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学 >> 教育史
文字下乡与柔性动员:中国共产党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研究
2020年03月31日 10:28 来源:《教育学报》2020年第1期 作者:张晓晴 字号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民办公助;文字下乡;柔性动员;乡村整合

内容摘要:从社会动员的视角阐释“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对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乡村、农民的关系,乃至对当前“教育扶贫”工作都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民办公助;文字下乡;柔性动员;乡村整合

作者简介:

  摘 要:陕甘宁边区乡村相对落后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曾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动员进程,加剧了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势力的双重围困而获取政权和民族独立的难度。在综合力量不足的条件约束下,中国共产党探索实施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方针,将乡村教育与政府工作、劳动生产、家庭生活和社会教育相结合,通过牢牢掌握领导权和引导权,充分发挥农民主体的自主性作用,形成了以文字下乡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教育。相对土地改革、民主选举、诉苦等组织动员方式,以文字下乡的柔性动员方式改造乡村、建设乡村,使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深入乡土社会,达到组织动员农民的目的。从社会动员的视角阐释“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对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乡村、农民的关系,乃至对当前“教育扶贫”工作都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民办公助;文字下乡;柔性动员;乡村整合

  作者简介:张晓晴,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一、组织动员:“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认识视角

  关于乡村组织动员问题很早就有学者进行研究和讨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在基层,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地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同一生活中定型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1]也就是说,在面对面社群的乡土社会中,文字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在一个熟人与封闭的社会,成员互动就可以借助语言来完成。“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随着历史长河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变迁,文字作用不大的封闭、落后的乡村必然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从而促使其内部发生深刻变化。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与乡村动员中曾讲到:“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了成功,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2]1923年,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指出:“至于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3]1925年,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等系列文章中强调:“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4]“八七”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合理性和农民的革命性,并将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尽管革命早期就已认识到了农民和农村对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但这些重要认识未能正确执行。而在中国乡村实际中,正如徐勇所说的,中国农民社会是一个分散的而不是组织内分化的社会。要将一个“一盘散沙”的农民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仅仅依靠外部性的政权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能够成功地进行乡土政治整合,得益于“政党下乡”和“宣传下乡”,即通过政党对农民进行组织与动员,从而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 社 会。[5][6]15-22。相 对 于 较 为 抽 象 的“政 党、宣传”对乡村的组织动员,李里峰的论述更为直观。他认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通过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实践,民主政权建设给予了农民利益引导、民族意识和精英培养。而在内战期间,主要是以资源再分配为核心的土地改革的利益动员,以分清敌我为核心的阶级划分的身份动员,以情绪调动为核心的诉苦斗争的情感动员。[7]从徐勇、李里峰等的研究中,说明组织和动员是政党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些组织动员方式是否就仅仅是利益动员、身份动员和情感动员三种类型呢?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这块相对独立和较小的区域,对乡村动员从碎片化逐渐到系统全面的重要时期,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方针得到更加深入贯彻的重要阶段。从陕北早期党组织开始活动到中共中央到陕北以后,陕北乡村原来的封闭落后保守状态注定要被打破,其内部也必然发生深刻变革。然而,这种“外部刺激——内部变革”的过程,是一个由中共占据主导地位,陕北乡村和农民处于主体地位,“政党—乡村—农民”之间长期互动的复杂过程。中共作为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行动者,在“目标确立—组织动员—成效发挥”的行动系统中,如何组织动员农民的方法和途径是关键。而陕北乡村经济非常贫困、民众文盲率高,这与中共追求民族独立、夺取国家政权的目标有极大的差距。而文字本身承载的信息、文化、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基因,能够跨时空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施政理念。因此,晏阳初曾将中国农民的四大特性归纳为“愚、贫、弱、私”,其中,针对“愚”和“私”就需要采取“以文化教育攻愚”和“以组织生产攻私”[8]。梁漱溟也认为,“文字是乡村呼喊的工具,是乡间人的喉舌”,因此教育社会大众是乡村运动中建设理想社会的重要工具[9]391。质言之,发展乡村教育,让农民接受最基本的文字教育,以此组织动员农民,是中共和广大有志之士的基本共识。

