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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婷:教育官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
2017年08月08日 15:51 来源:《体育科研》 作者:周亚婷 字号

内容摘要: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再次经历了历史转型,即主要由原来模仿日本而转向全面学习美国,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最后整个中国近代体育的完成。

关键词:美国学校体育;教育考察;北洋政府时期;历史转型

作者简介:

  原标题: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

  作者简介:周亚婷,女,河北石家庄人,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体育史,E-mail:zhouyating12@163.com,江苏 苏州 215021

  内容提要: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再次经历了历史转型,即主要由原来模仿日本而转向全面学习美国,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最后整个中国近代体育的完成。本文在阅读大量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考察报告和演讲资料的基础上,就他们对美国学校体育考察的背景、内容、影响3个方面展开初步讨论。当时教育部门官派人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加快和促进了中国学校体育的历史转型,其中包括学校体育思想的转变、课程内容的增加、对体育理论知识的重视和加强以及注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培育。

  关 键 词:美国学校体育 教育考察 北洋政府时期 历史转型

  标题注释: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TY083),2015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15-127)。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6)05-0086-05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美体育关系比较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不仅出现了大批学生留美的风潮,更有许多赴美专攻体育的留学生。同时,一大批具有体育特长的美国传教士也是在这一期间纷纷来华,组织成立中国最早的国家奥委会组织——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其中,教育官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也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美国对华态度的友好,还因为日本于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更引发了人们对原有军国民体育的反思。加之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推崇,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体育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即由原先较为紧密的中日体育关系转向较为友好的中美体育关系,并引发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再一次历史转型,从此美国体育文化占据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流。

  1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赴美考察的背景

  在清末,国内派遣官员对外国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日本,如1898年受张之洞委派前往日本联络赴日学生入学的姚锡光,为近代官员赴日教育考察的嚆矢[1]。而到了民国时期,这一传统逐渐转为以考察欧美教育为主,其中美国成为首选。

  首先从美国方面来看,他们对中国态度的友好转变,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第二年,清政府被迫签署了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向各国赔款(共11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美国出于长远的打算,认为“教育可使中国政府安定与商业繁荣,使中国成为富足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一旦留美学生成为北京领袖时,美国对中国将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2]于是美国作为接受赔偿的11个国家之一,首先于1908年开始退还庚款,用于设立清华园及选派留学生,试图培养未来的亲美精英。所以自1909年起,政府每年派遣100名留学生赴美,开启了美国留学热的先河。随即,聘请美国教师来华以及邀请教育家杜威等人来华讲学等一系列举措,拉开了我们全面学习美国的序幕,其中包括教育部门官派人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

  其次是反日情绪的高涨。在中日关系史上,1898-1907年间,确曾存在着出人意料的融洽而有建设性的10年发展,任达先生将它称之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3]。尤其是在教育上,我们几乎完全模仿日本。因为“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4]所以“以日为师”只是权宜之计,“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4]这也导致了我们从一开始学习日本就不彻底,甚至是投机取巧。随后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更是加剧了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一时间反日情绪高涨。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战败,美国的世界地位迅速上升。所以从晚清起提倡的军国民体育思想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美国民主与科学的体育思想对中国的全面渗透。

  第三,国内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兴起。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案书》中正式提出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口号。他甚至提出为了民主与科学,不惜流血牺牲。在这一情况下,一些关心教育的有识之士,解放思想,大力抨击军国民体育思想带给国人的危害。甚至说道:“军国民体育,不仅是自杀,简直是把活动的人变成了一种机械,一点性灵都不许他存在。”[5]这导致了以强国强种为目的,而不注重学生健康的兵式体操课程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田径、球类和游戏项目为主的教学内容,建设以符合人体发展规律的体育课程。

  2 赴美考察人员的特殊性

  在学习美国的道路上有4种渠道和人群,分别为:一、选派留学生;二、官派教育考察人员;三、邀请美国教育家讲学;四、聘任美国教师。相比较于留学生、专家讲学和聘任美国教师,教育官员具有其他几类人群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第一,这些教育官员大多是学校的校长,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美国考察时获取的信息和资源更多。官派教育考察人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按时间顺序可大致分为4批。第一批,是由南开学校派出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赴美考察时间:1917年8月-1918年11月;第二批,是自费和教育部委派结合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时间:1918年4月-1918年12月;第三批,由教育部委派的12位教育官员,分别是前教育次长袁希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江苏省视学邹楫、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金曾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谈锡恩、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杨若堃、江苏省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长任诚、江苏省省立第四中学校长章钦亮、江苏省议会会员刘文辂、江苏省长公署第三科科长王天柱、江苏省中学校长长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陈家麟[6],时间:1919年11月25日-1920年;第四批,由北京大学派出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时间:1920年11月24日-1921年9月。特别是在第三批教育部委派赴美考察学校体育时,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学校的部长接待,并为他们讲解学校概况和体育课程设置。如在参观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体育馆时,学校的接待主任劳宁(Leonard),曾详细向考察团介绍了欧柏林大学的体育卫生科专业。该专业“创始于三十五年前,男女两部同时成立,现女子部主任已任职三十五年自行辞职。新任者为三十五年前之学生,在此毕业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医科得有博士学位者也。男女两部教员各五人,其比赛等事之主任,均自校教员任之。”[7]

  第二,这些教育官员大多是既有理论又有长期实践的教育专家,对当时中国学校体育所反映出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蔡元培、范源濂、张伯苓等人,对中国学校体育长期高度关注并对其有独到的思想认识和理论见解。张伯苓是南开的创办者。有人说南开有名,一半得力于南开的教学与设备,一半得力于南开的体育,而南开的体育主要归功于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学校训练学生的方针中,我们看到了以下两条:“第一是锻炼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培养学生要有浓厚的国家观念。”[8]张伯苓认为:唯有此“二者兼具,然后方能担负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任”[8]他甚至还提出“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9]。范源濂对学校体育的主张,则更多的是要求培养学生和国民的尚武精神,所谓“不武者不足以为国民”[10],竭力鼓吹军国民体育。蔡元培对学校体育的理解则是所谓“新教育者,以体育、智育、德育并重”[11],并强调学校运动会具有独特的教育作用。总之,他们对当时学校体育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助于将美国学校体育的思想理念和发展模式引进中国。

  第三,直接赴美考察,可以身临其境,使这些教育官员对体育的感触更直接也更深入。体育和其他事物不同,只有身临其境,才可以更好地感受到体育场馆之宏大、运动场景之壮观。例如他们看到的是“尤有奇怪者,每年炎暑之际,往往男女学生约赴海滨同作沐浴,或驾船竞走,或雁行浮泳,或携手偕行,种种游戏不胜枚举,在吾人以为可笑,在美人亦成为普通之习惯矣”[10]。这种现场的直接刺激,对他们回国后传播美国学校体育的理论与实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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