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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迁移与“最高学府”的转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
2021年01月07日 10:38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作者:许小青 字号
2021年01月07日 10:38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作者:许小青
关键词:迁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角色转换

内容摘要:

关键词:迁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角色转换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许小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首都迁移、政治中心南移等外在因素影响,尤其是经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国民党基本的文化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地处南北新旧两都的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最高学府”之地位出现升降轮替。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最高学府”角色的转换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教育学术范围,昭示出国家的政治变迁深深地影响了大学的发展走向。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南北两大学在学术救国等问题上又表现出一致性的一面。

  关 键 词:迁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角色转换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大学与中国政治”(15JJD770010),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近代大学通史”(CCNU16Z02004)。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8-037-044

  在近代中国,“最高学府”一词多指大学等专门教育机构,也常与地域和行业联系在一起使用。以上海学生刊物《中国学生》为例,1935年至1937年间该刊多次对各地的大学进行宣传报道,并频繁使用“最高学府”一词。仔细辨别这一词汇的使用语境与真实含义,通常有两种用法,一是对地方综合大学多加地域限定,如称中山大学为“华南最高学府”、称河南大学为“中州最高学府”,①二是对专业性很强的大学则加以专业、行业的限定,如称暨南大学为“华侨最高学府”、中央警官学校为“警察最高学府”。②整体而言,民国时期笼统地称“最高学府”“全国最高学府”“首都最高学府”,大多数情况下专属于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③显示当时社会对“最高学府”的一般认知,这也从一侧面表明这两所大学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首都迁移,地处南北新旧两京的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围绕“最高学府”展开了或明或暗的多方面竞争,不仅对于这一时期学术、文化产生了多重影响,而且显示出国民党经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后,对于高等教育所寄予的新期望。

  在近代中国,北京大学“最高学府”地位的取得,利益于两重因素:一是继承了清季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的政治地位,甚至长期以来作为首都唯一国立大学而存在。1918年,教育总长范源濂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直言北京大学是中国唯一国立大学:“吾中国公立之大学有三:(一)为北京大学。(二)为天津之北洋大学。(三)为山西之山西大学。山西大学,系特就晋省而设,北洋大学,则初归北方各省公立,近乃几与北京大学连为一体。此外虽有私立大学,而办学多未就绪。外人在华设立学校,名为大学者,其性质办法,又与吾国异。是则北京大学者,吾中国惟一之国立大学也。”④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更增添了北京大学的影响力。“蔡元培在几个月内,就把一个死气沉沉的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一个生龙活虎般的近代大学。”⑤

  就事实而论,北京大学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并非晚在“五四”时期,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即享此殊荣,只是在“五四”运动中北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地位与身份得到新的确立与公认,故“五四”期间北大学生就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学校是国中最高的学府。他的生命,也有了二十二年多了”。⑥20世纪20年代北大享有越来越高的地位,多归功于“五四”时期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结合。对于北大校史素有研究的当代学者陈平原评论说,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五四”运动。对于“五四”时期北大的影响,蒋梦麟有一形象的说明:“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入的每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国每一个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⑦集中一批新文化人才,倡导思想革命,登高一呼,全国影从,其“全国最高学府”的影响力得以强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孙中山对北京大学寄予厚望,⑧对北大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并勉励蒋梦麟“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⑨1920年,孙中山对北大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明确表示赞同,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要求其追随者予以支持:“自北京大学学生发起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的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其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无可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⑩可见,孙中山十分看重北京大学在思想文化上引领青年的巨大作用,并认为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风气转变将是革命成功的思想基础。不过,如周策纵所指出,孙中山之所以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更多的是从政治上来考量的,他思想深处并未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他所看重的主要是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思想政治动员作用。换言之,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新文化运动的所有思想并没有完全认同,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态度等问题仍有保留。这些在国民党内部亦引起分歧,引起其继承者们的思想混乱。(11)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北大一度盛传被政府关门,为了在南方有一传播新文化的阵地,南方籍的新文化人士商议创立另一大学。在这一背景之下,同为新教育运动重要基地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借机筹建国立东南大学——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综合性国立大学。吊诡的是,1921年创设的国立东南大学很快在学术文化上与北大展开多方面的竞争。其中北大新文化派与东南大学学衡派在文化学术上展开多方面学术文化论争,尤其引人注目。就其内容而言,双方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语言上的——推崇文言文还是白话文?二、文学上的——主张新文学,还是倡导旧文学?三、传统文化上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是否依然有生命力?四、理论源头上的——是尊崇西方的新人文主义,还是实验主义?随着讨论的深化,双方阵营不断扩大,由最初以老师为主体的《新青年》《学衡》杂志扩展到以学生为主体的《新潮》《史地学报》《文哲杂志》等,初步奠定了20世纪20年代前期南北学术文化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对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学术分歧,社会评论者多以“新旧”来评判,其中以周谷城的论说最有典型:“从前北大曾新极一时,凡奉新教育主义的,当然到北大去。与北大对抗的有南高。那么反对北大,而且专拜古典主义的,当然到南高为好。”(12)而南高派重要学人张其昀则以人文主义来称东南学风:“民国十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有南北对峙的形势。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南高则是人文主义的大本营,提倡正宗的文化。”(13)正是基于学术文化风格的立异与竞争,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一起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重镇。

