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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阶级论对教育公平研究的影响
2019年11月21日 08:32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姜添辉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教育公平;教育社会学;惯习论;编码理论;批判教育学

内容摘要:马克思有鉴于社会阶级的不均等权力关系是导致结构化社会冲突的主因,从而力倡社会正义的实践哲学。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教育公平;教育社会学;惯习论;编码理论;批判教育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姜添辉,男,台湾台南人,哲学博士,郑州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世界社会学学会(ISA)教育社会学委员会(RC04)副会长。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教育公平;教育社会学;惯习论;编码理论;批判教育学

    内容提要:马克思有鉴于社会阶级的不均等权力关系是导致结构化社会冲突的主因,从而力倡社会正义的实践哲学。由于这种观点对社会不公平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因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并导引出许多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惯习论、编码理论与批判教育学是其中的经典理论,虽然这些理论采取马克思主义路线,但惯习论与编码理论侧重课程知识结构属性的剖析,批判教育学则关注课程内容的意识形态。这些理论的影响力并非单纯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还取决于社会情境。因为伴随社会发展,教育不公平并未有明显的改善,这种关联性显示出,社会情境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理论的意义。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教育思想研究”(BAA180025)。

 

  一、前言

  在早期英语系国家,结构功能主义是教育社会学的主流思潮,当时大部分学者以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进行研究,并认定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促进社会功能的主因。显然,此种同质论忽视权力、私心与社会冲突的关联性,这种缺失促使马克思主义在1950年代开始崛起,此种取向采取社会阶级(social class)以及权力等观点解释结构化的社会冲突。尽管如此,在1960年代,才有更多教育社会学者采纳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教育研究,这种转变标示出,研究取向从和谐论转向冲突论,因而社会阶级、权力、冲突等成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依据,教育公平成为研究焦点。进入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广泛影响教育社会学研究,并导引出许多重要理论,诸如惯习论(habitus)、编码理论(code theory)和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等。

  本文有鉴于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并且马克思的思想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就社会科学范畴而言,甚至可视为空前的思想家。因此阐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显然无法以简短篇幅陈述其博大精深的理论,由于社会公平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轴,所以本文聚焦于教育公平问题。依据此种理论路径,本文继而剖析惯习论、编码理论和批判教育学等,聚焦于这些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是当前教育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并共同关注于教育公平议题。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阶级

  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冲突论(dialectic conflict)与社会情境相结合,从而主张行动无法脱离真实的社会情境,须透过实践(praxis)才能检视思维的正确性[1]72-74,如此,社会情境是影响个体存在意义以及自我思维的主要因素[2]35-42。由于物质条件是驱动行为的主要因素,所以经济活动决定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其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便能影响个体意识[3]11。由此而言,社会发展是物质驱动的历史,因为人类的基本需求无法脱离物质条件[4]194,这种关联性使马克思以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视角,剖析工业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尽管机械化生产模式提供稳定报酬,但是却存在严重的压榨问题。其根源之一是这种模式以细目化方式,将复杂的手工技术转变为简易的生产动作,这种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亦可翻译成普罗化)使劳动者屈从于非人性化的固定化与简易化动作[5]41。此时,尽管人创建机械生产模式,但却沦为机械附庸,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也为之消失[6]。异化(alienation)足以强化此种无产阶级化作用,制式生产流程不再需求心智思考活动[7]95-109。由于精神是人的基本元素,这种剥夺使工作丧失实践精神意志的作用。此种异化也发生于产品中,尽管产品是劳动者的精神外化,但却与他们处于敌对状态,因为生产越多,工资就越低廉。受制于有限的工作机会,人类关系从相互关怀转向彼此争夺的异化型态。再者,劳动者出卖劳力交换所得,致使精神意志成为可计价的商品,这种劳动力商品化产生贬抑人性的异化作用[7]96-97。

