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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的文化透视
2017年11月07日 14:02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 作者:黄书光 字号

内容摘要:作为学校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前沿阵地,“上海教育经验”及其背后的海派教育之深厚文化底蕴,值得我们做更加深入的个案剖析,以期从区域文化层面进一步求索教育现代化变革成功的内在动因。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国际视野;本土立场;价值重心;上海教育经验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黄书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反思百余年来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我们深切体会到教育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务必要遵循特定时期社会变迁的历史节律和树立开阔通达的国际视野,坚持基于国情的本土立场和扎根实践的创新勇气,把握教育现代化动变的价值重心和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回归。作为学校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前沿阵地,“上海教育经验”及其背后的海派教育之深厚文化底蕴,值得我们做更加深入的个案剖析,以期从区域文化层面进一步求索教育现代化变革成功的内在动因。

  关 键 词:教育现代化 国际视野 本土立场 价值重心 上海教育经验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基础教育学校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本土探索”(16JJD880019)的部分成果。

  百余年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的波澜起伏告诫我们:教育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其自身演化的历史节律和开阔通达的国际视野;离不开立足国情的本土立场和火热实践的理论创生。此外,还要经得起教育现代化变迁中可能出现的剧烈震荡,摒弃物化侵蚀,坚守“人本”理念,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向度的辩证统一。作为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前沿阵地,“上海教育经验”因为近年来PISA成绩显著而备受世人关注,其成功背后固然与现代化魔都上海的综合优势相关,更重要的则是其海派教育——“海纳百川,大气灵动,务实创新,追求卓越”的深厚文化底蕴所致。

  一、教育现代化推进的历史节律与国际视野

  每一个进行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国家,往往不可避免地要直面本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遵从适宜本土环境变迁的历史节律是每个民族国家的天赋权利,体现了现代化变革的自主选择性;但秉持开阔通达的国际视野,追求世界先进教育潮流,则是各国教育现代化变革的价值共识。

  以日本为例,它长期以中国为榜样,曾派遣留学生到唐朝取经,学习儒家的教育思想、治国理念和礼仪制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倡导“求知识于世界”,国际视野愈益开阔,逐步瞄准世界前沿,确立了“脱亚入欧”和“和魂洋才”的文化教育战略,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夯实了其社会现代化变革的教育基础,为之后挤进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强国铺平了道路。同理,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素来以多元文化为底色,其开阔的国际视野尤为显著。现代化的野火固然是由英国人从工业革命开始点燃的,其后由英国蔓延至西欧、美国乃至东亚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美国不仅善于效法英国、法国,而且向科学技术愈益发达的德国学习,特别是其高等教育变革就深受德国大学的影响。“到19世纪,约有1万多名美国学者到德国留学和考察,其中包括学界巨擘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者,正是他们将德国大学的新思想带回美国,推动了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1]美国还以优厚的待遇悦纳和使用包括德国科学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顶尖人才,让欧洲新教育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相互推助,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深度变革。

  与西方社会的内生型现代化不同,与日本社会的主动求变型现代化也不同,中国教育现代化萌生于巨大外力冲击下的国人被迫“睁眼看世界”,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教育压抑和过于沉重的儒家传统教育,决定了我们的教育现代化变革不可能是短期速成的快节奏,国人的国际视野也只能是渐次打开,并随着社会历史的深层变革而愈益开阔通达。从最初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而进行相应的“器物变革”;从开设洋务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到戊戌变法中对西方近代政治、教育、学术等制度的引进;从清末新政“中体西用”方针下的近代学制建构,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西方科学、民主和个性独立的极力推崇,再到接踵而来的西方新教育潮流——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教育学术界的涌动及其在教育实践领域的传播,国人的国际视野和世界观念可谓因时移步、逐渐扩大。不可否认,“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正是借助于‘中体西用’的命题而缓缓推进,它赋予西学以合法地位,促使洋务教育活动全面展开,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了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的逐渐过渡”。[2]但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进一步发展,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节律也必然与时俱进,日益向纵深推演。

  应该肯定,外力冲击与国人国际视野的不断拓展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与动力。没有先发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引领和示范作用,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也就失去了可资参照的样板,还要在黑暗道路上摸索更长的时间。当然,随着国际视野的不断扩大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升,也给国人带来了不同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与论争以及如何进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疑惑与沉思。

  二、教育现代化求索的本土立场与理论创生

  需要指出的是,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求索终究离不开其坚定的本土立场。诚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高涨之际,我们致力于全面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个性独立观念,甚至有人直接提倡“全盘西化”,直至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相关的制度设计与实验精神备受推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加深,有识之士越来越注意到徒袭外来制度之无益,而是要致力于外国先进教育制度的本土化探索与西方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改造。

  众所周知,我们的近代学制先是移植源于德国的日本学制,继而转向对美国学制的系统引进。特别是在厘定和借鉴美国的“六三三”学制时,固然凸显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直接影响,如学制标准中的“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典型表述;但也应该肯定,参与新学制制定的社会贤达、教育理论专家与实践工作者也是反复调研、理性商议,并非简单地盲从美国学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与本国实际情形的结合,如在“学制标准”中,明确标示要“注意国民经济力”、“多留地方伸缩余地”。[3]即便如此,在此后的实践运作中仍然暴露出结合国情做得不够的事实。且不说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学制”的猛烈批判及其“走孔家之路”的邹平乡村教育建设行动,即使像陈鹤琴、陶行知、晏阳初、雷沛鸿等一批具有留学背景的著名教育家,也都热衷于回归区域层面的各种教育改革实验,开展了风格多样的教育本土化实践探索,取得了诸多具有鲜活民族文化特色的教育本土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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