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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中国的大学:变革及其意义
2018年01月25日 15:16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作者:周川 字号

内容摘要: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以蔡元培、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相继进入大学,他们主导了中国大学在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变革,加速了中国大学从传统学府向“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转变,加速了科学与民主要素在大学里的生长。

关键词:1917年;近代大学;“高深学问之机关”;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川(1957- ),男,江苏南通人,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和大学史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以蔡元培、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相继进入大学,他们主导了中国大学在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变革,加速了中国大学从传统学府向“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转变,加速了科学与民主要素在大学里的生长。1917年是中国高等教育从近代转型到现代的重要过渡之年。

  关 键 词:1917年 近代大学 “高深学问之机关”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17)05-0086-08

  1917年距今整整一百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平凡之处是,没有颁行什么划时代的大政方针,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全国性事件,高等教育总体上看似按部就班、波澜不惊;不平凡之处是,在各个大学里,又实实在在地由于某些人、某些事而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有一些变化,其意义深刻而持久,至今仍不失其镜鉴之价值。因此,本文选择1917年这个特定的年份,通过梳理这一年中国大学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和事,分析当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及其历史意义。

  1917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数量还很少,当时在北洋教育部记录在案的高校大约不超过70所[1]:国立大学1所(北京大学);省立大学2所(北洋大学、山西大学);高等师范学校5所(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广东高师);私立大学3所(中华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4所直辖的专门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其他还有大约50所公、私立的专门学校(如直隶政法专门学校、甘肃政法专门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等)。

  另外,当时还有一些虽已开办但却没有在教育部立案的高校,其中既有公立的(如外交部的清华学校、交通部的铁路管理学校、实业部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有私立的(如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大同学院)。除此之外,还有几所身份很另类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等),其另类之处就在于,当时它们都还没有向中国政府立案,严格来说,它们都不能算是“中国的”大学,只能说是“中国境内的”大学。

  总之,1917年中国的高等学校(以下统称“大学”),数量很少,规模较小,历史也都很短,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就是在这样一个单薄的高校体系中,由于一些人和事,发生了种种的变革,从而使得这一年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显示出比较独特的意义。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看,在1917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新进到中国的大学之中,正是随着他们的到来,变化才发生了。

  毫无疑问,1917年入场的最重要的一位高等教育人物当属蔡元培。1月4日,他正式到北京大学任校长。在这一天之前,不算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的校长在短短四五年内就经历了严复、章士钊(未到任)、马相伯(代理)、何橘时、胡仁源诸公。那时的北大,学生多为京官子弟,教师中也有不少滥竽充数的,还有不少教职是由官员充任的,学校弥漫着浓厚的“衙门”、“茶馆”习气,被指已经“腐败到了极点”[2]。前几任校长虽有心整顿,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均以失败告终。危难之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于是在1916年8月底,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致电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3]蔡元培于11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多数朋友如马君武等都劝阻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而于自己的名声有碍。也有几位是劝进的,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尤其是孙中山,他力主蔡元培“应当去那个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以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4]蔡元培最终“服从后说”,决定就任,他于12月21日抵京,并于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上任。这一天上午,蔡元培乘车进校,经过校门口,见校役排队毕恭毕敬向他行礼,他当即下车,“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使校役和学生们大为惊讶。”[5]仅此,这一天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就可以记上一笔。

  蔡元培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按照“兼容并包、网罗众家”的原则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在其网罗之下,1917年进入北大任教的有陈独秀、秦汾、何炳松、刘师培、顾孟余、刘半农、朱家骅、吴梅、胡适、沈兼士、周作人、李大钊、徐悲鸿等学者名流。这些学者型教师的到来,对北大后来的发展影响至大,尤其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位,他们进入北大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强烈的革新意义。

  陈独秀当时是《新青年》杂志主编,他于1916年12月下旬自沪抵京为杂志筹款。几天前刚到北京的蔡元培闻讯后,径往陈独秀下榻的旅馆拜访,请陈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因为《新青年》的缘故没有接受。蔡元培心有不甘,仿“三顾茅庐”的做法,在12月26日前后,“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6]。蔡元培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还允诺陈可以将《新青年》带到北大继续办,终于打动了陈独秀。据传,蔡元培为了减少麻烦,居然在给教育部的呈请信中把陈独秀的履历“包装”了一番。当时教育部对国立大学教授的学历、资历都有一定之规,而陈独秀多有不符之处。陈游学日本时,只是在东京高师、早稻田大学等校短期学习,没有取得文凭;陈曾参与创办安徽公学,任过安徽高等学校教务长,这些资历似乎也够不上北大的格子。但蔡元培在致教育部的呈请信中却写道:“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7]这显然与事实有出入。蔡元培这样做,也许只能用“求贤若渴”、“用心良苦”来解释了。教育部接到蔡元培的呈请信,不明就里,也可能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准“同意”了。陈独秀就这样于1917年1月中旬进入北大,任文科学长。当时,冯友兰是北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说,蔡校长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表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就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8]

  胡适于1917年9月上旬进北大,这时距离他的26周岁生日还差三个月。一个26岁的“文学青年”,只不过在美国喝了几年洋墨水,何德何能,居然当全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事情还是与《新青年》有关。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留美期间,胡适萌生了“文学革命”的思想,开始给《新青年》投稿,因此与陈独秀有了通信来往,胡适的思想和才情深得陈的赏识。1917年1月,正是胡适准备博士论文最紧张的关头,他却忙里偷闲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他本人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当时,陈独秀刚刚接手文科学长,于是向蔡元培力荐胡适,得到蔡的支持。陈独秀致信胡适说:蔡校长“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并告胡,“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9]胡适当时内心的纠结是可以想象的:一边是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一边是位高名尊的教授职务,鱼与熊掌何取何舍?胡适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不等博士学位到手,便于5月启程回国向北大进发了。胡适后来常常引用英国大主教纽曼的诗句来激励北大学生:“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10]胡适新进北大之时,这首诗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理写照,一派“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来了,北大确实有所不同了。

  1917年新进大学的人物众多,再举几位当年新任的校长为例,以此可以推知当时大学校长群体的一个基本概貌。4月,27周岁的阮尚介(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造船系,当时任北大工学院教授兼院长)出任同济医工校长;5月,27周岁的陈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任中华大学校长;7月,金邦正(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理海大学,曾任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校长)任北京农专校长,章宗元(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曾任北京财政学堂监督)任唐山工专校长;此外还有,金曾澄(留学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复任广东高师校长(1912年初任校长,未及一年辞职[11]);钟荣光(当时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讯后即回国赴任)任岭南大学副校长,成为这所教会大学的“第一个中国领导人”[12]。

  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位早先虽已在任而1917年仍很活跃的校长,例如,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山西大学校长高时臻(留学英国西南堪邦矿务学校)、清华校长周诒春(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科,曾任职清学部实业教育司长)、武昌高师校长张渲(留学日本,曾任教育部视学)、上海工专校长唐文治(进士,曾任职清外务部,出使日、英、法、比等国)、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留学美国韦尔斯利大学、耶鲁大学)、大同学院校长胡敦复(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湘雅医专校长颜福庆(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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