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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运动中的中国化与美国化、欧洲化之争 ——1932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反响
2014年02月20日 14:30 来源:《教育研究》2013年7期 作者:孙邦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中国化;美国化;欧洲化;现代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1932年,国际联盟考察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教育考察,并形成了长篇报告书The Reorganization Education in China(《中国教育之改进》)。报告书贯穿着一个文化价值取向:批评中国教育的美国化倾向,力倡教育的中国化。该书在中美教育界引起很大争论。报告书倡导中国化以及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正面回应,实质上是从教育的角度反思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潮,重估与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报告书所倡导的中国化,在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既有深刻的历史价值,也有深远的现实启示。

  关 键 词:国际联盟 教育考察团 中国化 美国化 欧洲化 现代化

  作者简介:孙邦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中国教育现代化是借法欧美日的产物,清末民初“近鉴日本,远法欧洲”,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学习美国。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移植带来了不少问题,一些教育家开始反思,提出了教育中国化的思想。1931年,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派遣的考察团对中国教育考察后,批评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美国化的倾向,引发了中、美、欧三方教育家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中国化与美国化、欧洲化之争。

  1931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请求国联遴选专家顾问来中国“助商发展教育制度之方案”[1]。5月19日,国联下属机构“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训示其执行机关“国际文化合作社”派遣专家前往中国,考察教育现状,提出改革建议。6月,该考察团组成,正式代表4人。①9月30日,考察团抵达上海,随后对上海、南京、北平等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于12月中旬结束。翌年9月,考察团完成报告书The Reorganization Education in China,同年12月,国立编译馆将其翻译成中文《中国教育之改进》。全书共计两编,分别叫“通论”与“各论”,包括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相应的改革建议。该书一经面世,立即在中美教育界引起激烈讨论。当今,学术界对于报告书及其影响的研究十分薄弱,尤其是对它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反应缺乏关注。本文以报告书及其评论为对象,分析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欧洲、美国教育家之间兴起的一场有关教育现代化中的中国化与美国化或欧洲化的论争。

  一、报告书的文化价值取向:去美国化、倡中国化

  报告书从头至尾贯穿着一个文化价值取向:去美国化、倡中国化。

  报告书第一编第二章专门阐述“国家教育与外来之影响”,提醒中国教育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便是在借鉴欧美教育时所表现出的态度。“此多种外国制度为中国所竭诚热心采用,而努力使之同化者,是否真能应付当今中国国家教育之需要,中国尚无暇顾及。”[2]这段话可谓直击了教育现代化中的要害问题,就是中国教育人士热衷于照搬外国制度,既不注意中国国情,又没有与中国传统教育结合。“此种潮流系由新教育机关所介绍,虽亦输入不少近代文化上之价值,但仍未能改变现在学校制度不相连续之性质,或促进其根本之改造,以成一适当之整体。”[3]

  报告书所指外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尽管包括了日本、美国、欧洲,但只是对近10年来中国教育家醉心于美国教育,以及由此造成对中国的压倒性影响等文化教育观提出批判。“吾人今为此言,其目的专欲警告中国之教育家,使不徒务肤浅之美国化而已。”[4]

  第一,关于科学教育。大学教育中的不少学科直接把美国出版的英文原版书籍用作教科书,而没有用本民族的通用语言编写出适合中国学生需要的教材。报告书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考察团建议,在中等教育中,“外国语言之课本,实有完全禁止之必要”[5]。

  第二,关于中等教育。报告书指出:“此种教育之组织及性质,显然以美国教育制度为其模范者。”[6]考察团认为,中等教育所担负的使命应该是给予受教育者“完全的教育”。[7]中国中等教育所摹仿的美国的分科制和学分制具有明显的缺点。学分制“牺牲了文化本身之整一性及普遍性”,而无法“供给一种完全之教育”。[8]中国目前缺乏相应的中学教师,分科制实际上虚有其名。[9]所以,考察团直言中国教育制度的弱点即在中等学校。[10]

