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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关系:歧视知觉的中介作用
2015年09月06日 09:28 来源:《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年第2期 作者:苏志强 张大均 邵景进 字号

内容摘要:本研究旨在考察歧视知觉(包括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542名10~18岁留守儿童参加了本次调查,测量工具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三个指标: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量表,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自尊量表和问题行为量表。结果发现:(1)留守儿童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会适应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2)相对于个体歧视知觉,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3)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中介模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高群体歧视知觉的男生比同类别的女生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问题。

关键词:留守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社会适应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苏志强,张大均(E-mail:zhangdj@swu.edu.cn),邵景进,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本研究旨在考察歧视知觉(包括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542名10~18岁留守儿童参加了本次调查,测量工具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三个指标: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量表,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自尊量表和问题行为量表。结果发现:(1)留守儿童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会适应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2)相对于个体歧视知觉,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3)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中介模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高群体歧视知觉的男生比同类别的女生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问题。

  关 键 词:留守儿童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个体歧视知觉 群体歧视知觉 社会适应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西部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基于父母参与的视角(EBA120330)。

  1 引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到城市中,但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许多小学初中儿童被迫“留守”在农村家庭,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未成年孩子(赵景欣,刘霞,申继亮,2008)。目前在中国,依照教育部公布的《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留守儿童共计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

  1.1 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指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人们期望的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群体相适应的发展标准的程度(王建平,李董平,张卫,2010)。现有研究对其的评估主要涉及行为、情绪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纪林芹,陈亮,徐夫真等人,2011)。国内的许多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要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郝振,崔丽娟,2007),比如其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喻永婷,张富昌,2010),而消极情感、状态焦虑水平(刘正奎,高文斌,王婷等人,2007)、问题行为检出率(李南,费忠化,郭立燕等人,2013)要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自身一个显著的外在特点就是其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这也是造成其父母进城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经济地位指根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财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的层级排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10)。许多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会严重妨碍青少年发展(Huston & Bentley,2010; Bradley & Corwyn,2002)。低水平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Reiss,2013),包括焦虑(McLaughlin et al.,2011)、抑郁(Aneshensel,2009)等心理问题;且处于低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外在行为上更容易出现抽烟、酗酒,具有更多攻击性等问题行为(Qi & Kaiser,2003; Elovainio,Kivimki,Kortteinen,& Tuomikoski,2001)。布郎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家庭环境系统理论的重要一环(桑标,席居哲,2005)。对不同类型农村儿童的家庭生态系统状况分析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会经济状况要显著低于普通儿童(李晓巍,刘艳,屈智勇,2010)。因而考证留守儿童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和社会适应

  歧视知觉是相对于客观歧视现象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性别、种族、出生地区或者户口身份等)而受到有区别的对待,这种对待可以表现为实际的行为动作,也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等(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Pascoe & Richman,2009)。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其遭遇了更多的歧视经历,这种歧视来源于学校的管理者、教师以及生活在留守儿童身边的人们。申继亮(2009)的研究也表明家庭收入是影响留守儿童歧视知觉的因素之一。

  虽然拒绝认同理论认为歧视知觉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个体的群体认同,从而维护个体的自尊,对个体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Branscombe,Schimit,& Harvey,1999)。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存在此种积极效应,歧视知觉还是会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Mesch,Trujeman,& Fishman,2008)。许多研究证实歧视知觉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消极事件,并成为一种长期性质的压力源,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有着破坏性的影响(Jasinskaja-Lahti,Liebkind,Horenczyk,& Schmitz,2003)。这其中包括对其学业成就(Umaa-Taylor,Wong,Gonzales,& Dumka,2012)、学校适应和问题行为(Liebkind,Jasinskaja-Lahti,& Solheim,2004)的消极影响,并与个体的心理困扰(Tonsing,2013),自尊、生活满意度、抑郁等因素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Kawachi,Adler,& Dow,2010; Aneshensel,2009; Mesch et al.2008; Seaton,2006; Seaton,Caldwell,Sellers,& Jackson,2008; Williams,Yu,Jackson,& Anderson,1997)。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在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有着直接作用的同时,也会通过歧视知觉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影响,即留守儿童自身的歧视知觉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新近的研究中根据歧视知觉的指向性,将其分为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个体歧视知觉指个体知觉到的指向于自己的歧视,群体歧视知觉指个体知觉到的指向于自己所在群体的歧视(刘霞等,2011)。留守儿童会感受到来自同伴、教师、邻居、社区等人对自己的排斥性态度,从而产生个体歧视知觉;同时,留守儿童在感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受到排斥或对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时也会产生认识,即产生群体歧视知觉(申继亮,2009)。就其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的特征而言,留守儿童表现出个体歧视知觉高于群体歧视知觉的特点;而在功能层面上,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个体指向的歧视知觉,或者对两者不做区分进行考察,但对群体歧视知觉作用的考察却较为少见(刘霞等,2011)。但现有研究证实分别从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考察歧视知觉会得到不同的结论(Armenta & Hunt,2009)。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提供更多关于环境不公平的信息,而这种不公平感所引起的歧视知觉体验是通过个体歧视知觉,还是通过群体歧视知觉来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目前还不得而知,因而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试图将群体歧视知觉和个体歧视知觉作为分开的变量,来比较两者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

  此外,现有研究中针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状况的性别差异存在一定的争议,徐礼平等人(2013)的研究数据表明,除校内适应外,留守儿童在学习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及家庭环境适应等维度上无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黎志华等人(2014)基于个体中心视角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表明,在留守儿童中,男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突出。有鉴于此,本研究会进一步探讨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

  总之,本研究致力于在中国留守儿童群体中考察群体歧视和个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首先本研究分析留守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和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其次,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分析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最后,本研究会考察所得中介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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