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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美国大学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从芝加哥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2017年03月09日 08:59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作者:肖朗 孙岩 字号

内容摘要:杜威的一生与美国大学教育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大学教育学科为主要平台和基地来从事教育学理论研究,建立教育学课程体系,并创设实验学校,从而为19至20世纪美国大学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杜威;美国大学教育学科;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肖朗(1958- ),男,江苏苏州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外教育史研究;孙岩(1981- ),男,山东曲阜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齐鲁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杜威的一生与美国大学教育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大学教育学科为主要平台和基地来从事教育学理论研究,建立教育学课程体系,并创设实验学校,从而为19至20世纪美国大学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系统考察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相关活动和业绩,不仅有助于展现这一时期美国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总体面貌,而且可为当今我国大学教育学科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 键 词:杜威 美国大学教育学科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中图分类号:G40-09;G6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6-0085-09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堪称引领美国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双子星座”。1894年初,杜威被聘为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并主持该系下设的教育系的工作。在校长哈珀(W.R.Harper)的支持下,杜威努力探究大学教育学科的特性,建立教育学课程体系,创设实验学校,并促成教育学院的设立。1904年春,杜威因故从芝加哥大学辞职,并于1905年2月转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师范学院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威主要从事教育学理论研究,构建起以教育哲学为核心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并深化了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内涵。本文拟以杜威在上述两所大学的活动和业绩为中心,分析其对美国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并力求展现19至20世纪美国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总体面貌。

  一、杜威参与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的背景与动因

  1.美国大学教育学讲座及教育系的建立

  在公立学校运动不断推进的形势下,美国社会对教师质量和规格的要求逐渐提高,师范学校和文理学院的师资培养模式已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仿效德国开始在哲学系设置教育学讲座,开设教师专业培训课程。当时美国学界认为,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都应设置教育学讲座或教育系,由那些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人士对教育的历史、原理、目的和手段进行充分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师专业培训,使教师获得更多的教学艺术和哲学知识。[1]1873年,爱荷华州立大学率先设立“教学论讲座”(Chair of Didactics),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成为高级学校的教师”。[2]密歇根大学紧随其后,于1879年设立“教学科学和艺术讲座”(Chair of the Science and the Art of Teaching),聘请著名教育学者佩恩(W.H.Payne)担任讲座教授。受此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分别于1886年和1892年设立教育学讲座或教育系,开设教育学课程,参与教师专业培训。

  19世纪70年代后,教育学讲座或教育系成为美国大学开展中学师资培训的重要机构,其数量进入快速增长期。有关数据显示,1884年美国仅有6所大学设立教育学讲座,1893年设立教育学讲座或教育系的大学达83所,1894年达174所,1897年达220所,1899年达224所,1902年达247所。[3]与此同时,这些大学中设置了教育学教授职位,为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讲授教育学类课程。上述教育学讲座及教育系既成为大学参与教师专业培训的重要机构,也为杜威投身于大学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心理学与儿童研究成果的推进

  19世纪末,随着教育学讲座或教育系在美国大学的建立,学者们发挥学术优势开展了心理学和儿童研究,其中霍尔(G.S.Hall)和詹姆斯(W.James)的研究成果对杜威的影响最大。1883年,霍尔在霍普金斯大学为研究生开设高级心理学课程,杜威选修该课程,并于次年选修霍尔开设的生理心理学和伦理学两门课程。选修这些课程促使杜威开始关注心理学,并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人类的心理现象。据载,“G.斯坦利·霍尔关于心理学论题(实验的和理论的)海阔天空的讲课,使杜威得到了这样的信念,即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是一种密切的关系,但是,它是一种必须在实验心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4]。霍尔的儿童研究工作也对杜威有深刻的影响。1891年,霍尔创办以儿童研究为主旨的期刊《教育学研究》(Pedagogical Seminary);1894年,他担任全美教育学会儿童研究部主席,在此期间领导克拉克大学成为儿童研究的重要基地。杜威亲历了儿童研究运动,并发表多篇文章对其进行评析①,充分肯定儿童研究对儿童智力的自由和解放的可贵价值,并强调吸收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学界确立儿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②。

  另一方面,杜威深受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一书的启发。这一时期杜威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心理学的论文,其中1896年发表的《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被学界视为机能主义心理学诞生的标志性成果,因为它把心理看作有机体适应环境的有用工具,从而使心理学摆脱了构造主义“纯科学”观的束缚,与实际生活、教育改革联系起来。通过解读詹姆斯的著作,杜威不仅确立了机能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取向,还转变了哲学思想,他在《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一文中宣称,詹姆斯的思想“通过它的方法越来越进入了我的全部思想之中,并成为改变旧的信念的一种酵素”。[5]