  第三,关于中学师资培养。报告书说美国人视教育学为极为重要的学问,并自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所以,大学里培养出的大批中学教师“熟稔教育学中所包含之一切学问,而对于课程表中所列之科目则无一专长”。中国仿效美国的师资培养制度,设立许多独立的师范学校、师范大学。[11]考察团认为,美国的师资培养制度有非常明显的流弊。因为中学教育既然是一种完全的教育,每个学科的专任教师就必须对所担任教学的科目有彻底的了解,教育学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只能处于次要地位。中学专业教师的培养应采用欧洲的办法,即基本上由大学里的文学院、理学院承担,“专门学习教育学者,必须仅限于欲为教育学教师,或督学,或教育行政上之高级官吏者”[12]。

  报告书还强调说,中国过于重视高等教育,反而忽视民众最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且批评学校教育缺乏社会观念,是“一种空泛之教育”。[13]考察团认为,中国现代教育之所以会呈现出美国化趋势,主要是由于留美归国学生和教会学校毕业生成了中国社会“一种治人的知识阶级”,尤其是前者成了移植美国教育的主力。“此辈曾在外国大学肄业之青年,一旦在国内取得地位与势力,即欲将外国学校之模型移接于本国教育制度之本身。”[14]欧洲考察人士非常尖锐地批评说“海归”人士富有海外知识,但对本国传统文化“几于毫无所知”[15],更不注意了解国情民意,[16]其结果必然是对美国的教育制度采取简单的摹仿办法。

  报告书认为,任何对外国教育制度的简单摹仿都是有害的。首先,忽视国情民意。欧美的制度、方法与其各自国家、民族“特性”有密切关系,但“徒摹仿美国生活之外形,而不知美国主义系导源于美国所特有之情状,其与中国所流行之情状完全不同”[17]。其次,割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凡将一国固有历史上之文化全部牺牲者,其结果未有不蒙其害者也”[18]。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关键,“不在于摹仿,而在于创造与适应”[19]。中国教育领袖在此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一方面“竟将美国教育与现代教育制度视同一物”;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之旧教育制度,不但认为陈腐,亟须改革,并谓其具有罪不容逭之性质”[20]。

  考察团正式成员来自欧洲4个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对中国教育各种现实问题难免会出现认识与看法不一致的情况。考察结束后也是分别负责起草报告书各自的内容,从分头起草报告到形成一个统一的报告书之前,他们再没有聚在一起进行过讨论与协商。我们不禁要问,有关教育中国化的价值取向是他们的共识吗?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汤尼(R. H. Tawney),是此次考察团的成员,负责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并起草报告书相关内容。他于1933年2月17日在《伦敦时报》上发文,申明他对于报告书除了自己所写的那部分外,其他部分未曾过目,因而自己不能对报告书负全责。[21]从而证明考察团成员对中国教育的一些看法存在分歧。汤尼在此次考察的前一年曾经应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邀请,到中国调查农工状况,于1932年出版了《中国的农工》一书。该书的最后部分所论有关中国教育的缺点,与《中国教育之改进》中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考察团成员对教育中国化原则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他说:“除非教育在土内生根,她必不能成为活的教育。救国的秘诀就是西洋有这个东西也是不能输进来的:她并非贸易物品。中国如要得这个东西,她必须是国产。中国教育家迁移视线的时期到了:以后可以不必望天,应该看看脚下的地。唯独在这个地上——这个中国生活的实况的土地上——中国教育家能够找到材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22]

  1932年7月20日,国联之世界文化合作社在日内瓦召开第十四届大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主题为审议关于考察中国教育的报告,中国教育考察团团长柏克、成员郎之万等人出席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再次重申中国保存固有文化重要性。“考察团在中国时曾屡言之于中国当局,告以保持中国之立场,实为中国最稳健之政策”。[23]与会人士基本上都赞赏考察团提出的教育中国化思想,主张“应保存其固有之文化而发扬光大之,至仿效西方文明则应择其有价值者,使之同化于我,而成为中国之所有”[24]。可见,提倡教育的中国化,不仅是考察团的共识,且得到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国联世界文化合作社的高度认同。

