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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是如何复制的? ——代际传递的多文本嵌入及其现代演绎
2018年09月03日 13:58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作者:马维娜 字号
关键词:身份复制;文化复制;基本格局;多文本联结阅读

内容摘要:通过《不平等的童年》《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校园生活——批判教育学导论》多文本联结阅读,试图揭示一个问题:“二代”究竟是如何复制的?联结阅读显示:代际传递中的“二代”复制以身份复制和文化复制为结构,代际身份主要以组织参与和生活方式复制,代际文化主要以家庭教养、意义实践和生命体验复制。

关键词:身份复制;文化复制;基本格局;多文本联结阅读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马维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南京 210013

  内容提要:通过《不平等的童年》《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校园生活——批判教育学导论》多文本联结阅读,试图揭示一个问题:“二代”究竟是如何复制的?联结阅读显示:代际传递中的“二代”复制以身份复制和文化复制为结构,代际身份主要以组织参与和生活方式复制,代际文化主要以家庭教养、意义实践和生命体验复制。代际传递的身份复制,既是组织化活动与非组织化场景的社会关系的不同复制,也是家庭内部时空节奏各异的生活方式的复制,且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成人范式与社会交往的预先演练;代际传递的文化复制,不仅是一套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更是文化行为、文化惯习的深层结构及其生命历程的切肤体验;代际传递的多文本嵌入,不仅可以缕析同一或同类现象的时代根须脉茎,更能发现现代演绎的矛盾多变与深度复杂。现今的代际传递大致形成了三种基本格局:“因子介入”的相对稳定型代际传递;“更加文化”的深度型代际传递;“半主体性”的波动型代际传递。

  关 键 词:身份复制 文化复制 基本格局 多文本联结阅读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8)02-0140-10

  书籍阅读与现实解读之间本来就没有天然鸿沟,因为书籍的现实恰恰是真实的现实的提取、淬火与凝练;而从具有年轮印迹的书籍阅读中,更能发现并触摸时代的纵深绵延与文化代码的浸透刻蚀。本文借助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联结阅读——一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20多年前撰写的《不平等的童年》;二是被誉为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经典著作之一的保罗·威利斯(Willis,P.)40多年前撰写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三是北美批判教育学派主要代表之一的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30多年前撰写的《校园生活——批判教育学导论》。在文本与文本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穿梭往来中,试图揭示一个问题:“二代”究竟是如何复制的?联结阅读显示:代际传递中的“二代”复制以身份复制和文化复制为结构,代际身份主要以组织参与和生活方式复制,代际文化主要以家庭教养、意义实践和生命体验复制。代际传递的身份复制,既是组织化活动与非组织化场景的社会关系的不同复制,也是家庭内部时空节奏各异的生活方式的复制,且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成人范式与社会交往的预先演练;代际传递的文化复制,不仅是一套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更是文化行为、文化惯习的深层结构及其生命历程的切肤体验;代际传递的多文本嵌入,不仅可以缕析同一或同类现象的时代根须脉茎,更能发现现代演绎的矛盾多变与深度复杂。这些问题既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纵深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逻辑感的广袤问题,且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民族还是种族,都无法回避与躲藏。由此,可以概括当下代际传递的三种基本格局:“因子介入”的相对稳定型代际传递;“更加文化”的深度型代际传递;“半主体性”的波动型代际传递。

  一、身份复制:组织参与和生活方式

  在最普通的家庭日常生活,在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循环里,几乎都能通过每一个家庭的神色形态、言语对话、生活方式,描摹出不同身份、不同地位家庭的日常“许愿曲线”。在上述三个相似却又相异的文本中,所涉猎的家庭、阶层主要有三类两层:三类是中产家庭、工人家庭、贫困家庭;两层是中产阶层、中产以下及底层阶层。尽管各不相同的家庭和各不相同的阶层会获得各不相同的或显性透明或隐蔽模糊的代际传递,但这里关注的是,这些不一样的代际传递路径究竟是怎样铺设的?

