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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谊等:育儿压力与社会支持比较
2017年08月16日 09:22 来源:《学前教育研究》 作者:李敏谊 七木田敦 等 字号

内容摘要:为探索在当代中国和日本政府推行支持性生育政策的背景下,两国父母面临的育儿压力与获得的社会支持,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分别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问卷调查。

关键词:育儿压力;社会支持;家庭生育政策;家庭生育意愿

作者简介:

  原标题:低生育率时代中日两国父母育儿压力与社会支持的比较分析

  作者简介:李敏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日)七木田敦,日本广岛大学(日本广岛);张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幼儿园(北京 100083);王路曦,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芜湖 241000);管亚男(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E-mail:201421010085@mail.bnu.edu.cn(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为探索在当代中国和日本政府推行支持性生育政策的背景下,两国父母面临的育儿压力与获得的社会支持,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分别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采用配对发放形式,中国样本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某社区幼儿园的父母,日本样本来自广岛县某育儿支援中心接受育儿支援的父母。结果发现中日样本父母的育儿支持差异较大,中国样本依然以家庭育儿为主,日本样本则以社会育儿为主;中日两国样本父母均有不同程度的育儿压力,但感知到的育儿压力类型不同,中国父母更多地感知到睡眠不足、疲倦感等身体状况不良问题,日本样本父母则是陷于社会地位丧失的危机感和育儿不安的焦虑情绪中;两国父亲样本参与育儿程度有明显差异,中国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明显高于日本父亲,中国样本家庭主要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日本样本则以母亲承担育儿责任为主。在当前中国老龄化社会背景及二胎政策实施同时职场压力不变的条件下,社会育儿支持对缓解中国父母育儿压力、增加其生育意愿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应在尊重家庭价值的同时,全面建设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网络;在父亲参与育儿方面,日本父亲则需要进一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更多参与育儿,增加对日本母亲育儿行为的支持。

  关 键 词:育儿压力 社会支持 家庭生育政策 家庭生育意愿

  基金项目:中日韩合作研究项目“关于育儿社会协力的日中韩调查比较研究”(项目主持人日本广岛大学七木田敦教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重点课题“学前教育中长期发展目标与推进策略研究”。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和日本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时代。2013年,中日两国的总生育率(女性人均生育数)分别是1.7和1.4。[1]目前,中国已经实施全面二胎政策,而日本则多年实施育儿支持诸多政策,反映了中日两国政府均在有意识地提高父母的生育意愿。然而有研究显示,75%接受调查的日本母亲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育儿焦虑。[2]育儿并不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情,下一代的培养应当放在整个家庭与社会的背景下来考虑。[3]换句话说,家庭与社会的援助在育儿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前,关于育儿压力的研究十分丰富。一部分研究者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担任父母角色的过程中受人格特质、亲子互动、子女特质等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育儿压力是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的过程中,当可获得社会支持资源满足不了育儿需求时产生的一种消极自我评估。[5]还有研究者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感,包括不安、恐惧、忧虑、焦急和自我丧失感、疲劳感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和状态。[6]本研究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当可获得的社会支持不满足或不匹配育儿需求时所产生的压力感,包括不安、恐惧、忧虑、焦虑、社会地位丧失感、身体疲倦感等情绪体验和状态”。已有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育儿压力不利于父母的身心健康、生育期望和意愿,不仅影响其养育行为,同时也会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与生长发育。[7]育儿压力的产生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家庭自身方面的因素,如父亲参与育儿程度、母亲的职业类型、家庭结构等,也包括社会系统方面的因素,如社会育儿支持政策、可接受的育儿压力缓冲资源等。很多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缓解父母的育儿压力具有重要作用,如门罗(Munroe)和斯坦纳(Steiner)在1986年的研究中提到,社会支持能够对父母的育儿压力起到缓冲的效果,减少压力的直接伤害,降低心理异常的发生率。[8]中村指出社会支援是缓解育儿压力的重要因素,与父母的精神健康密切相关。[9]手岛也指出如果有场所可以供父母与他人交流育儿问题,或者有专家可以为父母提供支援,那么父母的育儿压力将获得极大程度的缓解。[10]可见,社会援助与育儿压力直接相关,社会援助可以有效缓解育儿压力。

  以往各类国际比较研究显示,中国母亲的育儿压力比其他国家母亲要高。如清水嘉子在2002年所做的国际比较中指出,中国(北京)母亲的育儿压力高于日本(静冈)、韩国(京畿道)及巴西(巴西利亚)的母亲。[11]中国母亲的育儿压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在中国放开二胎政策、育儿数量增加、家庭育儿支持网络可能因为延迟退休等政策而有所减弱[12]的情况下,研究如何通过社会支持网络来缓解中国家庭育儿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日本的育儿社会支持对改善中国父母育儿社会支持网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本研究基于北京师范大学和日本广岛大学的合作研究,旨在了解中日两国家庭育儿实践中父母所感知到的育儿压力以及社会支持,并试图讨论如何更好地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支持为人父母者培育出更健康的儿童,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采用配对发放的形式,分别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问卷的发放和调查。中国样本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某社区幼儿园的配对父母,共发放问卷226份,实际回收166份(问卷有效率73%),其中母亲有效问卷80份,父亲有效问卷86份。日本样本来自广岛县某育儿支援中心接受育儿支援的父母,该育儿支援中心为日本社会育儿公立设施,主要为幼儿父母提供养育指导、健康指南、临时托管等育儿支援性服务,共发放问卷229份,实际回收问卷175份(问卷有效率76%),其中母亲有效问卷91份,父亲有效问卷84份。

  两国样本的背景信息在各个方面均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如表1所示,在年龄方面,日本样本父母平均年龄48岁,高于中国样本父母;在工作类型方面,中日两国的母亲样本表现出了明显差异,中国母亲样本以全职工作为主,而大部分日本母亲样本兼职工作或无业;在家庭结构方面,中国样本以主干家庭为主,即孩子与(外)祖父母同住,日本样本则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9%),即孩子仅与父母同住,且多数家庭为多子女家庭。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社会支持量表参考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对获得的社会支持的测量》(Measuring Perceived and Received Social Support)一书。[13]该书围绕如何测量社会支持系统,从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功能类型、社会支持视野以及社会支持方式等方面对社会支持与压力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本研究使用的社会支持量表即是参考该书对社会支持测量的阐述,并结合研究需要,依据中日两国实际情况编制而成,并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

  育儿压力量表参考了清水嘉子育儿压力研究中测量母亲育儿压力的量表。[14]该量表以0~6岁幼儿母亲为对象,以母亲的育儿压力感为焦点,结合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将育儿压力分为若干维度与指标,由于其对压力源的关注包括个体和环境两部分,与本研究的关注点相吻合,且已有育儿压力研究中该量表被多次借鉴和使用,其信效度已得到检验和认可。[15][16]

  基于上述工具,本研究研发了《社会支持与家庭育儿实践的调查问卷》,分成父亲版和母亲版,并结合中日两国的具体国情本土化,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社会支持量表,第三部分是育儿压力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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