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学 >> 教育社会学
农村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化育成效与困境
2020年04月26日 09:28 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9期 作者:高盼望 亓玉慧 路书红 字号
关键词:教育扶贫;精准扶贫;农村社会教育;化育

内容摘要:人文环境恶化、内发变迁缓慢、关联变迁遇阻等农村生态问题和化育实践困境依旧普遍。这种总体上的困顿也期待国家层面的高端引领、先进策略的科学设计和基于现实的多维建构。

关键词:教育扶贫;精准扶贫;农村社会教育;化育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农村“城镇化”与群众“市民化”进程加速。现代性扩张带来的冲击不同往常,异质的生活方式开始在农村蔓延,农村精准扶贫工作面临物质支撑与智力支持并举的巨大转型。国家权力、社会力量与村民都不同程度地介入化育工作,通过教育宣传、引进乡贤和构建新型共同体等有效促进了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但是,人文环境恶化、内发变迁缓慢、关联变迁遇阻等农村生态问题和化育实践困境依旧普遍。这种总体上的困顿也期待国家层面的高端引领、先进策略的科学设计和基于现实的多维建构。

  关键词:教育扶贫;精准扶贫;农村社会教育;化育

  作者简介:高盼望(1985-)男,山东临沂,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博士;亓玉慧(1985-),女,山东济南,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博士;路书红(1976-),女,山东聊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沂蒙精神的教化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研究(18CYMJ08)”;山东省教育科学重大招标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中小学改革研究”(VZ2019001)。

  新形势下,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除经济上、物质上的扶持,多手段、多媒介、多形式的“化育”[1]工作不断展开,为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改善农村生活面貌、提高农民综合素养提供了极大的智力支持,敦风化俗的现代化改造终于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现代性扩张带来的冲击不同往常,它使异质的生活方式肆意蔓延,固有人伦遭遇严重解构,多数村庄被卷入其中。梁漱溟早就指出,社会剧烈转型之下,乡村面临伦理破坏和文化失调的巨大挑战。如今,这一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更为显著。农村的总体困顿与农村化育的实质性进步并存,困难与希望并存,当务之急是重勘当前工作中的成绩与不足并寻找因应之策。

  一、化育的格局

  化育本就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内部的生长与滋养,一是外部的教化与培训。基于自身或系统内部的自觉而引发的变革属于“内发变革”,因外部因素介入而改变原有生活秩序,可视之为“外驱变革”,这都属于化育的范畴。中国农村化育的时代格局是内外联动、多个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服务生活的诉求,也有政治化、符号化、口号化、仪式化的身影,经历坎坷。

  (一)内发变迁与关联变迁并存

  与“内发变革”和“外驱变革”的逻辑类似。美国农村社会学者埃弗里特·M.罗吉斯和拉伯尔·J.伯德格将乡村社会的变迁分为“内发变迁”与“关联变迁”(埃弗里特·M.罗吉斯等,1998)。[2]该理论认为,“内发变迁”的力量或发动者在系统内部,是自发的、非指导的,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是社会系统内部的成员在几乎没有外界影响情况下的创造或发明,产生的成果在该系统内部推广;“关联变迁”的思想、力量源于系统外部,又可以分为“选择关联变迁”和“指导关联变迁”两种,这取决于变迁是社会系统内还是社会系统外的成员认识到变迁的重要性或者有这种需要。

  例如,农民感觉自己在文化知识、新型农业技术等方面较落后,期望通过参加继续教育、技术培训班等方式提升自己,这种行为源于内部需求的驱动,属于“内发变迁”。农民参观新型科技园、农业展览会等,遇到多种新技术、新理念,便选择性地学习他们日后可以使用的技术,这就是属于“选择关联变迁”。政府试图在农业、教育、卫生和工业中引进新技术所倡导的一些发展规划,并将这种规划付诸实践,影响相关领域,就是“指导关联变迁”。当内发变迁和选择关联变迁的速度不能令人满意时,政府等外部力量就会做出指导、引导措施或制定相关规划。反观当代中国,农民在心理上逐渐疏离农村,行为上逃离农村,留守的群体普遍缺乏自我革新的意识与能力,内发变迁和选择关联变迁遇到多种阻碍,还需要政府、社会等力量的指导,“指导关联变迁”变得更为迫切。有研究指出,应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入手,借鉴发达国家的培养经验,坚持存量优先、兼顾增量的原则遴选培养对象;构建公益与市场结合的培养体系;因地制宜、紧跟时代,选取确定培养模式;科学、综合地开展教育考核;并开展跟踪服务、定向扶持(杨风,2018)。[3]为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更多的可能。

  (二)国家、社会与村民“三位一体”

  当代农村化育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促进群众的和谐生活,意欲解决人之“群”何以“和”的问题。这一工作除涉及内外两种动力,还包括国家、社会与村民三大主体的相互影响。

  一是国家权力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新型城镇化浪潮为乡村社会发展和转型带了巨大挑战,原有的生活空间和生活秩序发生变化,传统的伦理实体遭遇解构,需要国家给予明确的方向指引。各级政府代表国家意志,加强教育与宣传或直接干预农村文化建设是最常见的方式。如何能最大程度地推进农村化育而不损伤农民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还给农村、农民更大的自由和发展空间,这又是政府工作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多年来,中央不断通过“一号文件”等探索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并陆续推出系列办法、规定,鼓励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这种行为是权威力量为实现预计结果而有意识设计的,这种权威高屋建瓴、普适性强,但也有“范式强加”之嫌,甚至会抹杀一定的独特性和活力。

  二是社会力量介入。近年来,乡镇一级政权的力量与影响日渐息弱,国家权力上移,乡村自治的空间加大,“国退社进”成为新的趋势。一些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发起的化育实践更具代表性和针对性。这群精英怀着美好的愿望进入乡村,期望借用先进思想或传统优秀文化达到敦风化俗的目的。如山东省一批知识精英坚信礼乐传统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的荦荦大者,为了重建被破坏的乡村文化,在农村开办儒学讲堂(杨朝明,1995)。[4]他们认为,儒家的学问是知行合一的学问,知识分子应该责无旁贷地走出校门,走出象牙之塔,深入到群众当中,尽力改良社会风气(赵秋丽,2015)。[5]鉴于教育的对象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学者们尽量不讲大道理,而是讲故事,“不讲天边,讲身边”,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化育体系。他们的教育原则是:要让农民听得进去,就要用农民的话,讲农民的事,教身边的人。[6]值得注意的是,将儒家思想或以之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使之成为一种教育方式,不能居高临下、自己以为是,这时就要反思是否把位置摆对,真心去对农民(徐杰舜,2010)。[7]否则,可能会引起村民的拒斥。

  三是村民自我改进。借助外力进行必要指导或干预,对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仅仅依靠外部的推动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乡村面临的种种困境,也忽略了村民自我觉醒的意义。外力介入之外,乡村内部的自我觉醒与革新在缓慢发生。例如,“文化下乡”背景下,很多城市社团送戏下乡,期待带给村民文化大餐。更值得欣喜的是,一些土生土长的农家剧团也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不但“走村串乡”,还开始“乡戏进城”(胡昌方,2005)。[8]苏北革命老区泗洪县太平乡的一个剧团便是如此,他们在丰富贫困乡村的文化生活,重树乡村文明以及向外传播新农村建设成果方面的作用明显。用他们的话概括即是:演的是农村事,唱的是乡下人,乐的是老百姓。在广大农村地区,这种土生土长的优秀社团并不少见,加以正确、合理的引导将是农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良好方式。

作者简介

姓名:高盼望 亓玉慧 路书红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内容页广告位-中国与世界.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