  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化最终成为普遍的社会阶级,因而社会分裂成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两个阵营[8]。尽管拥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能穷尽所能压榨劳动者,但是此种情境也会触发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所以无产阶级能通过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发动全面性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重建公平的社会,此时情境让人得以实践自我精神意志,成为真正的人[9]1-31。为化解这种可能政治危机,资本主义积极操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与底层(base)的关系,底层是经济结构塑造的社会关系,更具体而言是构成劳动者的条件,诸如价值观与能力等,上层建筑是传递特定意识形态,以塑造这些条件的社会机构,由于资本家拥有可观的权力,所以上层建筑能单向支配底层[2]37。

  这种关联性说明,掌握上层建筑的运作,资本家便能为自身创造出最有利的意识形态,藉此途径可使劳动者产生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误认阶级压迫并不存在。此时,国家机器成为这种社会控制的道具[10]11,因为上层建筑的具体表现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诸如家庭、宗教、学校、政治、媒体、法律、文化和工会等,这些社会机构皆受制于统治团体,以传播特定的价值观,其目的在于塑造社会的新思维[11]127-149。诸如经济发展产生富裕生活的想象空间,这使劳工阶级对未来抱持更乐观态度,因而诉之未来愿景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它能有效地驱动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12]53-79。又如资本主义偏好民主概念的主因是,其个人主义能有效化解集体意识[13]72-73。由此而言,资本家操控国家机器传播特定意识形态,可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这种关联性彰显出,马克思关注社会正义,所以采取冲突论探讨社会现象,由于权力是引发冲突的根源,因而社会阶级成为其理论的框架。尽管后续马克思主义学者仍延续此种冲突论,但是对社会阶级的分类做了相当程度的修正,这是因为劳动力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之一是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拥有可观的影响力[14]58-59。

  这种变化往往根源于生产技术的深化,并带动教育训练、管理模式等方面的转变,这些改变使职位产生阶层性的发展,并扩大不同阶层职位的薪资待遇,这些使劳工团体产生异质化。诸如生产技术深化将资本社会推向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此时需求有技术、有训练的工人,进而扩张技术人员的数量。同时,股份制度使公司的拥有者从少数人变成一群人,这种情境须委托他人经营公司,所以扩张经理人员的数量。再者,公、私部门的行政与管理人员等服务阶级(service class)也明显扩张,并拥有可观的影响力。虽然上述技术、经理与管理等类别人员没有生产工具,也是受雇者,但是这群人却明显不同于体能性劳工阶级(在马克思的资本年代,这群人是无产阶级),其价值观更偏向资本家[15]145。

  技术、经理与服务人员的扩张不仅标示出无产阶级人数的萎缩,同时也显示出劳工阶级之间产生异质化的现象。普伦萨斯(N.Paulantzas)以新兴小资产阶级(new petit bourgeoisie)解释劳工阶级内部的分化,因为这类行政与管理人员不仅拥有较长的教育训练以及较好的工资待遇,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资本家的授权,对底层劳工阶级进行压榨[16]194-229。这种工作属性显示出,权力的政治职能是区隔与一般底层劳工的要素。上述理论说明,伴随技术的推进,劳工阶级产生异质化,其中技术、行政与管理等人员的数量明显扩张,这群人虽然亦是受雇者,并未拥有生产工具,但其价值观却明显偏向资本家,因为他们拥有较长的教育训练、较佳的工资待遇、较好的工作环境,更重要的是其工作属性是对底层劳动者进行政治性的监控,以进行剩余价值压榨。基于这些差异,后续学者普遍改用中上阶级与劳工阶级的框架进行相关研究。这种调整并不减损马克思理论的宏伟,因为马克思所处年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界限明确,但当前中产阶级(或称白领阶级)数量庞大,其条件明显不同于体能性劳动者,这反映出社会阶级结构的现实属性,社会学理论需反映社会事实,所以社会阶级的分类方式也随之改变。无论如何,社会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探讨社会冲突与公平的根基。①

作者简介

姓名:姜添辉 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职称:特聘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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