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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本土现代性”
2018年03月14日 14:29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杨冰 字号
关键词:文化自觉;陶行知教育思想;本土现代性;中国教育学

内容摘要:“本土现代性”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显著特色,以“文化自觉”的角度解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剖析其文化教育观,有助于把握陶行知教育思想当代适切性。

关键词:文化自觉;陶行知教育思想;本土现代性;中国教育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冰,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史,陶行知研究。南京 211171

  内容提要:“本土现代性”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显著特色,以“文化自觉”的角度解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剖析其文化教育观,有助于把握陶行知教育思想当代适切性。深入考察陶行知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发展态势,不难发现,“本土现代性”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迥异的文化博弈中,经历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而逐渐产生的。“文化自觉”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本土现代性”的特质做出了科学的解释和说明,“本土现代性”是这位“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的教育家坚定笃实的路径选择。当代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需要从陶行知教育思想中汲养,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入挖掘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需要以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自觉”创生具有“本土现代性”的教育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创生真正适切本土、符合时代的“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教育理论。

  关 键 词:文化自觉 陶行知教育思想 本土现代性 中国教育学

  标题注释: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DJC002),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C-b/2013/01/009)。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7)08-0227-07

  以文化的视角解读陶行知及其思想学说,不是全新的尝试,从胡国枢的《中国本土教育家陶行知》,到周洪宇等主编的《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以及《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再到朱小蔓主编的《陶行知研究丛书》中涌现出的《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谭斌著)和《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何荣汉著)等,关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中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学者们为我们提供了色彩纷呈的成果。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我们看到,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文化博弈与文化冲突的历史时空中,其理论体系逐渐发展完善,呈现出相对清晰的历史脉络与运行轨迹;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不同文化语境的交流、对话与交融中,特别是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境遇与走向:陶行知教育思想作为本土教育家创生的、优秀的本土教育资源有着历久弥新的借鉴意义和辐射久远的应用价值。学界也基本达成了一致的观点:“陶行知在历史转型时期,对于中西文化教育的认识,对中外教育理论所采取的态度,以及解答的理论课题,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颇具特色、很有影响的,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教育观中,也是一种革命的、进步的、正确的代表。”①在当代语境下,我们对陶行知的文化观、教育观以及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本土文化中的发展、境遇,特别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深层挖掘与价值再探,及其对当代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提供的新价值、新启示,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还有待深入。

  审慎回顾陶行知教育理论形成与实践探索的历程,我们发现,陶行知博晓古今、学贯中西,在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与差异共生下,和一代历经国家转型而苦苦挣扎思索、进行文化抉择的学者们一起,最终确定了自己的文化观、教育观,并且探索出合乎中国国情且与世界潮流同步的现代教育理论,即生活教育理论。以“文化自觉”为切入点研究陶行知,可以找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与运行轨迹背后的规律机制,即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自觉”的产物。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本土现代性”也是这种“文化自觉”及“理论自觉”的结果,而兼具“本土现代性”的教育理论仍为当代所急需。在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中,在诉求教育理论的“本土现代性”的发展中,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其生活教育的理念依旧具有永恒的生命价值和当代适切性。

  一、冲突与交融:陶行知教育思想创生的文化语境

  20世纪上半叶,社会政治环境风云激荡。那是一个令中国学者群体黯然神伤也彷徨求索的年代,黯然神伤的是对于中国现状的深刻体悟,彷徨求索则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疑虑。“当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发生战争之后,处于弱势群体国家的知识阶层往往会以强势国家的文化作为先进的参照系,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危机。”②在文化冲突与文化危机的洪流中,学者们在抗争、孜孜以求西方文化来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他们西去留学,学成归来。胡适、鲁迅、陶行知、梁漱溟、钱穆等一个个民国史上闪耀的名字,谱写一曲惊心动魄的救国之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救亡”运动。有良知、有血性、有独立人格、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困局,开始了自我的文化反思之旅,也正式拉开了中西方文化正面冲突的序幕。激进派从西方、保守派从历史,分别寻找民族精神的原动力,最终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全盘西化”,鲁迅提出的“打倒吃人的礼教”“改造国民性”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英国观察员庄士敦的一段文字,验证了那群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落和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以及在选择解决路径时的漏洞百出。“中国真要抛弃她自己的全部的文化遗产、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西方国家的物质成果,打算拔除她的古老文化之根,以便为来自欧美的五光十色的东西腾出地盘吗?急于接受西方文明的所有物资设备、从兵舰到自来水笔……(中国人)正显示出这种征兆:全盘怀疑他们民族圣贤的智慧,民族文学的魅力和民族艺术的光辉。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正当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显得不再荒唐时,她却开始在自己许多儿女眼中显得怪诞……我们曾希望积极说服他们,他们的哲学荒谬、艺术幼稚、宗教邪恶、诗歌平庸、道德粗俗、习俗混乱;然而现在,当我们一大半人都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时,他们却令人大惑不解地坚持认为,我们几乎完全正确。”③当然,这里所指的显然是全盘西化论者。但我们往往又忽视了胡适、鲁迅等人思想的另一个层面:胡适尽管提出了“全盘西化”,但其目的是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而鲁迅所鄙夷的只是宋以降的治国礼教,对汉唐的大国气象则十分崇尚。在这场“文化救亡”的潮流中,西方价值观看似成为救亡成功的一大关键,但对于传统文化的割裂,传统价值观矫枉过正,却是“文化救亡”的一个负面结果。

  站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够理解在文化冲突中学者群体的彷徨与无助,也能够理解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以及他们的文化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表现出了迥异于他人的文化选择,比如,梁漱溟,他不满西化之风,于1921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证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钱穆,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精神,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当然也有一种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中西文化观,这是一种“和合”“兼容”的多元文化观,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二元对立思维,是兼容两种文化,认为两种文化要历经“冲突与融合”,在相互作用中改变对方,并最终形成具有丰富内容和宽泛的多样性的生活。

  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之下,陶行知以一个中国人的觉悟和认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来面对这个积贫积弱的祖国。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中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当时“正是古老的中国与新兴的西方在军事冲突、外交纠纷、经济竞争之外,代表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历史传统的人类两雄的中西文化体系也在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果对‘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作些文化背景上的考察,不难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典型的文化复合体——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儿,既饱经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旧学问与新知识兼备,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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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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