  地处南北的两大学,“五四”时期的学术文化论争,成为时人与后人不断指认学分南北的指标,只不过,由于当时和后来派内和派外不断的渲染,将南北两派的分歧彰显于众、扩大于外,且留下北大与南高(东大)完全对立的形象,这与事实本身有相当的出入。就新教育运动本身而言,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同为“五四”时期新教育运动的重要阵地,无论新教育运动的成员,还是新教育运动的理念,双方的共性要远远大于分歧。

  随着“北伐”的成功,国民党由革命党演变成执政党,其基本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而论即由破坏转向建设,对过去以社会动员为主的教育政策进行了大的修正。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克定长江后,国民党四次全会发表宣言,郑重宣告“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一事”。“以目前中国之情形论,文化落后,经济落后,国民之身体无不衰弱,所以足属望者,惟后起之青年耳。然当其应受培养与保护之时代,不教之以正当学问,导之以正当之道途,使其身体精神得遂其自然而健全之发展,乃欲付以成年者所不能胜之重任;及其已陷入错误,而祸害已波及于社会国家,然而不得已而科之未成年者所不应受之严刑。此岂足以救亡,实所以如灭种之祸而已。”(14)显然,对过去发动青年,运动学生的政策已开始怀疑了。到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召开期间,中山大学、广东教育厅、广西教育厅联名向大会提出《确定学生会组织及其法律关系》提案,提出“盖军阀之下学生之趋向,在国民党统治境内者,理应不同。革命军兴之时,与建设之时,理应不同。昔谋革命之早日成功,今图建设之人格培养,则过去之青年运动,现今不能继续,以多破坏而妨建设,理甚显也”。(15)对于青年运动的政策已出现大的调整。1928年7月,蔡元培以大学院院长的身份专门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吾党过去青年运动之作用,及现今不能继续之理由:吾党主义非为一时,其不受时间之支配,人所共喻。若施设之策,则不能不因前后情势之不同,而参合事实,适应因革。外交方针如此,农工运动如此,在教育何莫不然”。(16)显然停止了过去的青年运动的鼓励政策。

  对于青年运动,国民党改奖励为限制,为此,蒋介石作了这样的解释:“这个中原因,就是因为革命的阶段不同,对象不同。在前革命中,我们急切的对象是军阀,我们周围是黑暗沉沉的死环境。我们要打倒军阀,首先要冲突这个环境,我们社会中间的每一个人员,都要暂抛弃了本身的地位和职分,一至进行破坏的工作,这也不止是青年学生要如此。但现在军阀打倒了,环境情势,已经变迁了,接着第二步我们就要和帝国主义者相接触,来争回我们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可是这不是很简单的工作,也不是一蹴可成的事情。……打倒帝国主义却不是单纯的破坏所能济事,还得要建设的努力。”所以他提出:“要解除人民的痛苦,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只有切实做建设的工作。不过建设却需要高深的学问。所以青年今后宜努力于学问的研究,以备国用,切不可以虚浮冲动自误,更不可以呼号叫嚣为事,要知道现在只有专心致志,刻苦求学,乃是青年救国家、救民族、救人民、以及救自己的唯一方法。”(17)正是由于这样的考虑,国民党上台后一直希望通过“整顿教育”来达到改变社会风气的目标,这一政策首先就体现了对东南大学的改造上。

