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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的亲代在位
2020年07月20日 08:43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6期 作者:吴重涵 戚务念 字号
关键词:亲代在位;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抚养;家校合作

内容摘要:社会经济转型、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留守家庭与隔代教养现象普遍存在。然而,父母缺场、亲子分离并不必然带来父母养育缺位、亲子关系断裂。

关键词:亲代在位;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抚养;家校合作

作者简介:

  摘要:社会经济转型、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留守家庭与隔代教养现象普遍存在。然而,父母缺场、亲子分离并不必然带来父母养育缺位、亲子关系断裂。主体的视角超越了二元对立的预设,在结构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留守儿童在社会文化的熏陶、亲子关系的感知、学校与社区重要他人的替代中,形成了基于自身视角的亲代在位的认知图式。儿童内心的亲代在位结构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基础层次(象征父母与先验父母)、核心层次(具象父母与责任父母)、支持层次(监护人对于父母形象的维系以及重要他人的代理父母位置)。这样一个儿童视角的亲代在位解释框架,对于学校做好同留守儿童家庭的沟通与合作,对于理性选择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方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亲代在位;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抚养;家校合作

  作者简介:吴重涵,博士,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招标重点课题“家校合作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化实践研究”(AHA180014);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2020年度重大项目“基于抗疫背景的中小学家校共育改革研究”(GYA2020001)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受到社会经济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大规模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家庭结构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儿童抚育方式也因此产生巨大变化。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2015年,不能与父母双方一起居住的儿童达9560万。不能与父母双方一起居住的主要是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包括农村留守儿童4051万人、城镇留守儿童2826万人,以及流动儿童中不能和父母双方一起居住的1884万人,合计共占90%以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9)。可见,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留守家庭与隔代教养现象普遍存在。无独有偶,西方社会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中,同样使得家庭结构在短时内重组。例如,1830年的美国,70%左右的儿童都生活在双亲务农家庭,在随后的100年间,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到不足30%,生活在父亲外出赚钱母亲在家持家的家庭的儿童比例由15%快速增加到55%,这一高比例直到1960年代才开始回落(科萨罗,2014,第96—97页)。中国农村留守家庭的显著特征是,家庭成员分散居住生活于城市与农村多地。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农耕型社会来说,是亘古未有的新事物。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家庭成员在生活上彼此分离(包括留守儿童家庭)是作为社会转型中一定历史时期的伴生物而出现的,是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家庭变迁的产物,突破了“家庭成员在时间空间上的同时结合是定义家庭的必要条件”的传统认识(切尔,2005,第37页),是一种被吉登斯称为现代“家庭时空延伸”的社会现象(Giddens,1990,p.14)。相对而言,国内对于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关注,始于对留守儿童成长处境担忧的一般性认知:留守儿童作为一种“制度性孤儿”,他们常年生活在一种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中,其成长受到这一家庭离散结构与状态的影响,处于“学习上缺人辅导、生活上缺人照应、亲情上缺少温暖、心理上缺少帮助、道德上缺少引导、行为上缺少自控、安全上缺少保障”的状态(王占武,2014);并认定,这些不良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父母的外出而导致的亲子关系割裂所致。这样一种认识,一定意义上的确是对中国留守儿童的真实写照。但从更大的视角,我们有理由发问:中国留守儿童的问题,究竟是纯粹的家庭结构时空延伸问题,还是家庭生活和知识贫困问题?还是两者纠缠在一起的问题?留守儿童家庭是否仍然存在儿童成长必需的积极的亲子关系结构?这些认知和理解,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分散居住状态虽然导致亲子关系维度欠缺,但在家庭发生变化时,儿童及其外出的父母并不是完全的被动接受者,家庭也不是结构宰制的被动授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留守儿童和外出父母自身如何看待对方、家庭以及父母与家庭如何协调亲子关系,同样是留守儿童成长中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描述留守儿童自身如何看待(或理解)其家长外出工作而将之留在家乡这一事实,外出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现实互动状况,影响儿童对于父母外出这一事实的认知和理解的家庭、学校与社区因素,等等,试图描绘出一个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草根的运行逻辑是怎么生成的图景。这涉及留守儿童家庭的父母和儿童两个主体及其互动的视角,因资料与篇幅局限,本文侧重于以留守儿童的主体视角展开分析。

