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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社会背景、教育价值观及其教育期望
2020年08月11日 11:27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余秀兰 字号
关键词:父母教育期望;社会背景;教育价值观

内容摘要:父母教育期望是预测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变量,但哪些因素影响父母教育期望却较少受到关注,特别是影响父母教育期望的文化观念因素被忽视。

关键词:父母教育期望;社会背景;教育价值观

作者简介:

  摘 要:父母教育期望是预测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变量,但哪些因素影响父母教育期望却较少受到关注,特别是影响父母教育期望的文化观念因素被忽视。本文研究父母社会背景因素与作为文化观念因素的父母教育价值观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先运用定性方法探索父母教育价值观概念的维度,再用定量方法测量教育价值观,并分析父母的社会背景因素与教育价值观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发现,(1)父母对孩子上大学与上名校(原“211”“985”高校)的期望普遍较高;父母社会背景和父母教育价值观都影响其教育期望;(2)父母社会背景因素中的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教育期望的主要因素;(3)父母普遍重视教育和教育的各类价值,其社会背景因素对教育价值观影响较小,但存在父母社会背景越弱势越重视教育价值的总体趋势。以上表明,父母社会背景虽然限制其教育期望,但教育价值观因为不受社会背景的限制而可能促成低社会阶层父母的高教育期望。

  关键词:父母教育期望;社会背景;教育价值观

    作者简介:余秀兰,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父母教育期望,即父母对其子女所将要获取教育的期待和愿望,一直是教育学和社会学学者们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因为父母教育期望是解释子女教育获得乃至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教育期望的差异可以有效预测子女教育获得的差异,也为不同群体教育获得差异提供解释,从而有助于理解教育不公平的机制。[1][2]而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强调父母对孩子教育的责任,因而父母期望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更大。[3]除此之外,当前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关注还有特别的现实意义: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等现象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对高等教育产生一定程度的失望,如有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一些学者们所说的“读书无用论”[4]“读书无望论”,[5]而另一些人如城市中产阶层则对孩子教育产生焦虑与过度重视,从而产生更高教育期望与需求。研究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并为提升社会底层的教育信念献计献策,从而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一、相关文献综述

  自20世纪60年代威斯康辛学派把社会心理变量看作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机制[6]以来,教育期望就是解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地位获得的重要机制,大量研究发现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教育期望乃至学业获得有影响。[7][8][9]但是,前人关于教育期望的研究多集中于影响学生教育期望的原因或父母教育期望对学生教育期望和教育结果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将父母教育期望当作结果变量,探讨父母教育期望如何形成,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正如一篇发表于2019年英国《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上的论文指出,父母期望在决定教育获得方面的研究多,但对于形成与决定父母期望的因素关注较少;[10]其他国外学者也对此有共识;[11]我国学者刘保中等在2014年的论文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虽然国内关于教育分层的影响的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但这些研究主要偏重于对客观教育后果即教育成绩和教育获得的原因研究,把教育期望作为因变量的研究尚少”。[12]

  已有的关于父母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孩子的特点,特别是孩子所在学校、学习成绩或父母对孩子学业能力的看法影响着父母教育期望。[13]澳大利亚2019年一项关于父母对于孩子上大学期望的研究发现,在众多影响父母教育期望的原因中,父母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评估是最重要的因素。[14]我国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亲子关系和学业成绩影响着父母教育期望。[15]

  第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种族、城乡户籍等特征影响着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或限制着其教育期望,如法国学者布迪厄认为,教育期望来自于惯习,是人们对于客观可能性的主观内化和领悟,因而低社会阶层父母不会对子女有高期望,工人阶级一开始就会根据自身阶级成功的可能性而把自己限定在较低教育层次上,这是一种自我淘汰(self-elimination)。[16]我国学者的研究也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越高。[17]具体来说,首先,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期望,经济条件越好,父母教育期望越高,如有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家庭金融资产和健康保险显著影响母亲教育期望;[18]还有研究发现,虽然不管父母自身的教育水平如何都表达了对子女高的教育期望,但他们对大学收费及财政资助等情况的了解会影响其教育期望;[19]我国也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收入是决定农村家庭高等教育需求的最重要原因,发达地区农村几乎不存在“教育放弃”现象。[20]其次,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文化资本等因素显著影响着其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父母的职业地位越高、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21][22]母亲社会资本也影响着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与高职业地位人群联系越多,越正向影响其教育期望。[23]此外,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父母教育期望还存在户籍分层,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甚至较同为农村户籍的农民工父母也更低,[24]我国不断固化的社会结构降低了农村父母对孩子社会流动机会的预期,从而产生“读书无望”。[25]