  国民党于20世纪20年代的崛起多少得益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与民众动员,并在北伐进行中大力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但其“党化”教育却遭到东南大学以郭秉文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抵制。北伐开始后,南北朝野出现了多次迁都之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多个方面。定都南京后,南北两大学的“最高学府”地位因政治中心南移而攻守易势。“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一方面直接将曾抵制“党化”教育的东南大学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将其解散整顿。另一方面,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南京,亟须加强其他各方面建设与之相配,其中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最高学府迫在眼前,故而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将江苏境内高校合并改组成规模宏大为“首都最高学府”,努力将这所地方自治色彩强烈的大学改造成为首都最高的学府,纳入其重建统治中心的整体规划之中(如同新首都建设一样),努力将中央大学建设成全国的学术中心,其本意以之为模范,引领全国风气的转变。国民政府将定性为“反动大本营”的东南大学改组成首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反映出在南京重建学术文化中心的努力。

  由此可见,首都迁移这一政治变动是中央大学取得“首都最高学府”地位的直接动因,与国民政府建立文化中心直接关联。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亦专门发挥中大特殊意义,称“国立中央大学,地位首都,首都机关林立,大抵皆行的机关,惟中央大学为最高学府,是知的机关;根据总理的知难行易之说,则本校对于中国精神上与物质上之建设,与夫世界文化之贡献,皆负有极大之责任焉”。(18)而国民政府当局看重的是,中央大学为其政治统一合法性提供学理支持。1930年纪念南京建都三周年宣传大纲中进一步论证南京能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理由:“南京地处两大文化区域之间,益以地势之便,交通之利,群贤荟萃,文物蔚然,富有振导南北两个文化的创造力量,建设统一的文化。”(19)1930年4月,时值南京建都三周年,正值中原大战爆发前,南京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蒋介石在首都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开幕词中强调:“首都为一切文化政治之中心,若不能建设成功则全国一切建设,亦无法进行”。闭幕式上孔祥熙亦强调:“首都为全国文化中心,必须合乎时代,以及美术化的原则。”大会发表的宣言则重申:“南京奠定国都以来,中枢所系,地位崇高,建设之需实居全国之首,允宜规模宏远,气象庄严,庶足以发扬国光,恢廓庶政,树全国之宏规,昭友邦之隆视,是固国人之所愿望,抑亦政府之所示为重要。”(20)这一切,都从政治的角度再度诠释了中央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位。“中央大学”名称的确立,使得该大学作为首都最高学府的地位确立下来,政要们在不同的场合一再重申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初教育部长蒋梦麟与中大校长张乃燕发生矛盾冲突之际公开表示:“中大为首都最高学府,在中央方面属望至殷。”(21)1931年11月30日,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纪念周演讲中,再度对中央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地位进行重申:“中大同学是全国最高学府的学生,应该见到这一层,明了自身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以为全国学生的倡导”。(22)其意义不仅及于该校本身,并赋予中央大学引领全国风气的重任,尤其是力图改变民初以来以北大为首的学生热心于政治运动的风气。虽然迟至1943年蒋介石才亲任中央大学校长,但在对全校训辞中依然强调:“中央大学顾名思义,应自勉为全国大学之模范,始不负其所处地位之重要”。(23)这自然与其首都迁移后的定位一脉相承。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对于首都最高学府的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央大学虽然经过朝野的共同努力确立了首都最高学府的地位,但却缺乏十足的发展动力,经费问题迟迟得不到完全的解决,并深陷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纠葛之中。特别是受“党化”教育的影响,强调“党人”治校,内部派系争斗复杂,如同蒋廷黻所观察到的,“当时一般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欲想控制政治必须先控制教育。有些人甚至认为老师和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人才对。也有人认为控制一所大学就意味着控制了许多任命权”。(24)迁都后地位上升为“首都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政治地位突出,逐渐演变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较量场,校长一职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易长风潮不断。从1928年到1932年五易校长,其中国民党同要角展开了对中央大学校长职位的争夺,导致中央大学学生们的态度,也经历了从欢迎“党人”治校到排拒“党人”长校的转变。这从学生票选校长标准中可见一斑,1928年6月,中大学生投票校长名单,选中者为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三人,(25)基本上是国民党元老。到了1930年11月,学生们提议五名校长候选人——于右任、蔡元培、翁文灏、胡汉民和戴季陶,(26)开始出现了学者的身影。1931年底,中大学生自治会首先提出顾孟余、翁文灏、周鲠生三学者中,请中央择一任命,(27)这完全是一个学者的名单。到了1932年1月,中大学生确定校长人选标准有三:一、纯粹学者;二、办理高等教育有成绩者;三、毫无政治色彩。学生票选三人为竺可桢、翁文灏、任鸿隽。(28)可见,在几年之中,中大学生所期望的校长标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由原来要求党国要人变为纯粹的学者,既反映出学生对国民党以党人治校政策经历一个从认同到反感的过程,也反映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内在要求。