  3.杜威的职业追求与研究兴趣的发展

  自1882年始,杜威在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莫里斯(G.S.Morris)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莫里斯除在霍普金斯大学讲授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外,还在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任职,1884年他推荐杜威到密歇根大学任哲学讲师。[6]这一时期,莫里斯和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开设了一系列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如经验心理学,心理学专题研究,心理学和哲学,客观智力的科学,自然、人和绝对的哲学基础等。[7]1885年,杜威在美国哲学学会上作题为“心智进化及其与心理学的关系”的学术报告,并在1886年升任哲学系副教授。在莫里斯的鼓励和支持下,杜威逐渐在哲学界崭露头角。1887年,杜威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出版《心理学》一书,强调哲学对一切对象本质的探究依赖于经验对它们的解释,而心理学则是对这种经验进行科学和系统阐释的学问。[8]这表明杜威结合心理学及生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始将人类心理和自我意识的发展置于哲学的广阔视野和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为其日后深入探究教育问题奠定了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

  执教于密歇根大学期间,杜威结识了“教学科学和艺术讲座”的主讲人佩恩和欣斯代尔(B.A.Hinsdale),他们一致认为心理学对教学和教育学具有重要的作用,且三人都积极参与成立于1886年的“密歇根校长俱乐部”(The Schoolmasters' Club)所组织的活动。1886年5月,杜威出席俱乐部首次会议,作了题为“从大学的立场看高中心理学”的演讲,认为心理学是联结高中生知识学习与自我意识的必要纽带,他们通过学习心理学能够知道自我存在以及学习知识的价值,进而强调不仅美国的高中要开设心理学课程,大学文理学院也应开设心理学课程。[9]1887-1888年间,杜威担任俱乐部副主席,全面部署俱乐部的教育调查和研究工作,至少参与了八次由俱乐部组织和发起的高中学校教育调查,并就其所见撰写成建议性报告。此外,他还在教育系讲授包含卢梭和斯宾塞的教育思想的哲学史课程。上述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1899年其《学校与社会》一书的出版,并促使杜威的研究兴趣逐渐从哲学和心理学转向教育学。

  1886年,杜威与艾丽斯(H.Alice)结婚,此后他热衷于探讨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试图将其哲学专长应用于对社会进步有价值的研究。他认为,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的人,需要通过表达来发展他的思想,并将其思想介绍给他人,进而影响他人和社会,而教育和学校教学恰好是联结哲学、心理学与社会行为的纽带。[10]而且,杜威对教育的兴趣不仅出于理论研究的需要和对知识进步的渴望,还出于他对自己孩子教育问题的重视和思考。1894年秋,杜威在给艾丽斯的信中写道:“有时,我想直接放弃讲授哲学,转而通过讲授教育学达到哲学的目的。”因为他担心当时盛行的教育方式不仅会对别的学生造成毒害,而且会危害他的孩子。[11]因此,当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邀请其出任哲学系系主任并承诺他在该系开展学校教育研究时,杜威欣然应允。

  二、芝加哥大学时期:尝试将教育学建构成大学综合性学科

  1.探究教育学科的特性,推进学科建设

  早在密歇根大学时,杜威就已对美国公立学校教育产生强烈的兴趣,那时他主要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看待和考察公立学校的教育问题。芝加哥大学提供的岗位使他有机会全面开展教育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并为他将哲学、心理学与教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2]对杜威而言,探究现代大学体制下教育学科的特性和功能是他到芝加哥大学工作的首要任务。

  杜威认为,教育学是一门大学学科,美国大学应承担教育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因为一方面在社会变革和知识累积的条件下,公立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在不断地重建,大学是创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和新的研究方法的重要基地,能为教学内容和课程的整合提供必要的指导。另一方面,大学系统的正常运作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卫生学、医药学等学科知识和研究领域密切相关,所以大学应发挥其学术优势,将教学方法与学科内容联系在一起,协调处理一门学科与另一门学科的关系,以便系统研究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为公立学校的发展提供指导。[13]当时美国学界已认识到,教育学不能从严密的逻辑学和伦理学的单一原则中推论出来,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就像医学源于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教育学源于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14]在阐述教育学的特性以及大学承担教育学研究职责的基础上,杜威指出,教育科学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实验的科学,而不是演绎的科学。[15]

  为深入探究教育学的学科特性,1896年初杜威向哈珀提议,大学应组织教育系的有关力量,以先进的方法开展教学,进而创设实验学校,这是验证教育学的科学性,为教育从业人员带来自信心的必要保证[16];而且,在杜威看来实验学校有助于实现“展示、测验、证明和批判(教育学)理论的现状与原理,以及增加(教育)专门领域的事实与原则”的学科发展目标[17]。除创设实验学校外,杜威还积极推动教育系发展成为教育学院。1897年初,他向哈珀提交教育系的组织计划和工作分配报告,提出教育系至少要由教育物理学、教育生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历史学五个分支学科构成,它们既是教育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也是开展教育研究的主要领域。[18]该报告表明,杜威计划将教育学发展成为大学的综合性学科。为此,1900年他接受布莱恩(A.M.Blaine)的资助,促成芝加哥大学教育系从哲学系中独立出来,并于1901年7月成立包括教育系、一所初等学校和一所幼儿园在内的教育学院。[19]这为杜威尝试把教育学建构成大学的综合性学科提供了必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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