  但也有研究发现,一些社会背影变量如父母职业、家庭收入等并不影响父母的教育期望,如国外有研究发现一些社会背景变量如种族、孩子的性别、所居群体特征并不对父母教育期望直接产生影响,[26]一些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底层的父母也会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27]经济因素影响父母教育期望的证据也有限。[28]我国也有研究指出,尽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水平与父母教育期望存在一致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也高,但中国父母都普遍对孩子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致使它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之间的相关水平并不高,也就是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的影响并不突出。[29]另有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社会地位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流动人口教育观的形成既有“枷锁”效应又有“鞭策”效应,其中“枷锁”效应要远大于“鞭策”效应。[30]

  第三,文化观念类因素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国外有研究发现,父母关于子女教育目标达成的信念(如对孩子学业成绩的信心、对自己教育孩子能力的信心、对孩子智力的信心、对与成就相关的教育价值的相信)显著影响父母教育期望,社会背景变量如种族、群体、孩子的性别等并不直接影响父母教育期望,但可能通过与父母信念的关系而间接影响父母期望;[31]还有研究发现,亚洲父母比美国父母对孩子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因为他们确信教育目标是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而不是仅仅由能力决定。[32]我国有学者还研究了传统生育观、性别观念、现代化观念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33][34]

  教育价值观念作为文化观念的重要内容,也影响着教育期望。自帕森斯以来,价值观就是一个解释行为的重要概念,直到近期仍有研究验证价值观对行为的重要预测作用。[35]教育价值观,反映的是人们对于教育满足其主体需求的看法。较早明确提出教育价值观(educational value)概念及分析框架的克兰克(Ana Krajnc)等人把教育价值观宽泛地定义为人们对于教育各方面的一般态度(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他们认为教育价值观受社会阶层、文化历史传统、个人特征等因素影响,同时影响着教育参与、教育兴趣、教育期望等。[36]有学者从教育消费的视角研究人们感知到的教育价值对其留学行为的影响,将感知的教育价值分为实用价值、社会价值、情感价值、知识价值、条件价值,研究发现中国学生追求境外高等教育主要是受到其实用价值的吸引。[37]还有学者区分了工具性教育价值与非工具性教育价值,并研究两种教育价值观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如有学者在关于社会网络对于父母教育期望的研究中发现,父母持有“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价值观念显著影响其教育期望,但“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的观念对教育期望影响不显著;[38]另有学者研究发现,人们赋予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和表达性(expressive)价值共同促进了其完成大学教育的抱负,特别是教育的表达性价值如努力奋斗道德形象的维持、与其他未受教育者和不求上进者的区隔,是影响其教育抱负的重要原因。[39]我国也有学者研究文化观念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但用的是户口、民族、兄弟姐妹数、子女性别这些替代变量来表示文化观念。[40]另有研究生在其学位论文中研究了学生本人所持的教育观(对上大学重要性、上大学是否值得的看法)对其高等教育需求(期望)的影响。[41]

  综上,关于父母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足够,在为数不多的探讨父母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户籍、子女特征等客观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国外少数学者也关注到文化观念的影响。但是,一方面,父母的个体社会背景对于父母教育期望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其影响机制需要继续探究;另一方面,我国学者较少关注到文化观念因素的作用,而我国一直就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观念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有无改变,不同人群的文化观念是否有差异,又如何影响父母教育期望的,也值得探讨;此外,从改变的角度,研究作为能动性因素的文化观念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似乎更为重要。所以,本文基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背景,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了父母教育期望及其影响机制如何,既关注个体的社会背景变量(客观的结构性因素),也关注教育价值观念因素(作为重要的文化观念因素)。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定性研究,访谈各类人群的教育价值观(如寻问“对你来说,教育有什么价值/意义?”“你让孩子接受教育是为了什么?”),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归纳人们教育价值需求的类别。其次,基于访谈数据和已有研究及理论,编写教育价值观问卷,再进行试测、修订,最后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分析数据。

  (一)数据

  定性研究部分,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访谈了26人,样本选择考虑性别、年龄、地区、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特征,以求获得最丰富的信息,了解人们教育价值观的多样性。问卷调查采用网络调查和纸质调查两种方式,共获得有效样本1267人。