  具有吊诡意味的是,中央大学的改组成立,国民党本意为扭转学风,但中央大学身处政治中心,卷入了当时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学风也一改传统“诚朴”而变得嚣张不安。20世纪30年代初,以中央大学风潮为代表,党潮、政潮与学潮相牵,成为当时舆论普遍认定教育破产的表征之一。1931年蒋介石对变成学生运动新中心的中央大学十分不满:“我在南京时据所得报告,浙江大学学生,很能守秩序,很能勤苦用功,不象旁的不好的学校里校规废弛,学风不严,学生放肆,养成一般亡国奴的恶习。”(29)亲身感受到这种学风变化的吴梅教授将其原因归结于首都迁移北方风气导入所致:“余南北雍主讲,垂十六年,北大诸生,多驰逐声利之场,不知读书之道;中大诸生,间有束身自好,朝夕勤勉者,岂知国都南迁,北方风气,亦随之而入。”(30)虽然吴梅认识到首都迁移带来学风巨大的变化,但事实上这还与国民党文化政策的大调整密不可分。最终,1932年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调派北大出身的“五四”学生运动领袖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但却引发了社会舆论关于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的争议,并引起中央大学校内部学人对“大北大主义”势力扩张的警惕,不仅对新校长制造各种障碍,并于1935年南京高师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南高派学人重新汇聚,编辑专刊,重申南高学风,重树南高大旗,背后的深意即在于对“大北大主义”扩张进行抵制。

  国民政府迁都后,南北新旧二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南京的建设在争议中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表现出国民政府建设新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努力。而北京失去首都的政治地位之后,社会各界在北平的相对衰落中不断寻求城市发展新的出路,其中将北平建设成文化中心成为朝野共识,但其方向与举措却有一定的差距。1928年之后,如何处置以北大为首的国立各校,尤其是如何处理老牌“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成为国民政府的一道难题。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国民党元老们为了争夺北平的教育主导权,展开了复杂的派系之争。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推行国立学校合并和大学区制,包括北大在内的国立各校经历从“中华大学”到“北平大学区”的历程,直接导致北大复校困难、风潮不断,最终均宣告失败。直到1929年夏天,北京大学得以复校,北平师大与北平大学得以成立,显示政治变动下教育制度革新中复杂的派系争斗,北大的复校运动表现出北大人维护“最高学府”地位的种种努力,其结果则显示出国民政府对北平教育界的妥协。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民党执政的巩固,在教育文化政策上日益偏向保守,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否定。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不同的场合对于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均有公开的批评和指责:“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孔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运动,实在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在蒋的眼里,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略有贡献外,新文化运动几乎一无是处,“其本身简直完全失败!”,“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入无形消灭的危险”。(31)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这样的新评价之后,北大的官方地位自然下降。从这个角度上看,北大于20世纪30年代的复兴借助的是本身掌握的社会资源,而不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也就不奇怪了。

