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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地缘主义原理及其对可持续教育创新的启示
2020年06月22日 09:13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0年第6期 作者:伊雨婷 汪明杰/译 字号
关键词:生态地缘主义;生态地缘探究;可持续教育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增进读者对生态地缘主义(bioregionalism)原理及其对可持续运动之影响的理解。笔者将以生态地缘原理(CIDER)为框架讨论生态地缘主义对于在地化教育的意义。

关键词:生态地缘主义;生态地缘探究;可持续教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南森·汉斯利博士是一位体验教育者,研究兴趣是生态地缘主义和在地化教育。汉斯利一直都在增进他对自己所处生态地缘的体验式理解,经常与朋友和家人在本地水域划船航行,在附近乡野和偏僻乡野徒步。著有《走向荒野的课程研究:生态地缘教育和可持续学术》,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可持续的文章。汉斯利博士现为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地球、环境与社会学院助理教授。

  在今天这个消费驱动、财富至上、工业思维主导的世界里,拥有“一方水土意识”(a sense of place)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通过教育改良与学术进步来促进生态意识和社会团结?今天我们面临着人与环境隔离、人口剧增、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等严重问题,将一方水土意识(sense of place)融入到教育中显得尤为迫切(Gruenewald,2003;Gruenewald & Smith,2008;Hensley,2011;Hutchison,2004;Orr,2005)。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衡量,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类历史转折点,我们或选择一条逐渐麻木的道路,或通过协同行动的全球网络,团结那些具有生态常识、一方水土意识、积极行动的公民。本文旨在增进读者对生态地缘主义(bioregionalism)原理及其对可持续运动之影响的理解。笔者将以生态地缘原理(CIDER)为框架讨论生态地缘主义对于在地化教育的意义。

  一、理解生态地缘主义

  30多年前,一场基于生态思维且关注一方水土的运动孕育而生,它鼓励人们过一种更加有连结感(moreconnected)的生活(Aberley,1999)。这是一场鼓励人们转向内在并同时关注外在的运动,意在抵制全球化、工业化“进步”的破坏力。关注外在的努力包括不断了解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参与到这些社区修复的实际行动中。转向内在的过程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在“回家”的过程中自我观念的完善(Berg & Dasmann,2003)。彼得·伯格(Peter Berg)和瑞曼·达斯曼(Raymond Dasmann)指出,这场运动起初既关乎地理场景,又关乎意识场景(p.232)。在这场让人们过上更富连结感的生活的运动中,一方水土感和自我观念通常被认为是密不可分的(Aberley,1999;Berg& Dasmann,2003;Hensley,2011;Parsons,1985;Lynch,Glotfelty,&Armbruster,2012;Sale,1980;Synder,1993)。例如,保罗·谢佛德(Paul Shephard,2003)率先指出,“如果你不理解自己在哪里,就不可能理解自己是谁”(p.75)。这种基于一方水土的路径,将人与土地、人与人重新连接起来的思维,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伯格和达斯曼等人催生的。这场运动被称作“生态地缘主义”,旨在重新定义人类和地球的关系,重新阐发基于安身立命一方水土的美好生活之意味,而不管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地、玩耍的场所或是工作的地方。

  生态地缘主义基于人们对周边环境(包括生态景观、社会景观、文化景观、自传式景观等)的意识,这一体系旨在将人们的思与行转向以关爱和永续方式栖居于地区的目标。词源上,生态地缘主义一词源自于希腊词bios(意为“生命”)以及法语词région(通常指“地方”)。正如吉姆·道奇(Jim Dodge,1981)所言,定义生态地缘主义实非易事,因为它是因地制宜的、非规定性的、实用导向的,而不是标准化的。生态地缘主义的应用范围很广,因此需要我们注意其话语的适用性。它是跨学科的,涵盖了广泛的学科知识。为了促进基于一方水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生态地缘主义的深广含义。

