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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一种“长时段”的教育史研究框架
2019年03月27日 14:25 来源:《教育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作者:郭文革 字号
关键词:媒介技术;教育史;社会传播图景;交易成本

内容摘要:借鉴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梅罗维茨的“新场景”理论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把媒介技术看作一种“长时段”结构变量,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史研究框架。

关键词:媒介技术;教育史;社会传播图景;交易成本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郭文革,女,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借鉴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梅罗维茨的“新场景”理论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把媒介技术看作一种“长时段”结构变量,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史研究框架。这个“长时段”的教育史研究框架,打破了传统教育史的静态史观,把人类教育实践放置在口传时代、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5种不同的媒介技术环境下,分析“社会传播图景”的变化,以及对知识生产和教育教学带来的变革。该框架为建构大数据时代立体、动态、多层次、全维度的“数字教育史”新研究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关 键 词:长时段 媒介技术 教育史 社会传播图景 交易成本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6年度国家一般课题“通过数字化阅读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编号:BCA160056)。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8)9-0003-13

  一、印刷技术与19世纪初中英两国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

  1812年,伦敦传道会派遣米怜到中国传道,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印刷中文版《圣经》。当时,英国已经普遍采用活字印刷,但在中国还找不到一家活字印刷厂——中国仍然在使用公元9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印制中文书籍。米怜考察了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两种生产方式,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文这种象形文字来说,活字印刷是一种不经济的印刷方式。[1]

  米怜的分析来自三个方面。(1)活字印刷的铸字成本。英文只有26个字母,只需要铸造26种字模(为了计算方便,先忽略标点);中文常用字有几万个,要把中国文字铸造成金属活字,铸字的成本远远高于字母文字。(2)排字工的生产效率。每排一个字,英国排字工是在26个字模中选1个;中文排字工则是在数万个字模中选一个。中文字模经常摆满一面墙,甚至一个房间,排字的工作效率太低了。(3)劳动力成本。中国雕版的刻工很多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包括女人和小孩,他们唯一会做的工作就是按照原稿的样子进行刊刻,工资极其低廉。要把这些文盲刻工培养成能认识、区分数万个汉字的排字工人,培训的年限、投入的成本巨大。而且,一个能识别上万个汉字的中国人,最好的出路是参加科举,而不是从事排字这种简单劳动。综合几方面的因素,在当时的情境下,就中文图书印刷而言,雕版印刷更具有成本优势。[2]

  尽管如此,米怜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了雕版印刷的不足:由于生产周期长,雕版印刷“似乎不适合印五花八门的临时印刷品”[3]。这类临时印刷品包括招贴、方志、告示,以及新闻等。当然,也不支持现代报纸——这种每天、连续出版的“临时”印刷品——的印刷出版。

  米怜对这两种印刷方式的比较,在我们眼前展现了19世纪初英国、中国两种全然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

  19世纪初的英国,早已普及了活字印刷技术。英国第一个活字印刷厂是卡克斯顿于1476年创办的[4]。1621年,英国最早的报纸《每周新闻》出版[5];1665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创办最早的学术期刊《哲学通讯》[6]。机印书、日报、学术期刊共同营造出一个学习知识(经典图书)、获取消息(报纸)、分享新观点(学术期刊)的社会传播图景。在这样的社会传播环境下,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阅读物数量,英国知识分子所获得的信息资料数量、内容、新思想的交流平台等,跟当时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这样的社会传播环境,对于英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对于科学创新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进化论的提出、电报和电话的发明,都出现了两位以上研究者争夺发明权的现象,就说明了信息传播、思想交流对激发新思想,推动创新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反观19世纪初的中国,图书出版仍然沿用公元9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由于图书出版效率低、周期长,当时的出版物主要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四书五经”等图书,供参加科举的学子们使用。精研古典图书属于一种向古人学习的时间“纵向”维度的知识消费行为。由于缺乏日报、期刊等连续、快速出版物,无法进行“横向”维度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交流,当时的中国如同一坛“死水”,缺乏生长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土壤”。假如我们借“上帝之手”把达尔文从19世纪的英国“拎”出来“放”到19世纪的中国,在这个“死水”一般的传播生态环境中,他很可能也会去参加科举考试,头脑中绝难出现“进化论”的思想苗头。

  19世纪初中、英两国这种完全不同的传播生态图景,对于两国近代教育发展、人口识字水平等,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有资料显示,17世纪伦敦男子的识字率已经达到80%,全国平均识字率达30%[7]。过了300年以后,到了20世纪初中国才“废科举,兴新学”,开始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到20世纪中叶的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还在80%以上[8],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对两个国家教育、人口识字水平带来的影响。

  对19世纪初中、英两国社会“传播生态图景”的简略横向比较,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印刷技术所构建的“社会传播图景”作为一种环境变量,对近代两国教育发展、人口识字水平差异的解释力。进一步,如果我们把“社会传播图景”这一分析,运用到教育史的纵向时间维度上,通过比较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社会传播图景”,是否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教育史分析框架呢?

  二、现代传播革命与历史研究的变革

  (一)史学研究的危机和媒介技术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遭遇危机,史学研究典范遭遇动摇,历史研究经历了几次重大范式变革。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王汎森教授在一次专题讲座中[9],对19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遭遇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回溯和分析。

作者简介

姓名:郭文革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职称:副教授

课题: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6年度国家一般课题“通过数字化阅读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编号:BCA160056)。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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