  总之,报告书非常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中所出现的美国化的种种表现、原因、危害等问题,其目的在于去美国化。甚至说,欧洲文化较美国文化更适宜中国,但并不是主张“举欧洲之教育方法以代替美国输入之方法”,而是非常明确地倡导中国化:“此种文明,非美非欧,而为中国之特产也”。[25]考察团告诫说:“凡对于中国国家教育之政策负有责任之领袖须知徒对欧美之情形与方法为任何皮毛上之采纳,必仅能达到偶然的与次等的结果而已。”[26]尽管考察团提出中国今后应多吸取欧洲文明,但正是在一点上遭到了不少中美教育学家的批评。

  二、美国教育学者:批判与反思并存

  由于这次考察团成员全部由欧洲的教育家、学者组成,没有一个美国人参与其中,所形成的报告书又痛批中国教育的美国化及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批评了美国教育,美国教育学者对此自然会高度关注和回应。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教授本杰明(Harold Benjamin)在《学校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专文进行评论,他首先肯定了报告书所提出的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建筑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的原则,但认为考察团在解释这个原则时又自相矛盾。他指出:“他们一方面主张:中国不再摹仿美国教育,应当创造她自己所需要的制度。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很希望:中国直接去摹仿欧洲大陆教育,不要经过美国人的手。”[27]

  本杰明认为报告书暴露了这些欧洲考察团成员“愿中国教育少美化而多欧化”的思想,因此,他认为报告书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改进中国教育欧洲化的方案”。他尤其对欧洲人对于美国的教育科学化运动——教育学自身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表现出来的怀疑甚至蔑视的态度表示遗憾,认为这样幼稚的观点出自国际联盟的文化机关真是不可思议。[28]

  作为当时美国教师教育重镇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培养了大批中国教育学硕士、博士——对报告书中的“去美国化”思想持怎样的态度,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该院院长威廉·罗素(William Russell)于1933年3月在《师范学院学报》(Teachers College Record)发表了对考察报告的评论文章。罗素认为美国人不要因为报告书强调“不要抄袭美国的教育”和“欧洲的文化情形比之美国的更适合中国的需要”而“动气”;相反,如果美国教育学界“只去静静的细思,不要盲目自下判断,且先来自己检讨一番”,就会发现“这实是一句忠实之言”。[29]

  罗素为什么会赞同报告书中的去美国化思想?这是值得玩味的问题。笔者认为,罗素这种思想是与他10年前作为巴敦调查团中的一员对中国教育进行实地调查之后的思考密不可分的,巴敦调查团考察后撰写的报告书《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所提出的中心思想之一便是“更中国化”。当时他在对中国各地作了为期3个多月的调查,亲眼看到在华西人分别主办的教会学校都无一例外地外国化了,他对此十分震惊。他指出一个文明国家对外国侨民或游客及其随身所携带的动植物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查,以防输入疾病,那么,教育制度的输入更要有严格检查的必要,“此并非阻止国际思想的传递,却在防御不良制度的输入”。[30]

  罗素认为,这份报告书是由外国人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的评判,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处,但并不能否认它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因此,中美人士对这份报告书都不能忽视。首先,中国的教育者应该细读报告书,因为“种种问题的提出都对中国的教育有极好的贡献”;其次,对美国更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有相当篇幅都在批评美国教育的缺点及其对中国教育的不良影响。为此,他提醒美国教育界应该进行自我反省,不仅要改良美国的教育,而且今后更需要反思和改良美国对外国留学生的培养,“要使他们能充分了解美国的理想,使能自己估计和评判,而于采用之先,能注意到是否适合国情”[31]。应当说罗素的评论是非常理性的。

