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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中华弦歌在 ——抗战中的长沙临时大学
2019年09月23日 14:21 来源:《现代大学教育》2019年第1期 作者:姜国钧 字号
关键词:长沙临时大学;南渡;西迁;湘黔滇旅行团

内容摘要:长沙临时大学是抗战时期临时迁来长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一所联合大学,办学时间将近7个月。学界大都只是把长沙临时大学看成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序曲,很少有人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关键词:长沙临时大学;南渡;西迁;湘黔滇旅行团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姜国钧(1962- ),男,湖南宁乡人,教育学博士,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从事中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E-mail:949079075@qq.com。长沙 410083

  内容提要:长沙临时大学是抗战时期临时迁来长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一所联合大学,办学时间将近7个月。学界大都只是把长沙临时大学看成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序曲,很少有人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就已经开始往长沙仓促撤退。撤退过程历尽艰辛,既体现了三校原有的办学理念,也开始形成三校共同的“刚毅坚卓”的精神。湖南省对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日机轰炸,条件艰苦的情况下,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勉力维持日常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形成了新的办学特色。南岳文学院分校恢复了古代书院式教学,效果良好。理工科教学适应战时的需要,开设军事技术课程,工科学生从军热情高与此有关。不同于南迁长沙的“大逃亡”,西迁昆明的过程井然有序。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到昆明68天1600多公里的旅行以徒步为主,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次旅行对长沙临时大学师生来说是一次洗礼,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锻炼了他们的意志,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志向,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离不开长沙临时大学管理者的精心安排,带队军官的身先士卒和教师辅导团的表率示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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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2月19日下午5时,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全体成员在圣经学校操场举行开拔仪式。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代表主席张治中致欢送辞。仪式结束后,身着戎装的旅行团员在团长黄师岳中将的带领下,向中山路西端的湘江岸边进发。

  非常时期,旅行不可能都按计划安排进行。1600多公里的旅程,实际乘船路程只有从长沙到益阳、常德到桃源两段,乘车路程只有从沅陵到晃县(新晃)一段。步行路程总计约1300公里,超过原计划几近一倍。时值冬天寒冷、初春多雨的季节,途经湘黔滇土匪出没的穷山恶水,旅行团备尝艰辛。

  向长青这样记载在湘西遇土匪的经历[31]139:

  把铺盖摊好睁着矇眬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可怕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而出愿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

  这一夜有惊无险,据刘重德回忆,是“因为行前湖南省政府曾给所谓‘湘西王,打过招呼,说是将有一批穷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32]

  其他如涉险渡江、忍饥挨饿、夜宿牛棚、日行百里、生病掉队的事一路上常有发生。

  旅途中也有欢乐。湘黔滇虽多穷山恶水,在师生们的眼里那也是壮丽的风景。一路上有桃花源、黄果树等著名景点,正好借机会“到此一游”。贵州山区多溶洞,“几乎没有一个不留下旅行团的足迹”。[16]29惊险的渡江场面在同学们的眼里也成了“最有趣”的探险[33]:

  小划狭窄仅容五六人,头尖尾截。桨长柄铲形,两人前后划之。乘客都顺蹲坐舟中,两手紧紧扶舷,不得起立乱动。舟先慢行沿岸上溯,近桥时突然一转,船顺流而下势如飞鸟。将到岸时,又拨转上溯。船在中流时,最险亦最有趣,胆小者多不敢抬头。

  沿途一些地方官民的热情接待,让团员们倍感温暖。3月17日,旅行团出湘西进入贵州玉屏县,入城后“有一队童子军举手欢迎,还有民众代表模样的几个人也敬礼。街上贴标语欢迎住宿,每家还挂出国旗来,听说县长也在那里欢迎”[34]450。原来,玉屏县小,无宽大旅舍容纳众多师生,县里贴出布告,要求“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出,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16]29读到这一布告,师生无比振奋。

  4月13日,旅行团在贵州安南县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师生无比兴奋,当晚与县政府人员一起举行庆祝大会,燃放鞭炮,举行火炬游行,高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杨式德说:“我的布鞋和袜子全湿了,精神上却异常快乐。”[34]480

  从长沙到昆明68天1600多公里的旅行被认为是一次“小长征”,沿途所经历的种种苦乐对象牙之塔中的书生来说是一次洗礼。“使搬家也成为教育”,“沿途考察民情,调查风俗,采摘标本,锻炼体格”的目标一一实现,所收获的成果可以说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仓促间的一个艰难决定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易社强认为,这次长征是教育上的一次冒险,经历了这次冒险之后,“这群青年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3]49闻黎明也认为,“近距离了解社会,可以说是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25]62

  一路上团员们目睹了内陆山区民众的极端贫困,亲身体验了落后地区延续了千百年的陈规陋习。尤其是湘黔两地的匪患和鸦片,在团员们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湘西遭遇了土匪之后,向长青一有机会就与老乡探讨匪患的原因。茶馆的老掌柜告诉他:“这个年头嘛,真要命啦。几个月里头就抽了几次壮丁,五个丁要抽四个,抽的抽走了,逃的逃上了山啦,先生。”在贵州再一次经过匪患区的时候,又是一位老掌柜对他说:“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几了。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地是匪。要砍头!”听了这话,看到“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向长青“不知道该怎样地去安慰那忧郁的灵魂”,不能理解“为什么好些地方会那样地如出一辙”。[31]139-140

  贵州的烟患更甚于匪患。旅行团走过贵州山区,看到路旁到处种有罂粟,团员们目睹了罂粟的生长过程。“在平坝时所见烟苗刚刚出土”,到了镇宁,“已高达四五尺,纷纷着花”。当地政府虽也在禁烟,但越禁价格越高,获利越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军阀强令农民种烟,以烟税收入充作内战资本,有的还直接经营烟土买卖,或派军队为商人押运烟土,收取高额报酬。”[35]向长青感叹道[31]140:

  自从进了贵州,我又像到了另一个国度。濛濛的雨,濯濯的岩山,红白的罂粟花,瘦弱的灵魂,是一切永远不会使你忘掉的特色。

  谁知道什么年代起这地方的人就变成了这样苍白、孱弱和瘦削?我不信这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我仿佛觉得是一条蛇或者一只猛虎扼住了一个人的咽喉,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

  这次旅行,加深了团员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触动了他们的灵魂,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态度,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学术志趣,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当时正在读大三的任继愈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这次旅行起了很大的作用[36]:

  正是这次旅行,才亲眼一睹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败落,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使我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人生归宿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思考怎样从意识形态的深层根本地找到其中的根源。这样,我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应该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相当庄重严肃的,不仅有了确切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有了一种使命感。

  调查风俗,采集标本的成果散见在旅行团员们的日记中,“旅途中,团员各就性之所好,学之所专,做种种考察和研究”[37]黄序,从沿途的地质、地理、气候、矿产,到苗、侗、瑶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都有较深入的考察,可以说人人都有收获。马学良的《湘黔夷语掇拾》发表在《西南边疆》1938年第3期上。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在旅行团到达昆明的第二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简介

姓名:姜国钧 工作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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