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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治理性视角下的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
2020年05月06日 11:01 来源:《教育学报》2020年第2期 作者:姜添辉 字号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慈善;创新性集体智慧;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社会治疗学

内容摘要:效能是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的催化剂,市场逻辑是构成社会新思维的媒介,这促使许多政府运用效能、国际竞争力、创新性集体智慧与社会前景等话语,来塑造社会大众的自我知识,从而获得大众对这些话语的主动认可甚至支持。这种社会治疗学是统治艺术的实践,因为它引导他们如何思考与如何行动,这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的明显特征。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慈善;创新性集体智慧;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社会治疗学

作者简介:

  摘 要:美国操作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对国际社会放送国际竞争力话语,以凸显教育问题作为一种危及社会前景的社会风险,并运用效能之名吹捧商业解决方案的功用。此种情境开启政策网络,使得商业、慈善、社会机构等构成混杂性科层统治方式,政府得以远离责任,但又通过设定标准与目标进行远程操控。同时,资本家得以介入教育决策,将教育服务商业化。其创新性的集体智慧被吹嘘成确保社会繁荣的万灵丹,这种社会贡献等同于实践社会的道德责任,慈善更进一步美化这些商业团体的利益行径。由此而言,效能是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的催化剂,市场逻辑是构成社会新思维的媒介,这促使许多政府运用效能、国际竞争力、创新性集体智慧与社会前景等话语,来塑造社会大众的自我知识,从而获得大众对这些话语的主动认可甚至支持。这种社会治疗学是统治艺术的实践,因为它引导他们如何思考与如何行动,这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的明显特征。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慈善;创新性集体智慧;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社会治疗学

  作者简介:姜添辉,郑州大学全球化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一、前言  

  福柯指出,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是现代社会运作统治方式的主要形态,这种理性的反身性(reflexive)不再仰赖强制性的司法制度,而是塑造社会成员的理性思维。这种统治技术根源于自由市场,因为市场自由使消费者实践自我意志,并且确保自身权益,此种情境便提升社会成员的自动化理性行为,如此,他们变成自我规范者,故而政府无须管太多,只需大力倡导市场自由,便能确保社会有效运作。[1]由于此种自发性行为根源于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因而统治艺术的窍门是建构社会成员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其中道理在于心灵(soul)是接收外在讯息的源头,内化的讯息构成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2]1-9所以现代社会的统治技术是以统治心灵的途径进行运作,以此引导社会成员如何思考与如何行动。[3]这是告诉他们自我的自我(self of self)的统治艺术,通过传递适切的自我知识,以产生自行约束的作用,这种行径的规则(rule of conduct)足以产生有秩序的社会活动,进而确保社会安全。[4]117-132基于上述政治功能,统治方式从扩张政府权威转向提倡自由与选择,这是藉由管理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机能产生上述治理性的机能,因为自由市场提供民主实践的功能,同时,竞争得以激活个人的企图心。[4]205-227这种政治功能使新自由主义跃升为国际思维,由于这种思维着重竞争与效能,市场逻辑便重新定义国家角色,新的任务不再是社会正义,而是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话语将教育功能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任务之中,因为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机构,人力水平便影响到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如此,国际竞争力话语便能驱动许多政府进行教育改革。[5]  

  尽管上述关联性阐述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性(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如何运用国际竞争力话语,以制造教育改革议题,但仍遗留一些重大的相关问题,诸如国际竞争力话语如何产生?以及与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的关联性为何?此种运动为何产生教育产业化的现象?其商业意图又如何获得正当性?本文从既有研究发现中归纳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关联于效能的,当市场逻辑成为效能的保证时,商业手法便被认定是解决教育问题的“万灵丹”,如此资本势力便找到介入教育服务的渠道,但这容易引发公私不分的社会争议。新自由主义治理性成为解除这种政治危机的有效途径,即国际竞争力话语凸显教育问题,基于效能原则,便须以市场逻辑进行教育改革,此时商业团体的创新智慧被视为解决教育问题的良方,并能贡献于社会发展。这种治理性不仅运用系列性策略,诸如凸显问题、制造社会新需求、贩卖解决方案等,也创造效能、集体智慧、社会贡献等话语,在社会成员的心灵中灌输特定思维,特别是商业创新行动才能确保社会前景,国际竞争力与效能等概念成为他们的自我知识,这种自我意识使他们认可甚至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运动。延续上述主体性与自发性理性行为的关联性,本文将上述新自由主义治理性概念化为社会治疗学,因为社会治疗学不在于处理问题,而是以效能观向社会成员诉说真理,以达到塑造他们主体性的目的,这种社会治疗学对准心灵,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指挥,更是高明的统治艺术。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机能可提升效能与确保服务质量,故而政府不应干预自由市场,凯恩斯主义学者则强调大政府(great government)论点,基于社会正义与社会凝聚力的原则,政府应善尽职责,运用高赋税手段保护劳工等弱势团体。[5-6]

