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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庆:西方大学史上的留学潮
2017年10月16日 10:22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作者:贺国庆 字号

内容摘要:留学是伴随着大学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大学史上出现过多次引人注目的留学潮,推动了各国社会的进步及文教的交流和发展。如今,学生的跨国流动已成为衡量大学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西方大学;留学

作者简介:

    原标题:贺国庆:西方大学史上的留学潮

  作者简介:贺国庆(1961- ),男,白族,湖南桑植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浙江 宁波 315211

  内容提要:留学是伴随着大学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大学史上出现过多次引人注目的留学潮,推动了各国社会的进步及文教的交流和发展。如今,学生的跨国流动已成为衡量大学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关 键 词:西方大学 留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OA150033)。

  众所周知,国际化是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则是学生的流动性。在20世纪前的西方大学史上,曾有过数次颇有影响的留学潮(19世纪前更多地称之为游学),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各国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发展。

  一、中世纪的留学潮

  游学之风古已有之。古希腊“科学之父”泰勒斯曾游学古埃及等东方国家,他在古巴比伦学习观测日食、月食的方法,在古埃及学习土地丈量的技术,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学习了数学和天文学。柏拉图曾游学西西里、意大利和埃及等地,时间长达12年,回国后在雅典创办了著名的学园。古希腊“几何之父”欧几里德曾长途跋涉赴亚历山大城学习和研究,最终撰成传世之作《几何原本》。古希腊“力学之父”阿基米德也是在亚历山大城游学时奠定了其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

  现代大学诞生于中世纪,而中世纪大学自始即充满国际化色彩。最早表示大学的词是studium generale,其主要含义之一就是“致力于吸引,或者至少邀请世界各地,而不是某国某地区的学子前来研究学习”。[1]早期大学的学生们来自欧洲各地,甚至有的大学外籍学生注册的数量远高于当地学生。“他们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他们构成作为12世纪又一个标志的求学浪游的核心。”[2]在早期的博洛尼亚大学,学生们大部分是外国人,由于不享有当地人的诸多特权,常常被歧视性对待,学生们遂组织起来,成立互助性的行会组织,以捍卫自己的权益。史家称:“这种由外国学生,或者说是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学生形成的组织就是大学的开始。”[3]

  在巴黎大学初创时期,外国学生云集。学者说:“13世纪以来,巴黎大学已经是如此具有世界性,以至于其已无法过多地关注法国内部的政治事务。法国国王会为那些前来巴黎求学的外国教士提供保护,即使在两国交战期间法国国王的态度也不会有所改变。”[4]

  早期大学的国际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教会的影响,因为早期大学基本上是教会的侍女和附属。德国教育史学者鲍尔生说:中世纪大学“是按照教会的独特生活方式去活动,特别重视教会的世界性质和国际性质。……因为大学具有教会和宗教团体一样的国际性质,遂使教师和学生养成乐于到国外居住的习惯和勇于冒险的精神”。[5]

  在中世纪大学创办早期,大学数量较少且相距较远,加之大学相当专门化,供学生选择的机会较少,这也促成了学生的流动。如学习教会法和民法,首选博洛尼亚大学,然后是意大利、西班牙、蒙彼利埃或奥尔良的一些学校。学习医学只能去博洛尼亚、帕多瓦等地。学习文科和神学,最好的选择是巴黎和牛津。大学数量偏少,导致了外国学生的相对集中。

  德意志人一直是中世纪乃至近代最热衷于游学的民族。与意大利、法国等国相比,德国创办大学的时间晚了约两个世纪,在这两百年间,德国人主要在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求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德国人的首选,其后是帕多瓦大学,15世纪是费拉拉大学和帕维亚大学。据研究者统计,13世纪最后11年中(1289-1299年)有533名德国学生在博洛尼亚大学注册,每年差不多50名学生。[6]巴黎大学一直被德国人看作是神圣的最高学府,吸引了众多的德国贵族子弟,德国人在这些大学享有品学兼优的声誉。一直到14世纪末,巴黎大学都是一所国际性的大学,在非法国学生中,德国人是人数最多的外国人。1333-1494年间,大约3300名德意志同乡会成员参加了巴黎文学院的考试。[7]

  12—13世纪,英格兰学生曾成群结队前往巴黎求学,直到1215年,巴黎38%的文科硕士都来自英格兰。[8]后由于政治原因,英格兰学生人数急剧减少,但英国人的游学从未完全停止。13和14世纪的英国人,如罗吉尔·培根、约翰·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经常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间活动。苏格兰人一直热衷于到法国留学,他们去得最多的是巴黎大学,然后是奥尔良大学和阿维尼翁大学。当英格兰人1411年占领巴黎后,苏格兰人离开巴黎前往科隆、鲁汶等大学继续求学。

  中世纪大学生的求学之旅常常充满艰辛。学生们或乘马车或步行,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甚至种种危险,还要面对旅途中的关税、捐税和其他赋税以及勒索甚至盗匪,最终抵达目的地,实现求知的梦想。如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就是从英国取道德国境内,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学习医学的。[9]

  14世纪末爆发的“大分裂”(Great Schism)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大学的国际性逐渐被削弱,之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的国际性进一步弱化。

  在大分裂所引发的剧烈对抗中,德意志人陆续离开巴黎大学返回故乡,促成了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爱尔福特(1389年)、维尔茨堡(1402年)和莱比锡(1409年)等大学的创办。法国国王一改之前倾力保护在巴黎求学的外国学子的政策,导致大量外国学生的流失。1470年,国王路易十一强迫身处巴黎的勃艮第公爵臣民必须宣誓向自己效忠,否则将把他们逐出首都,结果约有400名勃艮第学生因为拒绝宣誓而被迫离开法国。[10]

  14-15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壮大,大学和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阻止而不是鼓励学生的流动。“当时每个国家、政治或教会团体都试图建立大学,以使其公民能在当地而不是国外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将公民的智力和思想训练监控起来,阻止资金流向国外以损害本地商人和手艺人的利益。”[11]一些国家甚至以剥夺公职的惩罚来强化进入国外大学的禁令。中世纪末期,四分之三的学生满足于到当地大学,通常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大学求学。“巴黎大学在中世纪后期逐渐由君主控制,并且转变为一所范围有限的全国性大学。同样,博洛尼亚大学日益依赖于市政当局,其国际影响力也有所丧失。”[12]

  中世纪的游学活动对欧洲知识的传播和大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家在评价游学的意义时说:“这种长途跋涉的过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使他们对广袤的世界和社会开始形成了相当丰富的‘阅历’。”[13]“除了学术知识,他们还将大量的新经验、新观点和新政治原则和观念带回家乡。而且——这一点也很重要——他们还带回了手稿及后来的印刷品。他们渐渐熟悉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新学校风雅的表达方式、生存环境、风俗、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因为大多数游学者都是他们国家的精英并且后来身居高位,所以他们能够很好地应用和宣传他们的新知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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