  (二)变量

  1.教育价值观

  关于教育价值观,我国学者比较多地是从社会或国家层面,讨论社会主导的教育价值观,如将教育价值观分为“个人本位”“知识本位”“社会本位”。本文讨论的是个体层面的教育价值观,对于个体教育价值观的测量,前人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类,(1)测量个体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在学校表现出色是否重要”“上大学对我未来想做的工作是必需的”等问题来测量。[42][43][44](2)测量教育对于个体的某些价值,如实用价值、社会价值、情感价值、知识价值、条件价值,[45]“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价值和“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非工具价值,[46]经济价值(“我认为获得高薪工作是接受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原因”等)和非经济价值(“上大学的最大得益是结识对将来发展有帮助的朋友”等)[47]等。

  基于已有理论和前人研究,本研究初步将个人教育价值观操作化定义为个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教育满足其某些需求的价值。为具体了解人们希望教育所带来的价值类型,先访谈了26人,根据访谈内容整理成五种价值需求:社会流动、知识与技能、能力与素养、家族与面子、国家与社会。基于前人研究与访谈结果,编写了教育价值观问卷。问卷采用里克特量表记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记分1到5分。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确定教育价值观的五个维度:教育必要性(表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及能力素养、实际效用、国家与社会、家庭与面子(四种价值类型),五个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642、0.896、0.840、0.898、0.791。

  2.社会背景变量

  性别、年龄、户籍、收入、职业、受教育水平是本文测量父母社会背景的变量。这些变量的测量都是以选择题方式,其中,职业类型分为企事业负责人/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职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民、其他七个选择;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中职/中技、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六个选择,并根据其对应的教育年限分别赋值为6、9、12、14、16、19年。收入有年收入、家庭年收入、相对收入三题。经过主成分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可以将收入的三题聚合成一个因子(三因素的负荷分别为0.835、0.855、0.779,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68.822%),克隆巴赫系数为0.744,因而将3题项的值转化成标准分,计算平均值,合并成新的收入变量。

  3.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是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本研究中反映父母教育期望的有2题,一是对教育层次的选择,选择大专及以上的赋值为1,表示有读大学的期望,命名为“大学期望”,否则为0;二是对大学层次的选择,选择“211”和“985”高校赋值为1,命名为“名校期望”,否则为0。

  三、研究发现

  (一)父母教育价值观和教育期望的概况

  首先,从表1可以看出,总起来说,教育价值观各维度得分都较高,其中,“教育必要性”均分4.391,表明所调查人群对孩子的教育都比较重视,认可教育是孩子未来生活所必需的。四种类型的教育价值观中最高的是“能力素养”(均分4.696),表明调查者希望孩子接受教育是为了提高能力与素养,如开阔视野、培养品德、促进能力发展、提升气质与修养等;其次是“国家与社会”(均分4.277)和“实际效用”(均分4.274),前者指的是希望孩子接受教育能更好报效国家、为国家做贡献、传承祖国文化、参与政治等,后者指的是让孩子接受教育是为了找到好工作、学习专业知识与有用技能、获得更高收入和更好人脉等。分数最低的是“家庭与面子”(均分3.774),即接受教育是为了更有面子、光宗耀祖等。

  其次,从不同人群教育价值观的差异来看,教育水平、收入与各类教育价值观成负相关,即教育水平越低、收入越低的父母,越看重各类教育价值(表1)。进一步对教育价值观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教育水平与教育价值观负向关系显著(除了“家庭与面子”维度),此外,性别、户籍也负向影响部分教育价值观,即女性相较于男性,更看重教育为子带来的能力素养、实际效用、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农村籍的父母比城市籍的父母更看重教育的实际效用价值。但是,收入与职业的影响不显著,而且总起来说所列举的社会背景变量对教育价值观的解释力较小,R2值偏小。(见表2)

  第三,所调查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期望也普遍较高,有92.3%的家长都希望子女能上大学,有65.2%的家长希望子女上原“211”“985”类的名校。教育期望与教育水平、收入、户籍成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城市户籍(相对于农村户籍)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