  二、文献综述

  概括起来,当前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是结构主义的负面问题分析。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与农民工群体是同时出现的。然而,直到21世纪,农村留守儿童研究才真正进入学术视野,且初期研究(2002—2006)如前所述,大多作为“社会问题”提出,倾向于关注留守儿童群体的负面问题(王晓慧等,2011)。后续研究随着研究设计的规范,比较视角被引入这一领域,研究问题、群体出现细分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发现和理论点。但父母的外出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的发现仍然是一种主流认识,留守儿童依然大多呈现出背负众多负面特性的“受害者”形象。全国妇联2008年的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幼儿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得不到足够时间的母乳喂养,缺少父母亲情呵护和亲子交流深刻影响着幼儿认知、情感、社会性发展,而且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的机会少;安全和青春期教育缺乏、进城生活困难等则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突出问题;对于大龄留守儿童,则是父母流动对学业完成具有一定影响、留守女童易受性侵害等问题(王岩,2008)。一项留守时间对儿童心理的影响测试发现,半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即留守半年的儿童在诸多方面与普通儿童存在着显著差异,随着留守时间的增加,在各方面表现进一步下滑。另一项测试则发现5年是一个拐点,即留守时间5年以上儿童的心理失衡得分显著高于留守时间为1—2年、3—4年的儿童,而后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胡心怡等,2007)。父母的外出以及因此导致的亲子关系缺损或父母失职,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虽然几乎是不可更改的结构性问题,但有学者觉得这一视角的结构性并不明显,因此提出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和农村社会结构来分析留守现象。但他们的研究发现依然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割裂了亲子关系、降低了留守儿童的家庭责任感等(汪建华等,2014),大批劳动力外出务工,减少了农村的公共活动,降低了村庄的内聚性,瓦解其文化伦理,导致留守儿童丧失对“家”的归属感和对农村的认同,日益脱嵌于农村社会(江立华,2011;汪建华等,2014;黄斌欢,2014)。其中,虽也有研究认为留守儿童并非问题儿童,如有学者认为父母外出与否和孩子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很大的相关性(朱科蓉等,2002),儿童留守与否在学习兴趣和对自身学习成绩的认识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吴霓,2004),其成绩不佳多因农村父母普遍教育观念淡薄且无力对孩子进行学业辅导。但此处的留守儿童依然是被动者、受支配者。

  在留守儿童负面问题的归因上,至今比较强有力的分析可归纳为结构主义的分析。结构论者认为,共同在场条件下与他者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生活最“根本”的空间结构形式。空间距离的客观存在导致社会距离的产生,从而导致了农村留守家庭的碎片化、离散化。城乡拆分型家庭,其成员间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而社会互动又是由在一定时空下的社会实践构成,空间形塑社会互动亦为社会互动所再生产。吉登斯这样说:“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着结构性特征(structural properties)。”(吉登斯,1998,第40页)结构主义认为与移民和劳务输出地欠发展相关,它引起当地技术劳动力减少及其他负面影响(Portes & Rumbaut,2006,pp.3−19),这个过程唯一的失利者是移民及其子女。用移民的视角关注留守家庭中的儿童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上述结构视角预设了农村社会正趋于瓦解、农民工家庭已失去对留守儿童的管教与约束。他们认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后村庄的内部联结明显减弱,公共活动显著减少,节庆仪式大为简化,社区伦理趋于瓦解,甚至导致农民工家庭的解体,从最基础的层面颠覆了农村社会的根底(张玉林,2005,第80—105页)。这样一来,最先引入结构视角考察儿童留守经历的研究者就主动放弃了对农民工家庭结构的关注,看到的仅是留守儿童对“家”的归属感丧失并日益脱嵌于农村社会的过程,父母打工提供的更加优越的经济条件也进一步给脱嵌提供拉力(王欧,2019)。然而,这一农村社会和农民工家庭结构趋于解体的预设,忽视了流动时代农民工家庭为应对劳动力再生产困境而延续和重构家庭教养策略的努力。大规模分散式人口流动持续的结果,这种家庭离散显然是偏离常态的,造成家庭结构功能的部分缺损,未成年留守儿童又属于最为严重者(甚至被称为“制度性孤儿”)。学界注视在负面影响上,当然有助于社会加深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并激发关爱关怀。然而,过多地关注负面,也容易给儿童及其家庭带来歧视知觉,无助于儿童与家庭的自立自强。其实,对于大多数留守家庭来说,其离散化状态并不必然带来碎片化,他们往往通过一系列维持性行为,顽强维持家庭完整,使其尽可能实现其功能目标(金一虹,2009;2010)。这些离散家庭通过怎样的弥合机制以避免家庭造成灾难性裂解?苦苦维系家庭的动力及其机制又是什么?揭示这些问题,将给留守儿童、农民工家庭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将带来更多的适切性。

  社会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张力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不满于该研究范式对留守儿童的狭隘理解,一些研究试图让留守儿童群体自身发声。如有的研究认为,留守儿童更加独立自主、意志坚韧,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认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身上散发出“留守的力量”(贾文华,2012)。鉴于在经验层面和研究层面都发现不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很多方面其实并没有存在多大的差距,他们学习不错,道德品质良好,遵纪守法,甚至有些方面的表现还优于非留守儿童,因此有学者呼吁考察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佘凌等,2008),并认为如果不考察他们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留守儿童关爱措施的效应就要打不少折扣(罗国芬,2012)。然而,一则是,对父母和留守儿童双方的主体能动性机制尚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挖掘,更多是停留在注意到了主体能动性的存在这个层面;二则是,我们在强调主体性时需要反思:主体性的发挥是否可以无视结构的存在?儿童的心理韧性、家庭自我意识的生成基点来自何方?如此看来,此处的结构既可能是一种阻碍与压抑,也可能是主体性得以发挥的保障与来源。

作者简介

姓名:吴重涵 戚务念 工作单位: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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