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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救国”: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
2017年09月08日 15:47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马建标 字号

内容摘要: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一度尝试让北京大学远离政治纷争,但是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已经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为此,蔡元培与时俱进,对学生界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口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关键词:蔡元培;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政治参与;陈独秀;《新青年》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在任期内实施他的“学术救国”与“道德救国”理念。蔡元培对北大师生的道德革新,虽然主观上没有鼓励北大师生参与政治的意图,却在客观上养成了北大师生的参政意识。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仅促进了国际和平潮流的出现,还激发了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师生的参政热情。至此,蔡元培对北大的“道德革新”运动与一战后的国际和平运动形成互动,进一步促使北京大学介入政治领域。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一度尝试让北京大学远离政治纷争,但是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已经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为此,蔡元培与时俱进,对学生界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口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关 键 词:蔡元培 北京大学 五四运动 政治参与 陈独秀 《新青年》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研究”(13CZS026)。

  中图分类号:K258;K82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7)02-0090-10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官办大学的代表。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中,自蔡元培1917年担任校长后,学校的学风和办学理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多年,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直接影响到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欲明白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贡献,就需要简单了解中国近代大学的源头——德国大学的传统。

  欧洲近代的大学都是中世纪的产物,德国大学也不例外。尽管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校相比,德国的大学起步较晚,却后来居上。到了17和18世纪,德国的大学与整个欧洲的大学一样,都陷入危机之中。无论是在政治、社会上,还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上,欧洲大学都处于边缘地位,没有重要的贡献。以德国的大学为例,那时的德国大学教授缺乏尊严和地位,大学生们也是生活方式败坏,遭世人诟病①。到了19世纪初,德国大学在“新人文主义修养理想”的影响下,发生了一场“释放出巨大精神能量的革新”,使得大学教授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从而极大推进了德国大学的发展②。

  像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经历一次脱胎换骨一样,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政期间也经历了一次洗心革面的改革。此次改革不仅直接关乎北京大学自身的发展,就是对民国历史的发展也造成了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改革的研究不绝如缕。尽管相关研究论著很丰富,但是以往的研究多聚焦在蔡元培、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层面”的研究,而对于蔡元培、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政治参与层面”问题,却缺乏专门、系统性的研究。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文化运动”,同时还是“政治运动”。学术界对蔡元培的研究之所以强调其在“教育和文化”上的影响,与长期以来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体范畴”有关。

  此外,学术界对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研究的缺失,还应该与蔡元培的“教育家身份”过于鲜明有关。当然,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主要身份是“教育家”,但不应忽略的是,蔡元培在清末的时候就是一个“革命家”。尽管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蔡元培赴欧留学,淡出中国政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任职后,更是在公开场合强调他的教育家身份,但是蔡元培的“革命意识”一直是存在的。他所强调的“教育救国”和“道德救国”就是他的革命意识在教育领域的隐性反映。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揭示,蔡元培在改革北京大学的过程中,如何受一战之后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促进了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进程③。

  一、声名狼藉:蔡元培主政前的北京大学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临终之际,蔡元培有两句重要的遗言,叫作“学术救国,道德救国”④。事实上,蔡元培在23年前的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时,也是怀抱上述两个“救国的使命”去改造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在“学术”上对北京大学的革新,并不理想,如民国教育家王世杰所言:“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但是,蔡元培在对北大的“道德思想”的改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是他同时代人所不能比拟的。对此,王世杰也有一番评价,他说:“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而自蔡先生入长北大以至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十年期间,是顽固腐败的思想和势力极坚强普遍的时间;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思想革命最迫切的时期。……在这十年中间,北大的师生,不断地向这些顽固腐败势力进攻,摧毁无数不合理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给予了全国青年以一种新的头脑新的血液。……他如果不是一个发起者,一定是一个忠实的、勇敢的、始终不变的保护者。”⑤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发布了就职通告。在此之前的北京大学,是以“老”和“腐”而臭名远扬的。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许德珩说:“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特别是在“腐”的方面,北大的校风更是糟糕透顶。当时的北京城,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词,叫作“两院一堂”。所谓“两院一堂”是指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和北京大学。说的是,北京国会议员和北大学生是北京“八大胡同”最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北大学生在“腐”的方面,还分成两类:上乘的腐化学生的做法是“组织同乡会,运动做一任会长,或是干事,借以接近学校当局,作毕业后升官的地步”;下乘的腐化学生的做法是通过“嫖、赌和唱唱旧戏”来结交人;总之,北大学生是没有“研究学问的风气”的⑥。北大学生的这种“流风余韵”是继承了晚清京师大学堂的传统。在清末的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有不少达官贵族子弟,到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这些贵族子弟生活阔绰,饱暖思淫欲,于是常去八大胡同寻花问柳。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八大胡同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⑦。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北大学生的事后回忆,不足为凭,那当时的北京大学又是何种景象呢?

  实际上,北京大学自晚清开始就一直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在时人的眼中,北京大学不过是用来“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曾担任京师大学堂英语教习的美国人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在1903年春公开批评京师大学堂的学风和校风败坏,他大声慨叹:京师大学堂“直以培植人才之地,作调剂官吏之场,殊可惜也”⑧。或许是贵族子弟居多的缘故,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向桀骜不驯,令学校教务部门无法管理。1907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教务提调张某曾以“学业未进”为由,准备开除两名学生,结果引发北大学生的集体抗议。1907年11月14日晚,三百多名北大学生开会,决定公布北大教务提调张某的“若干劣迹”,请求北京大学总监督(后称校长)更换教务提调。这件事情弄得满城风雨,朝野皆知⑨。

  民国成立之后,北京大学并没有与时俱进,其学风和校风败坏依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因素就是北京大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长期胜任的校长。1912年2月26日,严复被派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1日,教育总长蔡元培呈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命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委任严复署理校长⑩。当时北京大学校风败坏,已经为社会所洞悉。严复署理校长之后,有心改良北大弊端,但因经费短缺,有心无力,旋即在1912年10月7日辞职(11)。10月9日,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被婉拒;10月18日,袁世凯又任命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2)。马相伯是著名教育家,他对于北京大学的恶劣学风深恶痛绝,故而在就任代理校长的当日,曾召集北大学生发表演说,勉励北大学生:“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13)但是,马相伯代理校长刚及半个月,就在11月2日与北大学生发生冲突,骄横的北大学生“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用武者”;此事还牵连到前任校长严复,迫使严复不得不向教育总长范源濂解释,北大“学生种种暴动与我无涉”(14)。这种情况下,马相伯也无心恋战。其后,北京政府又任命何燏时为北京大学校长,但北大学风整顿,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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