  (二)父母的社会背景因素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

  以大学期望和名校期望作为结果变量进行逻辑回归,可以发现(见表3):(1)当前因变量不包括教育水平时,户籍、收入、职业都对教育期望有显著影响,父母是城市户籍(较农村户籍)、收入越高者,对子女有更高的大学期望和名校期望;身为企事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父母(阶层较高者)比起商业服务业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更高;此外,年龄对名校期望有负向影响,年龄越大者对子女的名校期望越低。(2)当把教育水平放入前因变量时,父母的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其对子女的大学期望和名校期望,而且户籍的影响不再显著,身为企事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父母相较于商业服务业的父母的显著影响也消失,大学期望中收入影响不再显著,名校期望中年龄与收入的影响变小。

  以上数据显示,父母的户籍、收入、部分职业类型、教育水平等社会背景变量都显著影响其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而教育水平起主要作用,当这些社会背景因素放在一起时,户籍、收入、职业等因素的一些作用则被教育水平的影响解释了。表3将教育水平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户籍、收入、职业各变量都显著影响教育水平,解释了教育水平的53.4%的方差。

  (三)父母教育价值观对教育期望的影响

  表4显示了控制父母的社会背景变量之后,父母教育价值观影响其对子女读大学期望的情况。结果显示,“教育必要性”和“能力素养”两个教育价值观维度显著影响大学期望,即父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或者认为教育是为了提升子女的能力与素养,则更期望子女读大学。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除了价值观,父母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其对子女的大学期望;农民相比于商业服务人员,更期望子女读大学。其他社会背景变量性别、年龄、户籍、收入、多数职业类型都不显著影响父母对于子女上大学的教育期望。

  表5显示的是父母关于子女读名校的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在控制了父母的一些社会背景变量后,教育价值观的五个维度都显著影响父母对于子女的名校期望,但在总模型(模型7)中,当放入所有价值观维度时,只有“教育必要性”和“能力素养”仍然有显著影响。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除了价值观,父母受教育水平、年龄及收入都显著影响其对子女的上名校的期望,教育水平越高、越年轻、收入越高的父母,越期望子女上名校。模型四中,父母持有“实际效用”价值观时,农民比起商业服务业人员,更期望子女读名校。其他社会背景变量如性别、户籍、多数职业类型都不显著影响父母对于子女上名校的期望。

  此外,根据表2、4、5,教育价值观并不充当社会背景变量影响教育期望的中介变量。

  四、讨论

  (一)父母的社会背景如何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如前文所述,前人关于父母社会背景影响其对子女教育期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弱势的背景会限制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有研究发现并不一定如此,其影响机制如何,也并不清晰。本研究发现,一些社会背景变量如户籍、年龄、收入、职业,确实会影响父母的教育期望,总起来说,越优势的阶层(城市户籍、收入高者、高职业阶层)、越年轻者,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越高。更重要的发现是,父母教育水平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当把教育水平作为前因变量放入回归模型中,户籍、年龄、收入及某些职业类型等因素的影响不再显著或影响变小,其作用被教育水平的影响所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更明晰了父母的社会背景变量影响其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机制。

  (二)教育价值观对于理解父母教育期望的意义

  本文定义的个体层面的教育价值观反映的是父母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教育的价值需求,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其一,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必要性”维度)和教育提升能力与素养的价值需求(“能力素养”维度)显著影响大学期望。这一结果与国外一些学者研究结论相似,如有研究发现父母持有“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价值观念显著影响其对于孩子能否上大学的教育期望,但“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的观念对教育期望影响不显著;[48]其二,教育价值观的五个维度都显著影响父母的名校期望,即除了“教育必要性”和“能力与素养”维度,父母具有“国家与社会”“实际效用”“家庭与面子”工具性价值需求的,也会更期望子女上名校。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教育价值观并不是父母的社会背景因素影响教育期望的中介变量,社会背景变量总体对教育价值观的解释力小,而且教育水平对于教育价值观的影响是负向显著,总体趋势是:社会背景越弱势,越看重教育及教育的各类价值。这可能表示,影响人们教育价值观的并不主要来自其社会背景,而是其他因素如地方的教育观念。换言之,社会背景可能并不限制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这为改变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们的教育价值观及提升其教育期望提供了可能。

  (三)关于低社会阶层具有高教育期望的“悖论”

