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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110年祭
2016年03月16日 15:24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海峰 字号

内容摘要:科场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

关键词:科举;科举制;科举人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福建 厦门 361005 刘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科场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具有维护统一与压抑个性、普及文化与忽视科技、取士唯才与做官第一、鼓励向学与片面应试等功罪。为科举制平反,需要还原历史真相、还原科举情景,不再与古人为敌,而要与古人为友,替沉默的古人说话。可以将科举人物定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精英群体之一。科举不是妖魔鬼怪,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

  关 键 词:科举 科举制 科举人物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科举通史”(13JJD880010)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5-0083-09

  科举是一个影响重大且利弊都十分显著的考试制度,对其评价向来都有激烈的争论,即使中国在1905年废止科举之后,这种争论还无休无止。尽管科举至今已被废止110年,但还不断被人们重提和反思,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时被翻新。废科举后对科举制的评价观点,依出现时间先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全盘否定阶段、在总体否定中肯定其中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的阶段、在总体肯定中否定其中某些应该否定的因素的阶段。2005年中国掀起了一场科举百年祭的文化大争论以后,对科举制的评价开始逐渐进入第三个阶段。2005年,我曾发表《科举制百年祭》等系列反思论文。[1]在科举停废110周年之际,进一步反思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回顾1400多年间科举评价的沧桑巨变,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

  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2]科场连着官场,科场的风云变幻,往往与官场息息相关,因此科举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3]两宋统治者高度重视科举,即使在激烈的宋金战争、宋蒙战争过程中,科举考试一如既往。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开科取士诏曾指出:“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4]所谓“岁月等阴阳之信”,就是说开科的时间非常固定,其准确可信等同于自然界昼夜季节的变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有关科举的法令则有金石般的刚性,得到普遍的贯彻。到明清两代,科举制更是进入超稳定性阶段,三年开科一次的社会活动已经成为类似于岁月和季节一样轮回的自然现象。如果遇到战乱和重大天灾等不可抗拒的变故,则选择次年补行或易地开科。科场无小事,无论是科举改革还是科场案,科举一有风吹草动,往往就会惊动朝廷。历代统治者也高度重视科举取士,明代永乐皇帝曾说:“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滥。”[5]

  “事至久而后精,谋以众而加详。”[6]科举制度的发展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就像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唐代瓷器较为古朴,宋代仍是清一色居多,元代开始出现青花瓷,明代瓷器开始走向五彩缤纷,清代瓷器则达到成熟绚烂的程度。科举制也是在隋唐时期变动改革中逐步发展完善,到明清时期臻于鼎盛严密,科场长期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

  科举是一种高厉害、高竞争、高风险的选拔性考试,一旦登科及第,便风光无限。盛唐时期,“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7]到晚唐时期,朝野进一步重视进士科,“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8]进士科出身者日益成为中高层官员的主流。到宋代,绝大多数宰相都由进士出身者担任。即使是辽、金、元这样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也通过科举选拔了许多才智之士。史载:“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真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9]明代中叶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清代科举考试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1851年,来华西方人士布朗(Bram)在考察包括武举、宗室科举、翻译科举等各类科举之后指出:“政府看来将竞争与考试制度运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10]

  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科举考试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考官和举子也都高度重视,多数时候科场中也秩序井然。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诗云:“紫殿焚香暖吹轻,广庭春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11]将科举考试的庄严和答卷时的静穆情形生动地描述出来。与此说法类似,1903年光绪癸卯科河南乡试,河东总督身份陈夔龙入闱监临,也描述了贡院中的考试情状:“比时场内人数以万计,灯笼火伞以数千计,堂上堂下火光烛天。而凡百执事视动俱寂,几若衔枚战士,万马无声。亦似有文昌魁斗,临在上而质在旁者。此无他,功令本极严肃,人心先存敬畏。奋多士功名之路,实隐寓天人感召之机。”[12]可见尽管当时科举制已经风雨飘摇,但在河南贡院内举行的末科乡试仍然十分严肃认真。

  由于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实行科举制的时代通常被称之为科举时代。何德刚在《客座偶谈》卷二中曾说:“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二百余年,粉饰太平,祸不作者,不得谓非科举之效,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御世之术,饵之而已。乃疏导无方,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横绝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正如一位西方人所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毫无疑问,它是整个行政制度中的最大亮点,例如它和政府其他部门的联系。……他们全体一致毫不犹豫地宣称,他们的科举制度是无可置疑的,而我们的确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我们不该接受这一结论。”[13]因此,可以说科举制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重要制度。

  历史进入20世纪。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遇到了旷古未有的难以应付的挑战,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科举制也面临着不得不变革的困境。清朝末年,积贫积弱、国力日衰的中国面临列强侵略,在见识到西方各国的强大、寻找自身衰弱的原因与寻求追赶东西方大国的途径的时候,人们认识到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文体(尤其八股文)脱离实际,浪费士人的才智,于是废止八股文被提上议事日程,在1901年首先被废去。同时规定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

  废止八股文、采用与当时内政外交有关的问题为策问题目,这是清末科举考试的重大改革。随后便有西方人士说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14]这些规定在清末1902年、1903年最后两科的乡试都得到了遵守,在最后两科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科举改革的精神。不过,“社会的组织机构,正像各种动物一样,不是在预见环境将要产生变化时,早早着手适应性的变革,而是临到变化已经发生时,才开始进行反应性的改革。这是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社会生物学的事实”。[15]最后几年的科举制改革是在内外交困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调整,尽管科举考试的内容与题型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但科举考试中西历史、政治外交知识,被有的人看作“散行八股”,[16]主政的张之洞等人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要想图强就必须兴办学堂,要兴办学堂就要废止科举。于是在1903年以后,将废科举提上朝廷的议事日程,只是当时考虑的是接下去几科渐进减少录取名额,到1911年完全废止。但因为1904年以后内忧外患更为严重,于是科举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1905年9月被提前彻底废止。

  在废科举之前,多数人对废科举持乐观的态度,对废科举带来学堂兴盛的局面充满期待。但当时也有人担心废科举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等之事关系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日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废科举设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欲不易言。则于立宪之途更背驰矣,此又急宜加意者也。”[17]然而,待科举真正废去,随后而来的社会无序、政治动荡与文化断裂,还是大大超过了一般人的估计和想象。因此有这种说法:“末世不察,至薄帖括为小技,而未审先朝驾驭英雄之彀,即在乎此。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18]废科举不仅意味着科举时代的结束,而且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正如德国汉家傅吾康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一书结尾中指出的:科举制的崩溃是传统国家灭亡的开始。[19]只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科举停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出现了新气象,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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