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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故纳新: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观的继承与发展
2018年05月11日 10:02 来源:《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建平 黄明喜 字号
关键词:陶行知;王阳明;知行合一;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

内容摘要:吐故纳新以建构理论体系的精神确是教育家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此精神对于中国当下乃至未来的教育发展都有所启示。

关键词:陶行知;王阳明;知行合一;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建平(1969- ),男,河南确山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与教育管理;黄明喜(1964- ),男,江西上饶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广州 510631

  内容提要:陶行知吐故纳新,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观。无论其名“行知”的由来,还是他的教育思想体系都体现了对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探索和实践。陶行知由“知行”改名“行知”与反思王阳明的知行现有着密切关联。他带着“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信念,在教育实践中生成“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批判地继承了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针对王阳明“树立学为圣人之志”“须在事上磨练工夫”的教育主张,陶行知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理论,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具个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学说之一。吐故纳新以建构理论体系的精神确是教育家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此精神对于中国当下乃至未来的教育发展都有所启示。

  关 键 词:陶行知 王阳明 知行合一 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7)04-0015-07

  陶行知一生吐故纳新,善于汲取古今中外的教育智慧,继承并发展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的知行观即为其例。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在陶行知,还是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体系中,知行观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知行观始终关涉着教育的内容、方法以及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尤其是教育目的如何通过“知”“行”而与对象性世界有机融合的问题。所以,杰出的教育家大都会围绕“知”“行”各自的内涵、功能、特性等层面展开思考,并对“知”“行”两者之间的先后、本末、难易、互发等相互关系作出自己的回答。作为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最为杰出的教育家之一,陶行知学贯中西,博采众长,努力探索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的最佳结合点,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知行观。由于特别服膺王阳明的知行学说,陶行知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对王阳明哲学的探索和实践”[1]。研究陶行知的日本著名学者斋藤秋男的这一评论,切中肯綮。但是由于知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文献梳理难度以及学术观点歧义等原因,包括斋藤秋男在内的许多学者对有关陶行知与王阳明知行观的阐释不甚详明或持论未当,故而有进一步作专题考辨之必要,以助于人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深刻认识和付诸实践。

  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陶行知其名的由来

  陶行知深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影响,其名由“知行”改为“行知”,经过了“行知行”的思想转变,皆与反思王阳明的知行观有着密切关联。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先改名知行,后因奉行“行是知之始”又改名行知。他毕生好学,笔耕不辍,著作宏富,用过的笔名近20个:麦勒根亚布达拉图(蒙文名)、韵秋、三光、何日平、问江、时雨、水乐、梧影、自由诗人、斋夫、不除庭草斋夫、行知行①、迎难馆主等等[2]1,但其绝大多数作品都以“陶知行”或“陶行知”署名。

  陶行知第一次以“知行”为笔名始见于1913年2月发表的《“金陵光”出版之宣言》,该宣言系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之一的《金陵光》中文版发刊词。陶行知在《金陵光》上发表的英文稿和译稿计有21篇,交互署名“知行”“陶文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至1914年在金陵大学期间,陶行知非常喜欢王阳明的《传习录》,被其“知行合一”的学说折服。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的“共和主义对于个人之价值”就是根据王阳明的《传习录》思想精髓而写出的。陶行知认同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圣贤”的学说,把国家共和的问题根植于理想的个体人格形成,提出“众人意志结合,以成社会邦国”的社会国家观。紧接着。陶行知在阐述国家的共和主义与个人价值的关系时,这样说道:“共和主义曰个人者,社会邦国之主人翁也。”[3]215

  那么,如何理解和成就这个“共和”国家的主人翁呢?陶行知的回答便是“阳明子人皆可以为圣贤之义,实隐符近世共和对于个人之希望”[3]215,认为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圣贤”的观点,洋溢着一种对人的乐观、信任的态度,肯定人人都可以达到至善的圣贤境地。陶行知借由王阳明的话语方式,表达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格形态,即王阳明所谓的“圣贤”是值得“共和”国家的每一个主体终身崇尚并终身践履的理想人格。在陶行知看来,“人皆可以为圣贤”不仅是王阳明注重道德主体的自主性和自觉性的理论表述,也可作为“共和”国家的全体人民的普遍的人生信念。每个人都有道德高尚的可能性,也都有成圣为贤的可能性。

  陶行知坚信在道德人格面前,人人是均等的:

  “天生蒸民,有智愚强弱之不同;其见诸事也,复有成败利钝之不同:共和主义亦不能否认之。然分金,金也;两金,金也;即至亿金、万金,亦金也。轻重不同,其为金则一。人虽贵贱贫富不同,其柔能强愚能明之价值则一。”[3]215

  在这段话里,陶行知承认现实社会中人的禀赋呈现各有差异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其本质(隐喻为“金的价值”)则是毫无差异。之所以禀赋呈现会有差异,主要是因为“金”的分量上有轻重不同而造成的。人无分贵贱与贫富,只要能认识到人的本质,好学力行,修身养性,就可实现“其柔能强,愚能明之”的自我价值。从《传习录》上卷王阳明弟子薛侃所作的记录,就不难发现陶行知的上述思想源自于王阳明的启发。此将王阳明的原话摘录如下,以佐证之: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锻炼愈难。……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4]27-28

  金达到足乎成色才是精金,人达到纯乎天理才是圣人。王阳明主张无论地位高下,知识多寡,只要使“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便可成为圣人。这种人格理想追求上的平等思想,对陶行知产生的影响甚大。既然人人皆可成圣为贤,那么“共和”国家的每一个个体怎能不坚持修养德行以达圣贤之境?用陶行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夫人皆可以为圣贤,则人安可不勉为圣贤乎?”[3]215

  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23岁的陶行知旋即赴美留学,初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1917年返回祖国,正式改名“知行”,一直用到1934年。

  1917年至1934年的17年时光是陶行知知行观的转型时期。陶行知到美国吸收异域的思想,回到中国付诸实行。在这一时期,其“知”的表现仍是常常写作,处处演讲;而“行”的最主要表现是从1923年开始专心致力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以及平民教育工作,直至1927年3月15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学校,由此开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声势浩大的生活教育运动。

  一系列扎根社会的教育实践,是陶行知“知行观”转变的源泉。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致力于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办好教育的信念促使陶行知把王阳明的知行观翻了过来,变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历经社会实践的不断检验和对王阳明知行学说的深刻反思,时至1934年7月16日这一天,陶行知公开宣布自本日起,将“知行”改名“行知”。他在《生活教育》第1卷第11期以“陶行知”署名,发表了一篇题为《行知行》的文章,阐明改名“行知”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在文中他讲到有一位叫谢育华的友人看了《古庙敲钟录》之后说:“你的理论,我明白了,是‘知行知’。知行底下这个知字是安得何等有力!”陶行知向谢育华表示钦佩之意后对他说:“恰恰相反,我的理论是‘行知行’。”“既是这样说,你就应该改名了,挂着‘知行’的招牌,卖的是‘行知’的货物,似乎有些不妥”[2]253。

作者简介

姓名:王建平 黄明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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