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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生问题不断地发生? ——教育社会学的视角
2017年10月16日 14:56 来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马和民 邓娜 王德胜 字号

内容摘要:社会化模式是影响人生问题的重要因素,社会失范是导致人生问题频发的根源,社会控制的失范是外因,自我控制的丧失是内因。最后从社会系统层面和教育系统层面提出了破解人生问题的思路所在。

关键词:人生问题;意义危机;失范;社会化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马和民(1964- )男,浙江慈溪人,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上海 200062;邓娜(1987- ),女,江苏徐州人,四川省西昌市第二中学教师,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中学教育。西昌 615000;王德胜(1991- ),男,山东滨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社会事实,人生问题需要得到教育社会学的关注和解读,对人生问题的研究,适宜采用“历史事实+逻辑分析”的方法。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人生问题在清末民初、“文革”时期和当代中国频频出现,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迷失方向的内心焦虑、缺少责任的自我中心、不受控制的欲望贪念、缺失禁忌的处世规则、缺乏理性的从众媚俗、丧失善念的情感冷漠六个方面。综合社会系统、教育系统和人的因素三个方面,从历史事实和当前经验实证分析出发,可以概括出人生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文章认为,社会化模式是影响人生问题的重要因素,社会失范是导致人生问题频发的根源,社会控制的失范是外因,自我控制的丧失是内因。最后从社会系统层面和教育系统层面提出了破解人生问题的思路所在。

  关 键 词:人生问题 意义危机 失范 社会化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千禧年儿童群组发展重要特征研究”(13JJD88001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7)01-0053-013

  2016年7月17日,台湾资深媒体人、被《南方人物周刊》誉为“在大陆互联网走得最远的台湾人”宫铃因抑郁症去世。在其2010年出版的《从台北到北京》一书中,她发现“在北京,多数人的生活状态都是焦虑且迷惘的,这从众人脸上的表情就可读出一二。虽然身旁很多朋友将此归因于生活压力、没钱等原因,但我认为这种心态应该还有内心的空乏。”[1]事实上,不只北京如此,从城市到乡镇,从校园到职场,“生活焦虑、情感茫然”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普遍状态,我们遭遇的人生问题愈发普遍而严重起来。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今天的人们缺少了“爱的能力”?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感减少了?为什么会出现非理性的爱国情感?……在校园中,人生问题同样不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屡见不鲜,校园欺凌现象层出不穷,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中小学生的厌学情绪频频发生,“迷茫”“空虚”成为挂在大学生嘴边的口头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校园中的人生问题对教育提出了挑战,更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破解人生问题首先意味着回答“为什么人生问题不断发生”这一问题,只有解答了“为什么”的问题,才能去寻找“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本文拟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历史维度,建构分析人生问题的理论框架,为破解这一难题做出尝试,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教育社会学如何研究人生问题?

  (一)研究人生问题的方法论

  不同学科在讨论人生问题时有不同的视角。如哲学倾向于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索,中国哲学对人生问题尤为关注,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2];心理学侧重于对心理健康和人生选择的研究;伦理学则主要从人生伦理角度回应人生问题;社会学把人生问题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探究其产生的因果关系;教育学主要回答“如何实现美好人生”的问题;而教育社会学则综合了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视角,既探讨作为社会事实的人生问题的因果关联,又贯穿着如何实现美好人生的问题,这两方面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见,人生问题可以从多个学科的视角展开分析和解读。

  一般来说,任何学科提出的核心问题都是“为什么”的问题,具体包括:某一种特定的现象是怎样形成的?这种现象在怎样的特定环境中产生?这种现象的发生过程是什么?这种现象的产生涉及什么样的机制;等等。“为什么”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要回答如何解释某种既存的现象,例如在社会学上,涂尔干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教育社会学研究人生问题,意味着要从社会系统层面对人生问题进行解读。每个人固然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何以安身立命”的人生问题,但在教育社会学的视野中,个体的人生问题并不是关注的焦点。有关人生问题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无疑可以提供人生意义、人生问题的合理解释,可以为解决个体的人生意义问题、信仰问题等提供知识依据和理论参考,但这些学科都是从个体层面来回应人生问题的。对教育社会学来说,关于人生问题研究的焦点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生问题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所赖以发生的社会环境。当我们将“人生问题”看成类似涂尔干的“自杀问题”时,“人生问题”便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当我们用教育社会学的眼光来审视“为什么人生问题不断发生”这一问题时,意味着我们需要发现人生问题的共同特征,需要探讨何种社会特征导致了人生问题(具体包括三个问题:为什么在某一社会环境中,人生问题更为多发?具有哪些共同特征的社会环境,容易导致人生问题?具有哪些共同特征的社会环境,较少发生人生问题?),需要破解能够洞悉人生问题的教育秘密。因此,教育社会学对人生问题的研究,是一种在社会系统层面对人生问题的探索。

  教育社会学从社会系统层面研究“人生问题”离不开史学方法,可谓教育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教育史的研究,无论是制度史、思想史还是人物史,都侧重于从过去到现在的推演过程,讲究事物发展的前后关联性,但未必是因果性。而教育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是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过程,其目的是直接回答现实问题,力图探寻因果关系,此类研究在当下还屈指可数。正如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所言:“一些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他们在经验方面,忽视过去;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也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一些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意识’,他们在经验方面,忽视不同社会的进程与结构的差异;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这些进程与结构的普遍特性,也不考虑它们与行动和事件的关系。”[3]4与单纯的社会学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更“强调时间因素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研究对象及相关结论的历史具体性”,与单纯的历史学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更强调理论,强调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在相当大的时空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3]307。结合史学方法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在经验和观念方面,可以为社会事实提供更为强大的解释力。

  同时,对社会事实的评判,必须透过对特殊事例的详细研究展开。也就是说,需要找到典型史料,运用逻辑分析对其进行缜密细致的研究。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Henri Berr)在1900年《历史综合评论》创刊号上,对涂尔干作过发人深省的评论:“我们相信,社会学要成其为一个学科,就必须首先研究什么是历史上的社会;我们认为它的出发点必须是具体的历史资料。在我们看来,法国的社会学家中,涂尔干和他的同事们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对历史事实采取了一种精确的、实验的、比较的方法。”[3]57-58由此贝尔强调,在对人类和社会事实做出宣判之前,必须对特殊的事例进行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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