  关于社会阶层与教育期望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社会阶层影响或限制人们的教育期望,如布迪厄认为,惯习通过早期的社会化把客观机会内化成一种主观性向,处于一个社会分层的个体会形成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无意识计算,因而工人阶级就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教育期望。[49][50]个人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虽然强调的是个体选择的能动性,但认为个人的教育决策(如是否上大学),取决于对教育成本、教育收益、失败风险、地位提升等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些低阶层者出于对教育成本和失败风险的承担能力差或对教育预期收益评估低,会过早地退出升学竞争,[51]事实上教育选择或教育期望还是受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低社会阶层不会有高的教育期望。

  另一种解释关注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塑造社会生活和意义建构中起重要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与行为。[52]如美国学者弗莱对马拉维的研究发现,马位维的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对未来仍有高的教育期望,是因为“想象的未来”(imagined future),即由于政府的教育改革使得身处农村的孩子感受到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希望。政府所宣扬的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超越了孩子们所处的不利现实情境,激发他们建立了积极的未来身份,产生了高的期望。所以,人们对于未来期望,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建立在现实条件之上的理性计算。[53]另有学者研究发现,亚洲父母(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比美国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其原因主要源自文化差异,亚洲人更相信学业成功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而不仅仅由能力决定,所以通常都要求孩子获得尽可能多的教育。[54]另外,美国的亚洲父母虽然面临歧视、语言等结构性障碍,但他们比美国白人有更高的教育期望,他们相信可以从教育得到回报,将教育看作孩子向上流动的有效通道,对教育获得赋予很高的工具价值。[55]而且,这种与阶层地位不“匹配”的高期望也是亚裔美国人成绩更加优秀的重要原因,[56]谢宇等人近期研究发现,亚裔美国人的行为与态度比白人更少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这种差异有助于解释亚裔学生为什么学习优秀,而且这种情况尤其在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情况下更明显。[57]此外,还有研究发现,人们希望上大学,除了因为能带来工作与收入的工具性价值,还依赖于人们对于上大学意义的主观构建,如上大学代表着上进的奋斗者,给大学赋予的这种象征性价值或表达性价值也影响着上大学的期望,所以理解人们教育期望形成的文化情境很重要。[58]以上这些文化视角的观点,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低社会阶层可能具有与其社会阶层不匹配的高教育期望的“悖论”。

  以上两种理论对本文的结果都有解释力。本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较高,一方面,父母的社会背景(特别是教育水平)显著影响父母对孩子的大学期望和名校期望,表明父母的社会背景影响或限制了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但另一方面,父母的教育价值观并不与其社会背景正向“匹配”,而父母教育价值观的部分维度(“教育必要性”“能力素养”)显著影响其对孩子的大学期望,所有类型价值观都影响其对孩子的名校期望。这符合文化视角的解释,我国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且强调“教育改变命运”,一些相对弱势的社会阶层可能会更重视教育,对各类教育价值有更高的需求,正是这种高度重视和高需求促成了他们对于子女的高教育期望。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所调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较高,有90%以上的家长希望子女能上大学,有约65%的家长希望子女上原“211”“985”类的名校。第二,所调查父母的教育价值观各维度得分都较高,大家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教育必要性”),四种类型的教育价值中,父母看重的教育价值分别是“能力素养”、“国家与社会”、“实际效用”和“家庭与面子”。同时,存在着社会背景越弱势越看重教育及教育各类价值的总体趋势,父母的教育水平负向影响其教育价值观,教育水平越低的父母越重视教育及各类教育价值需求;性别、户籍也负向影响部分教育价值观,女性相较于男性,更看重教育为子带来的能力素养、实际效用、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农村籍的父母比城市籍的父母更看重教育的实际效用价值。第三,父母社会背景因素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但部分社会背景因素(户籍、年龄、收入及某些职业类型)的影响被教育水平的影响所解释,父母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教育期望的主要变量。第四,父母所持的教育价值观影响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其中重视教育、持有“能力与素养”教育价值的父母对子女有更高的大学期望,而教育价值观的五个维度都显著影响父母的名校期望。

  父母教育期望是预测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变量,但哪些因素影响父母教育期望,前人却研究较少。本研究同时考虑了社会结构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既研究了父母的客观社会背景因素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明晰了父母教育水平在其中的主要作用,还发现了主观文化因素——父母教育价值观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以及所调查父母教育价值观与其社会背景不正向“匹配”的特征。这些发现既证实了社会结构因素对父母教育期望的限制作用,同时也表明了作为文化因素的教育价值观可以不受父母社会背景因素限制,从而促成低社会阶层父母的高教育期望,这不仅有助于解释国外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弱势阶层高教育期望、高学业成就的“悖论”,更有助于理解当下我国不同阶层背景(特别是弱势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影响父母教育价值观和父母教育期望的个体层面的因素,未来的研究除继续关注个体因素如孩子的学习成绩、父母对孩子学业成绩的评估等,还可进一步关注宏观层面及中观层面的其他因素,如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设置、劳动力市场情况、地方文化传统、邻里关系等。