  历经首都南迁、北平国立大学合并改组风波后,北京大学虽然最后复校成功,但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费、学风都明显衰落。1929年北大虽得以复校,老校长蔡元培对于北大的地位有一清醒的认知,他认为现在首都已经南迁,北平一市之中大学林立,放眼全国,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32)首都迁移的政治变动使北大失去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地位,在国民政府大力扶持新的“首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背景之下,北京大学很难从中央政府争取到更多的资源。随着其他国立大学的兴起,北大的衰落成为不争的事实,北京大学面临着如何振兴的难题。最终,北京大学所凭借的,还是“五四”以来所建立的强大人脉资源,特别是北大人所掌控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正是在胡适等老北大派的运作之下,设计出一条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的“妙计”,每年中基会赞助北大二十万元,使得北大成功解决办学的经费难题,并以讲座教育名义在全国延聘一流学者执教,最终实现了北大的“中兴”。(33)

  20世纪30年代南北新旧两都中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仍在不同的学术文化领域展开竞争。如尊孔问题、读经问题上,中央大学学人发起了一场“新孔学运动”,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存在相当的一致性。虽然中央大学学人宣称与政府当局的尊孔读经政策有区别,但仍给世人留下中央大学成为国民党道统有力维护者的印象。同样,在文言白话问题上,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仍延续了“五四”时期的分歧,且又有新的发展。在这场争论中,原南高学人多是支持文言的,南高学人领袖柳诒徵一直坚持反对白话文,在读了吴研因《关于小学语文教材的疑问之检讨》后,“将他人‘疑古书’之精神去‘疑今书’,把现行各书局出版的国语教科书,抄了一大堆,逐课批评”。(34)对教育部审查小学国语教科书提出批评,“仆对于小学国语教材怀疑之点,一经吴先生之检讨,居然已得若干定论。从此可以确信小学国语老者白话之恶劣,乌言兽语太多,教育部审查教科书不负责任,须由批评白话恶劣的人,自动集合,审查改正,为全国小学生造福”。认为吴本人思想也充满矛盾,“吴先生服膺孔子学说,一方面提倡国语,一方面实提倡论语”。(35)以北大为首的新文化派则发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文章进行批驳。当时胡适在《独立评论》上,除了刊载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这篇文章针对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所发表的《中小学文言运动》而发),还写了《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大众语在那儿?》两文,指斥汪懋祖、许梦因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主义进一步勃兴。近代学人在政治变动的格局中,也不断寻求学术救国,希望以学术影响学风,并由此带动政治的改观。黄节在20世纪30年代拒绝回粤主持教育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窃维教育之坏,实隳立国之基,不同政治兵争,可以一时弭定,挽回学风,必先定学术,尤非政治所能独奏其效,况全国之大,夫可以一隅治也”。(36)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20世纪30年代,南北学人为建立新的学术社会,潜心学术,不断努力重建新的学风,使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黄金十年逐步落到实处。不过,随着外敌入侵,民族主义的勃兴,学人从政、议政之心似乎没有真正停止下来。除了直接参与政治之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的阐释,北方学人的《独立评论》与中央大学学人的《时代公论》的创办就是显著的例子。

  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南北大学在“学术救国”上表现出一定的共性。陶希圣回忆说:“‘九一八’事件发生,北平图书馆开了一个会,孟真和我都在座。他慷慨陈词,提出一个问题:‘书生何以报国?’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是编一部中国通史,此后北大史学系即以这一事业为己任。”(37)时日本学人京都帝国大学矢野仁一抛出所谓“满蒙非中国领土论”,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张目,傅斯年作出反制,写出《东北史纲》一书。傅斯年转向民族主义史学,遭到中央大学缪凤林、郑鹤声等学人的严厉批评。王汎森对此有一评论,认为缪凤林、郑鹤声二人均来自中央大学,属于不同于北大的南高系统,他们对新文化运动与北大派一向抱有敌意,对傅斯年所标举的治史方法并不认同。(38)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东北史纲》的出现,正值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史学也一直是南高学派倡导的,南高学人对傅斯年的批评,不是针对其民族主义史学本身,而是针对具体的史实错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东北史纲》的出现也是南北学风合流的一种表现。