  生态地缘主义的概念是复杂的,一是因为其应用范围很广,二是因为“再栖居”(reinhabitation)所蕴含的生态素养(ecological literacy)需要在深刻反思中才能培养。正如后文中将要详述的,再栖居是生态地缘主义运动的核心。大卫·奥尔(2005)指出,扎根一方水土的“美好生活”意味着每个人都将成为“栖居者”,意味着人们将告别由工业—消费型社会主导的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转而建立起人与地球间互惠互利的关系,拒绝当今社会盛行的极度消费主义中潜藏的“攫取型经济”(Jackson,1994,p.5)。詹姆斯·琼斯(2005)解释道,杰克逊(Jackson,同上)言下的“攫取型经济是指这样一种模式:向地球索取资源但是不回馈地球;滥用地球资源,而不是善用资源;无穷无尽的购买,而不是保育”(p.49)。相反地,作为生态地缘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伯格和达斯曼指出,“再栖居”意味着人们需要申请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的成员,而不是地球的“剥削者”(Smith &Williams,1999,p.214-215)。这样一种“栖居”的含义与奥尔提出的在地化思维是一致的。

  奥尔(2005)说,栖居者“以一种亲密、有机并且互相滋养的方式居住在一方水土”(p.92)。换句话说,栖居者形成了与周边环境的亲密连结,并且因此能更好地维护栖居之地的福祉。他指出,“美好的栖居是一种艺术,需要人们掌握关乎一方水土的缜密知识、观察能力、关怀之心和扎根意识”(p.92)。关怀和扎根正是生态地缘主义大力弘扬的精神。

  在提及生态地缘主义的广泛意义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阐释了这一思想的独特之处。他说:

  生态地缘主义超出了简单的地理或生物意义,因为它饱含人文关怀。它不仅仅是熟悉一方水土的动植物,而且要知晓当地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如何栖居在一方水土。认识到一棵冷杉、一匹土狼、或者一只冠蓝鸟所蕴含的更深层的、神秘的、灵性的、原型的含义,也意味着内外兼顾地管窥一方水土的奥秘。因此,这不仅是对一个地方的探究,更是对该地方的心灵的探究。生态地缘主义的旨趣正在于此。(Loeffler,2010,p.51)

  就本文而言,生态地缘主义唤起了一种以实际行动重建人与土地连结的愿景,以及在栖居一方水土的过程中参悟到它的社会、生态、文化、历史和宇宙的微妙之义。生态地缘主义包含了共同体(communal)思想的成分。这种思想不仅仅是社区概念,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与土地的连结,以及与人类共同体的连结。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生态地缘主义运动是从生态、经济、社会等各个维度全面培养人类个体和集体与一方水土的扎根意识。此外,生态地缘主义也是一种思与行的模式,据以扭转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与生态意义上的同质化(Greenwood,2009)。

  在1981年,吉姆·道奇(Jim Dodge)指出,生态地缘主义仍然是一个“飘忽不定的松散”概念(p.6)。我认为,“飘忽不定而松散”是生态地缘主义的合理状态——尽管我们也应注意到,自道奇所处的1980年代以来,生态地缘主义的具体应用领域已经不断涌现(Evanoff, 2011;Lynch,Glotfelty& Armbruster,2012)。例如,食在当地(eatinglocal)、维护食物域(foodshed)的理念和实践是生态地缘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Kloppenburg,Hendrickson & Stevenson,1996)。然而,正如道奇所言,对生态地缘主义的教条式的僵化定义是不可取的,这一思想框架在本质上应该动态地适应千变万化的本地社区的需要。换句话说,生态地缘思想为生命系统(living systems)特有的自组织和涌现性(Capra,1996)提供了空间。留出这样的空间(Capra,1996)将系统性的涌现称作“自我生成”(autopoiesis),即自我创造,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自然界总是在不断地适应人类对地球造成的影响。生态地缘主义要求我们关注我们身处何地,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我们和当地人类社群和环境的互动。我们需要认识到,“生态地缘”一词的本义是“安身立命的地方”(life place),它具有实实在在的所指。因此,生态地缘(不是生态地缘“主义”)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表述(MacGregor,2005)。把生态地缘思想中的主要原理阐述清楚,这有利于促进知行合一,帮助我们思考它对教育实践的启示。

作者简介

姓名:伊雨婷 汪明杰/译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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