  路径一:不同阶层家庭对是否参加有组织的活动的选择取舍,彰显的是不同阶层家庭对能否顺利占有代际传递先期积累平台的选择差异。主流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有组织或跟从组织,一个孩子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习得方式,就是学会如何在组织中与成人机构打交道,学会如何为进入未来社会关系网进行先期演练。虽然9-10岁阶段的孩子并不能清晰意识到这些,但家庭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引导他们从小接受有组织的活动安排。因此,更倾心并依赖于全组织活动,是中产家庭鲜明的选择倾向。中产家庭不仅会越来越坚决地让孩子抓住机会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而且某种程度上让孩子参加的是较高级别的组织活动,像加勒特参加的棒球赛等体育活动甚至都是由成年人组织安排的。在参加每一个活动的时候都会见到一批新的成年人,并学习怎样与他们共事。与此同时,虽然性别对孩子决定参加何种有组织的活动会起到重要作用,但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此类活动的绝对数量却不会因为性别而改变。“斯泰西(女孩)在体操方面很活跃,弗恩(男孩)在篮球方面活跃,两个孩子都参加主日学校。暑假里,两个孩子都会参加一个又一个精心安排的夏令营(体操、篮球、马术)。”①中产家庭把童年时代的活动,尤其是有组织的活动看作孩子学习人生的重要技能所在。

  除了跟从和参与组织活动外,组织活动中的主动选择倾向,既是家庭为孩子未来社会资本所作的某种积累,也是为孩子积聚未来工作经验所做的某种准备。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家长都致力于根据孩子的特殊爱好为他们安排固定的、有组织的活动。在暑假里,可供选择的活动和参加活动的时间都会陡然上升。了解活动内容安排、评估活动是否适合、在最后期限前报名、协调接送孩子,是中产家庭非常耗时但又乐此不疲的劳作。②由母亲和父亲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支配着像加勒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而拥有常春藤大学和精英高校各级文凭的父母的身份地位,则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无形但又强有力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嵌入孩子的人生成长之中。

  相比之下,工人家庭更倾心并依赖于半组织活动;贫困家庭则基本处于无组织活动状态。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经济挑战和养育孩子的艰辛重压,需要解决甚至不断挣扎的,是寻找怎样的方式承担孩子的衣食住行与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孩子有组织活动的参与显然必须让位于维持家庭生计的经济与社会现状。“像工人家庭和贫穷家庭孩子玩的那种由左邻右舍孩子们自发形成的垒球或棒球游戏,在作为中产家庭的加勒特的生活中极其少见,甚至根本就不存在。”③

  与工人家庭的半组织活动和贫困家庭的无组织活动状态相对应的,还有一种特殊的非组织化的“组织场景”,虽然他们似乎不具备上述一对一的家庭有组织活动的选择,但这些“组织场景”作为非组织化的“组织”,却同样是为数不少的家庭身份认同、身份参与、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并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复制形式。

  汉默镇的年龄/性别结构和英格兰以及威尔士其他地方相似,但它的阶级结构构成有着显著不同。它基本上是座工人阶级的城镇。只有8%的居民从事专业类和管理类工作(这是全国比例的一半),绝大部分人口从事体力劳动。每天有约3000位中产阶级人士从南边和西边到汉默镇工作,但他们不住那里。……只有不足2%的成年人接受全日制教育(这又是全国比例的一半)。这里的就业结构显示了这个工人阶级社区特有的工业性质。这个镇共有约36000名劳动力,而79%的人从事制造业,相比之下,全国的比例是35%,而整个城区的比例是55%。金属及金属部件的制造提供了大半的就业。④

  这里,作为非组织化的“组织场景”,至少传递出这样的身份复制信息关联:一是工业重镇的悠久与典型之势,起码孕育出“车间文化”抵御“学校文化”的可能性;二是就业的前景之势,起码预示了就业中人员众多、工种单一、选择甚少的可能性;三是金属与金属部件制造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工人之势,起码营造出“家伙们”反抗循规生活、适应未来工作环境的男性气概的可能性。

  更进一步,非组织化的“组织场景”不仅存在于不同家庭之中,也存在于不同国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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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马维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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