  中共自身也深刻认识到:“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设不起来的。我们必须尽量深入到乡僻区域去扫除文盲,使我们正在生长起来的一代人,每个人的能力和政治文化水平都赶上或超过世界最文明国家每个人的能力和政治水平。”,“在今天急需提高群众的觉醒,把党的政策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以团结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时期,推行新文字和扫除文盲的工作,有着第一等的意义”。[10]为此,通过“文字下乡”,开展面向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是组织动员农民的一种可行方式。正如费孝通所说的“文字下乡”必然会发生,原本属于上层人士的“读、写”的权力也能够被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拥有。相对于土改、减租减息、民主建设和诉苦等,乡村文字教育是一种前置性的、潜移默化的、柔性的,能从动员对象的主体性出发,赋予了农民本身一种能力,从而改变主客二元对立,在乡村空间形成一种有效动员。最终,在建设一个民族独立、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中,被打破的乡村逐步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的文字需要,由被动的思想宣传转变为对中共及其建立的边区政权的自觉认同,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等更为高级的社会事物会有新的认识。然而,以乡村儿童和成人为主要对象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虽然具有特殊价值,却并未被研究者纳入乡村组织动员的一种重要类型当中。基于此,本文对“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做简要的历史考察,以此分析中共对乡村社会柔性的组织动员方式及其路径选择,这对于全面认识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治理经验以及对当前的脱贫攻坚等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群众路线:“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内涵

  20世纪30—40年代的陕北乡村,自然条件恶劣,地瘠民贫,经济高度贫困,社会发展落后,农民遭受地主阶级长期残酷剥削。尤其教育资源匮乏,文化教育基础薄弱,1937年以前,全边区初小仅有320所,学生5 600人[11],民众文盲率高达99%。具有现代化性质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进入陕北乡村之后,打破了陕北乡村原本封闭保守的状态,但也面临着巩固根据地、发展农村经济、整顿社会风气、抵抗外敌和获取政权的多重任务。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空间,为中共深入乡土社会组织动员农民、整合乡村资源提供了机遇。为了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并动员群众抗战,增强抗战力量,将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中共在边区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着手开展文化教育建设,提出并实施“民办公助”教育政策,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办学,从思想文化上开始改造乡村及其农民。

  (一)“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酝酿与背景

  早在1927年苏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为解决托儿所的用具问题,苏维埃政府就提出:“托儿所用具由群众力量设法购置,在特殊情形下苏维埃政府可补贴一部分”。“群众购置、政府补贴”是解决托儿所用具问题的基本方式。[12]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1月,中共再次提出“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的方针,为普遍提高边区少年儿童的科学文化程度做必要准备。[13]但从边区农村社会整体情况看,要改造千百万群众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扫除占人口大多数的文盲,培养民族的新一代,群众教育的任务非常艰巨。边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村村落分散,劳动力不足,加大了群众教育普及与推广的难度。从边区政府经济情况看,严重的经济困难使政府财政能力薄弱,教育师资和经费的短缺成为了基础教育面临的大难题。尤其是在1940年前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经济建设状况更为艰难。

  全面抗战初期,为了彻底消除边区儿童失学的状况,推行小学义务教育,边区政府曾在教育上盲目采取“扩生”“正规化”政策,不切实际地普遍推行义务教育,严重脱离边区小学社会实际,造成教育内容空虚、片面的“正规化”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边区小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其原因在于“边区地广人稀,学校集中于县城,学校离家远,家庭经济不发展,劳动力缺乏;教员质量差,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学生进步慢,学用不一致;学生读书无课本”[14]。在这种“目标设置与客观实际”不符的现实情况下,单由“公家”(政府)来办社会教育和小学教育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二)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方针的践行

  1943年,在边区召开的中等教育整学会①精神推动下,绥德分区率先提出“学校与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相结合”的国民教育方针[15]279。随着边区小学教育的发展和文教改革的深入推进,边区政府在小学教育的办学体制和形式上进行了一次探索性尝试。1944年初,在边区政府和中央民委的引导下,群众为支持当地小学办学,主动提供土地、校舍、炊具等必要的场所和物资,采取自己聘请学校教员,实行学制灵活、教学内容符合群众生产需要的民办小学教育。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同年3月初,当地唐家湾村提出办学的请求,在市政府的领导和民委的帮助下,迅速完成了学校的筹建,设立起学校的最高机关“学校管理委员会”,代表村民管理自己的学校,委员会委员由简章联席会议公推产生。同年,在延安市政府领导、居民工作委员会的帮助下,延安市裴庄小学、杨家湾小学也得以顺利复学和建立。

作者简介

姓名:张晓晴 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