  “九一八”以来,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南北大学学人都在高举“学术救国”的大旗。1932年12月,胡适在长沙发表题为《我们应走的路》演说,强调:“我们应该走的,就是以‘学术救国’。现在谈到救国,觉得很惭愧。我们国家受外侮到此地步,究竟是什么缘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学术不如人。我们样样科学都要依赖别人,所以失败。我们现在要努力赶上我们的先生,等到学术与人家平等,我们才能得到国际间的真平等。”(39)胡适的主张得到了北方学人的积极回应。1935年1月傅斯年致信胡适:“‘守土’之责,此时在我们身上。回想先生前所谓云‘教育界视北大’佩极。”(40)时任中大校长的罗家伦晚年有一回忆,专门提到1934、1935年之际,北平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公然狼狈为奸,横行霸道,以北平为首的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北大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教授们,“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面斥亲日分子,并联合其他大专学校的教授,公开宣称要形成文化战线坚守北平的文化阵地,决不撤退”。(41)

  1934年,中央大学教授黄侃反问校长罗家伦:“要抵抗日本,我们中大底学生能否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底学生在学术上竞争,中大底教授,能否与东京帝国大学底教授相比,整个的中大能否与东京帝大或西京帝大相抗吗?”罗家伦听了这话的反映是“使我惊恐心悸,使我汗流浃背,更令我兴奋、努力。”(42)罗家伦后来设想中央大以日本东京帝大为学术竞争的对手,无非是想将中大办成与国家关系密切的大学。事实上,罗家伦办理中大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将中大办成全民族抗战的“大本营”,他强调:“我们要抵抗敌人,要能抓住我们的对象。我们要拿东京帝国大学相比,看比得上否?……我以为中央大学应成为抵抗日本的参谋本部,不是造成抗日游行队或宣传队。游行宣传,别人都能做,不必我们大学生去做。我们要造成一个参谋本部,什么人才都有”。(43)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与其所主持大学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罗家伦办理国立中央大学的理念,归结到一点是始终围绕“中央”二字做文章的,“我来中大的时候,希望中大做中华民族复兴的参谋本部,这还是就校内的学术研究工作而言的”。(44)

  由此可见,在民族主义的兴起背景下,南北大学在“学术救国”的目标上表现出一致步调,并成为国民政府抗战的重要支持力量,但在“学术救国”的方法和途径上却又有相当的分歧,这一分歧的存在直接延续到抗战及其后来,表现出近代大学与政治之间依违离合的复杂关系,也成为后来人们观察评论近代南北学术派分的重要指标。

  北伐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在朝野引发了热烈的迁都之争,关系到整个国民党内部派系对国家制度安排的分歧,内容复杂,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方面的考量,其中重建文化中心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迁都后南北两大学的地位与发展动力。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试验,开启了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反映出国民党执政后开始反思民初以来教育弊端,试图从整顿教育入手来扭转社会风气的努力。但“党化”教育的推行,党人直接参与教育的地盘争夺,地处大学区试验中心的北大与中央大,都牵扯进了各种政治派系风潮之中,党潮、政潮与学潮湿纠缠在一起,成为当时社会认定“教育破产”的重要表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首都迁移、政治中心南移导致“最高学府”称谓主体发生转换,地处南北新旧二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之间展开了学术文化多方面的竞争,其意义不仅及于民国学术文化地缘与派分,而是展现了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教育文化政策的变化。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围绕首都迁移而展开的“最高学府”之争,体现了国民党当局借助“党化”来重建学术中心、谋求文化统一的初衷,也显示其试图借此扭转民初以来南北分裂、社会风气浮躁弊病的宏愿。但南北知识界为建立“学术社会”,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整顿学风、文化统治作出了各自的因应,与国民党当局初衷出现相当程度的背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南北学人在学术救国等问题上表现了相当共同趋向,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政治与学术之间依违离合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注释:

  ①拓之:《华南最高学府:中山大学学生一瞥》,《中国学生》第1卷第12期;《中州最高学府:河南省立河南大学》,《河南政治》第5卷第11期,1935年。

  ②杨玉卿:《华侨最高学府》,《中国学生》第2卷第10期,1936年;潘振武:《警察最高学府之教学及其向上性能之探讨》,《中央警官学校校刊》创刊号,1936年;拓之:《华南最高学府:中山大学学生一瞥》,《中国学生》第1卷第12期,1935年。早在1927年顾颉刚为中大搜集史料时,希望将广东民政厅积存之历年档案四万余件拨归中大语史所,所作《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中关于档案的提议也称“本校为南部诸省的最高学府”。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③当然也有极少的例外,如1934年交通大学学生在自己的刊物上就称交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刘福康:《踏出了大学的门》,《交大学生》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日,第39页。原话为“交大仍然是全国最高学府,人才最多的学府。”这一说法当时并不能得到其他大学的完全认同。当然,有时“最高学府”一词也有用于一地的中学上,如1935年《西北评论》上一篇专门报道《陕东最高学府威林中学的解剖》(第2卷第6期)。

  ④《范前总长源濂之演说辞》,《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编者不详),1918年,第6页。

  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4页。

  ⑥苏甲荣:《一年之回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号,1920年1月1日,第9页。

  ⑦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128-129页。

  ⑧早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就支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认为蔡出任北大校长,既可以“最高学府”的影响力在北方传播革命思想,同时也可以培养造就革命人才。参见罗家伦:《逝者如斯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5页;高平叔:《蔡元培与孙中山》,《南开学报》,1986年第5期;王晓秋:《孙中山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⑨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131页。

  ⑩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1920年1月2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09-210页。

  (11)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6、472页。

  (12)周谷城:《官场似的教育界》,《教育与社会》第5期,1930年12月,第1页。

  (13)张其昀:《华冈学园的萌芽》,《张其昀先生文集》第9册,“中国”文化大学、“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8年,第9038-9079页。

  (14)转引自蔡元培:《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1928年7月31日),《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0-261页。

  (15)转引自蔡元培:《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1928年7月31日),《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61-262页。

  (16)蔡元培:《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1928年7月31日),《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60页。

  (17)《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第602、601页。

  (18)张乃燕:《国立中央大学概况》,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月7日,第3版。

  (19)《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三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刊》第97期,1930年4月14日,第38-39页。

  (20)《首都建委会大会纪盛》,《中央周刊》第98期,1930年4月21日,第6、11、12页。

  (21)《蒋梦麟对张函声明》,《民国日报》1930年11月1日,第3版。

  (22)朱家骅:《学术救国是青年学生对于国家应负的责任》,《中央周报》第190期,1932年1月25日,第4页。

  (23)《校长训辞》(三十二年七月九日),《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第1期,1943年元旦,第1页。

  (24)《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第131页。

  (25)《学生之愿望》,《申报》1928年6月13日。又见《中大问题告一段落》,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6月18日。

  (26)《中大学生大会详记》,《申报》1930年11月7日。

  (27)《中大学生选求校长》,《申报》1931年12月28日。

  (28)《中大学生票选校长》,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19日。

  (29)《蒋主席训辞》,《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50期,1931年4月18日,第578页。

  (30)王卫民编校:《吴梅全集》“日记卷”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31)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78页。

  (32)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第7-8页,1929年12月17日。

  (33)参见拙文《胡适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大的改革》,《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4)熊梦飞:《首都风雅韵事》,《文化教育旬刊》第22期,1934年6月2日,第2页。

  (35)柳诒徵:《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的疑问之检讨书后》,《时代公论》第3卷28号,1934年10月5日,第26页。

  (36)吴宓:《顺德黄先生晦闻事略》,收入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

  (37)陶希圣:《傅孟真先生》,《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38)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5页。

  (39)胡适:《我们应走的路》,张泽麟辑:《胡适佚文二则》,《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第29页。

  (40)《致胡适》,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41)罗家伦:《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传记文学》第10卷第1期,1967年1月。又收入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当然胡适这一时期对日思想变动颇大,自然也非罗家伦所言那样简单,此为另一问题。

  (42)罗家伦:《对中大的期望——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九日在国立中央大学讲》,《罗家伦先生文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史馆”1989年,第5册,第386页。

  (43)罗家伦:《让我们把中大造成民族复兴与抗日的大本营参谋本部——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在国立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报告》,《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第454-455页。

  (44)罗家伦:《七七与中大》,收入《中央大学的回顾与前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1年印,第70页。

作者简介

姓名:许小青 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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