  新自由主义却能将上述两种对立思维重新融合,其做法是将政府权威从公共服务转向自由市场。哈耶克(F.A. Hayek)批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只见到自由市场的竞争机能,要求政府退出自由市场,但是阻碍自由竞争机能的因素并非仅是专卖或垄断,更牵涉到政策、立法与制度,因而善用政府权威才能扫除阻碍自由市场的障碍,如此一来,强大的政府才能创建与维持自由竞争机能。[7]此时,政府权威不再提供公共服务,而是转向创建与维持自由市场的竞争机能,其具体步骤是以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手段,将国有企业民营化,至少废除其专卖制度,将国有企业推向竞争市场。再来是推动公共管理主义(public managerialism)或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将私人企业的管理模式运用到公共部门,因为解除管制后仅缩小公共部门规模,剩余的政府单位仍须提升效能,由于私人企业已证明自身效能,所以其经营法则成为诊治公共部门效率不彰的“万灵丹”,这种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不同于以往机械化管理的泰勒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信赖与动机原则。具体而言,是以权力下放(或称为放权,devolution)的手段授权各政府单位,让它们拥有自我决定权,授权不仅赋予对象自主权,也要求这些单位自我负责,因此它们须以具体成果证明自身能力,评估制度成为监控这种授权成效的重要手段。接着以评估结果作为资源分布与奖励的依据,这种绩效考核与社会报酬的结合构成表现力(performativity),卓越不但证明自身的优秀能力,并可赢得尊严、卓越、骄傲等社会掌声,相反则成为社会负担,进而产生羞愧感。[8-10]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凯恩斯主义的现实困境有关,起初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路线深受选民欢迎,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逐渐积累可观债务,此时许多这类国家存在经济迟滞的困境,这使社会大众将此种困境归因于大政府路线,1971年与1973年的石油危机不仅严重打击了西方经济体,并且加重了上述质疑。此种背景提供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空间,1974年与1976年哈耶克及弗里德曼(M. Friedman)两位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领军人物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仅使新自由主义取得学术的正统性,并且凸显出当时的全球思维已开始远离大政府路线,向新自由主义倾斜。在此过程中,智利的新政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催化作用。1973年智利政权更迭,美国扶植的奥古斯图·乌加尔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推翻左派政府,重用芝加哥学者,引进自由市场竞争机能,诸如国有企业民营化,并获得丰硕成果,此种情境证明新自由主义具有施政的可行性。[11-12]尽管如此,1981年之前美国也仅是关注国际贸易的议题,例如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其目的在于消除国家保护主义,此会议不仅促成之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银行(WB)的成立,并同意以美元作为换算黄金价格的基础,以促进国际贸易活动。[13]1957年到1958年,肯尼迪政府运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要求欧盟降低关税,这使美国企业在60年代大举投资欧洲,并产生跨国企业。[14]  

  无论如何,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政治思维才产生明显变化,因为里根(R. Reagan)在1981年当选美国总统(任期为1981—1989年),并采取新自由主义路线,英国首相撒切尔(M. Thatcher,任期为1979—1991年)从1981年起也跟着唱和。[15-16]除此之外,美国财政政策产生国际金融的融合,里根政府为维持其西方军事霸权地位,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这导致赤字预算政策,平均每年短缺约2千亿美元,但却以发行美国国债的方式向海外筹措资金,之后许多国家进行仿效,因而产生国际金融的融合。[17-18]赤字预算及发行国债的做法,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以及2009年欧洲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新潮流并非仅是美国与英国国内政策的转向,更是因为美国积极向国际社会输出自由贸易的观点,这种输出不仅仰赖于国际场合的谈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金融机构扮演更吃重的角色,因为美国是这些国际机构的最大金主,所以能指挥其运作,然而当时这些机构的路线仍奉行大政府思维,为改变这种局面,里根政府大幅改组这些国际机构的高阶主管,使大部分新主管来自华尔街,自此凯恩斯路线转向新自由主义。[19-21]这种改组的目的是要向国际社会放送自由贸易的优点,以使国际社会认可其可行性,进而扩大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规模。[22]这是因为任何体系的扩大与运作需要一套价值体系做支撑,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所需的哲学观,因此美国政府致力营销市场逻辑的概念。[23]  

作者简介

姓名:姜添辉 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杭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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