增长,其起始水平和第一阶段的增长速度存在显著个体间差异;(2)抑郁呈二次方增长,其起始水平和增长速度存在显著个体间差异;(3)入学后主观社会地位的下滑速度能有效预测新生抑郁水平的上升速度。研究基于情绪压制理论,对主观社会地位与抑郁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 键 词:大学新生 主观社会地位 抑郁 过渡期 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3YJC190003)。

  分类号:B844

  1 问题提出

  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水平较差,其中如抑郁之类的内化情绪问题尤为突出(Dixon & Kurpius,2008;Dyson & Renk,2006)。在美国约有50%的大学生报告在大一时开始经历严重的抑郁(Furr,Westefeld,McConnell,& Jenkins,2001),另外大学新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同龄的非学生样本(Adlaf,Gliksman,Demers,& Newton-Taylor,2001),同时也高于非大一学生(Bayram & Bilgel,2008)。而在我国,新生抑郁症状的总检出率也高达41.4%(杨槐,陈奕,仇宇,2013);同时有元分析显示,在2003-2012的10年间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吴洪辉,廖友国,2013)。

  鉴于新生抑郁水平较高,且是一种跨文化普遍存在的现象,对其形成机制和变化过程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有研究来看,研究者们大多将其归结为过渡期的应激反应(Besser & Zeigler-Hill,2014;Dawson & Pooley,2013;李永鑫,周广亚,2008),认为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变化(Pittman & Richmond,2008;杨钋,毛丹,2013),以及来自家人与教师的社会支持减少等(Dawson & Pooley,2013),是其形成的原因。

  虽然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生抑郁情绪增多的原因,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尚不能解释,为什么与那些未能考上大学、走上社会的同龄人相比,大学新生的抑郁水平会更高(Adlaf et al.,2001;刘晓芸,李雪松,2013)。因为通常来说,从学校步入社会,可能会面对更多地变化与压力。此外,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大多是横向研究,尚未对大学新生的抑郁变化轨迹进行过描述,因此对其变化过程也知之甚少。

  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心理学(Social class psychology)研究的兴起,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作为个体对其在社会等级中所处位置的主观知觉与判断(Jackman & Jackman,1973),它与心理健康间的密切关系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在SSS与抑郁的关系上,众多研究发现SSS对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Destin,Richman,Varner,& Mandara,2012;周春燕,郭永玉,2013)。与此同时,Kraus,Adler,& Chen(2013)还发现,激活如抑郁、羞耻之类的负性情绪,不会影响个体对自身SSS的评价;但SSS却会通过抑郁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

  为何低SSS群体抑郁情绪较多?Langner,Epel,Matthews,Moskowitz,& Adler(2012)基于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情绪压制理论(Emotion suppression)用以解释该现象。该理论认为,在群体里当个体地位较低、权力较弱时,如果他表现出类似于愤怒这样的情绪,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Tiedens,Ellsworth,& Mesquita,2002),低社会地位群体会被鼓励去压制或隐藏其真实态度(Frank & Thomas,2003),约束其行为反应(Tiedens & Fragale,2003)。他们通过压制其负性情绪表达,可以减少因负性情绪表露而招致高社会地位群体攻击与惩罚的可能性(Keltner,Gruenfeld,& Anderson,2003)。因此,Langner等(2012)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当个体知觉到的SSS较低时,出于回避和减少冲突的需要,他们会较多地压制其负性情绪表达,从而导致了如抑郁之类的内化情绪增多。

  情绪压制理论的提出,为探寻新生抑郁情绪增多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近年来有关大学生SSS的研究发现,新生的SSS会明显低于高年级大学生(程刚,陈艳红,关雨生,张大均,2015)。研究者们认为,这是由于新生刚经历了高校择优录取的筛选过程,能进入大学的学生通常在中学时表现较为优异;这也就意味着,新生在大学里所面临的地位竞争会显著高于中学,此时就可能产生负性对比效应(The negative contrast effects),从而导致其SSS下滑,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状况(程刚等,2015)。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推测新生抑郁情绪增多,可能部分源自其SSS下降。为了验证该假设,本研究决定采用纵向追踪的方式对此展开研究。之所以选择追踪研究,其原因在于:首先,根据Anderson,John,Keltner和Kring(2001)对美国大学生寝室社会地位形成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社会地位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其中男大学生在新群体中的地位确立约需两周左右的时间,而女大学生的群体社会地位会在四个月内稳定下来;其次,根据Langner等(2012)提出的情绪压制理论,抑郁情绪增加是在个体SSS下降之后才开始的,两者间并非同步关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唯有采用纵向研究,才能准确揭示新生SSS与抑郁间的动态变化关系。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对2013年秋季入学的大学新生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四次追踪测试,并就测试结果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odel,LGM)来考察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考察新生在第一学期SSS的变化趋势与特征;(2)考察新生在第一学期抑郁情绪的变化趋势与特征;(3)考察新生SSS下滑能否预测其抑郁水平上升。

  2 方法

  2.1被试

  研究数据源自一项关于大学生社会地位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系统研究。样本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分别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7所全日制本科院校(其中“211”院校2所,二本院校5所)中选取。研究历时4个月,共对2013级新生进行了4次测试。其中第1次测试安排在新生入学后l周内,即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参与本研究的班级在册人数为2135人,其中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愿意参加后续测试的人数为2096人,参与率为98%;收回有效问卷1983份,有效率为95%,其中男生971人(49%),女生1012人(51%),平均年龄18.9岁(SD=1.02岁)。随后3次测试,分别采用间隔4周集中测试1次的方式进行,由于请假或缺席等原因,第2,3,4次测试分别流失被试121、197和185人。

  对存在流失情况和持续参加测试的被试,进行卡方及t检验后表明,在性别(=1.90,ns),首次测试年龄(t(1981)=-0.96,ns)、SSS得分(t(1981)=-0.23,ns)和抑郁得分(t(1981)=0.89,ns)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本研究的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

  2.2 工具

  2.2.1 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问卷

  采用程刚等(2015)编制的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问卷来测量新生入学后SSS水平变化。该问卷共有7项指标,使用10级木梯评分。被试在7个项目上的总分越高,代表其SSS越高;对该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7个项目在单维结构上的拟合指标良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的四次测试中,其α系数分别为0.79,0.83,0.81和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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