  研究发现对我们的启示有:首先,重视父母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虽然是客观背景变量,但属于自致性因素而非先赋性因素,能够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其次,重视教育价值观的宣传。父母教育价值观可以不受其社会背景的限制而对其教育期望产生正向影响,这对弱势人群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读书无用论”的环境中,要注重宣传教育的价值,引导一些弱势人群重视教育,不放弃对孩子的教育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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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2014年第1期。

  [23]Tobias Roth and Zerrin Salikutluk,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Do Attitudes towards Educatio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and Parental Expect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33, no.5, 2012, pp.701–722.

  [24]李颖晖、王奕轩:《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分层: 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劣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兰州学刊》2019年第10期。

  [25]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3期。

  [26]K.R. Wentzel, “Parents' Aspiration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Relations to Parental Beliefs and Social Address Variable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vol.44, no.1, 1998, pp.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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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庞维国、徐晓波、林立甲、任友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2期。

  [30]童馨乐、潘妍、杨向阳:《寒门为何难出贵子?——基于教育观视角的解释》,《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4期。

  [31]K.R. Wentzel, “Parents' Aspiration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Relations to Parental Beliefs and Social Address Variable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vol.44, no.1, 1998, pp.20-37.

  [32]Harold W. Stevenson and James W. Stigler, The learning gap: Why Our Schools are Failing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Japanese and Chinese Education.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2.

  [33]王玥、杜芳雨:《农村女孩与非女孩家庭对子女期望差异研究——以辽宁省为例》,《南方人口》2016年第5期。

  [34]陈旭峰:《农民地位代际流动何以可能?——农民市民化水平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的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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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Tobias Roth and Zerrin Salikutluk,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Do Attitudes towards Educatio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and Parental Expect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33, no.5, 2012, pp.701–722.

  [39]Nicole M. Deterding,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Education: College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verty”,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88, no.4, 2015, pp.284–301.

  [40]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青年研究》2014年第6期。

  [41]林建:《高中生个人高等教育需求研究—重庆市杨家坪中学调查分析》,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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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赵力燕、李董平、徐小燕等:《教育价值观和逆境信念在家庭经济压力与初中生学业成就之间的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年第4期。

  [45]L.S.L. Lai, W. M. To, Jane W. Y. Lung and T. M. Lai, “The Perceived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Voice of Chinese Students”. Higher Education, vol.63, no.3, 2012, pp.271-287.

  [46]Tobias Roth and Zerrin Salikutluk,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Do Attitudes towards Educatio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and Parental Expect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33, no.5, 2012, pp.701–722.

  [47]陆根书:《高中生高等教育需求影响因素分析》,《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8]Tobias Roth and Zerrin Salikutluk,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Do Attitudes towards Educatio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and Parental Expect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33, no.5, 2012, pp.7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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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Stephen Vaisey, “Socrates, Skinner, and Aristotle: Three Ways of Thinking about Culture in Action”, Sociological Forum, vol.23, no.3, 2008, pp.603-613.

  [53]Margaret Frye, “Bright Futures in Malawi’s New Dawn: Educational Aspiration as Assertions of Identity”, Th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7, no.6, 2012, pp.1565-1624.

  [54]Harold W. Stevenson and James W. Stigler, The learning gap: Why Our Schools are Failing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Japanese and Chinese Education.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2.

  [55]K. Goyette and Yu Xi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Asian American Youths: Determinants and Ethnic Differenc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72, no.1, 1999, pp.22-36.

  [56]Lingxin Hao and Melissa Bonstead-Bruns. “Parent-Child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Immigrant and Native Stud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71, no.3, 1998, pp.175-198.

  [57]Airan Liu and Yu Xie. “Why do Asian Americans Academically Outperform Whites?——The Cultural Explanation Revisit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58, 2016, pp.210-226.

  [58]Nicole M. Deterding,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Education: College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verty”,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88, no.4, 2015, pp.284–301.

作者简介

姓名:余秀兰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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