  罗素也指出考察团成员对美国教育的情况有些不太了解,因而在报告书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对此,罗素认为考察团中应当有一名美国人参加,“这并非是要把美国的教育理想给人采用,所希望的就只是能于美国的教育理想多有所解释”[32]。也就是说美国人的参与是为了避免出现对美国教育不应有的误识与误解。美国国际教育社的杜干博士(Dr. Duggan)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对报告书的评论时,同样认为考察团既无一名美国人,又没有与熟悉美国教育的专家进行过商讨,必然产生对美国教育的一些错误看法。报告书只是笼统地讲美国教育的缺点,考察团却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教育是以州为本位,因而没有一个单一的美国教育制度。[33]

  美国教育学者对报告书的评论以本杰明和罗素二人的意见较为详细、深入,同时他们又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前者对报告书所暴露出以欧洲化代美国化思想颇不以为然,隐含着对去美国化文化价值观的否定,停留在粗浅的批判的层面;后者则认同“中国化”思想,主张美国教育家需要引以为戒,反省美国的教育和对美国的外国留学生的培养。据此可以说,美国教育界对报告书的态度是粗浅的批判与理性的反思并存。

  三、中国教育界:两极化的反应与评论

  考察团一行刚到中国就备受中国教育界和媒体关注,当他们到南京等地进行教育考察时,《申报》、《大公报》等重要报纸对其活动时常进行报道。《中国教育之改进》出版后,很快风行全国。[34]有留美背景的教育学家、大学教授、学者纷纷在《中华教育界》、《独立评论》、《师大月刊》、《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

  李建勋于1933年5月在《师大月刊》上发表长篇论文,对于报告书提出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把采借外国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力行创新的原则深表赞同,这一原则“尤为救治吾国教育之良药”。他认为,中国30余年来仿效外国教育未能取得比较大的成效就是由于“缺乏此民族性与创造性”。但针对报告书提出中国学美国不如学欧洲的观点,李建勋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中美两国都是民主国家且地大物博,美国文化系融合欧洲旧文明与美国新需要而成,因此,“美国之文化实较适中国之需要”。他既具体分析了报告书对中国各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在许多方面非常有道理,同时指出其中的不少分析和观点特别是在美国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上是不能赞同的。比如,报告书对中等教育缺点的批评,“谓美国在中国教育上有过分之影响,不特未明中国真相,恐美国教育之真相亦茫然也”,尤其是对中美师资培养的批评言论“最肤浅而轻狂”,“非特所言无甚可取,而其态度亦欠谨慎”。[35]

  教育学家廖世承于1933年5月在《中华教育界》发表评论文章,对报告书所强调的文化价值取向,没有简单地表示肯定或否定。他认为,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不能笼统地说保持,而应该向前看。他说:“必须以现代的目光,现代的需要来重行估定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教育“必须适合本国的情状”,但如果认为“须建筑在传统的文化上”,“就有争执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不是应不应该摹仿外国,而是摹仿的效率问题,“有效的摹仿就是合理的摹仿”;反之,就是不合理的摹仿。[36]廖世承认为考察团所谓反对中国摹仿美国的真正目的不过是要中国效法欧洲罢了。

  罗廷光在《中华教育界》同期发表的评论文章,首要评论的也是所谓中国教育的美国化、欧洲化与中国化原则问题。首先,他对中国教育已全部美国化了的观点表示质疑,“今日中国之教育乃合各方势力而成,非美国独占优势也。”其次,他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教育学无需、也很难分出国界,学习外国教育,没有必要强行地分出所谓的美国化与欧洲化。再次,关于学习外国与中国化的关系。他十分赞成教育中国化的观点,认为中国化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学习外国教育正是为了实现中国化,但要达到中国化目的必须首先要外国化。“我们要想达到真正中国化教育的地步,也不必害怕什么‘欧洲化’、‘美国化’的”。罗廷光认为,外国化是学习外国的起点和必经阶段,中国化是学习外国的最终目标,从外国化到中国化,其间必须有研究与创造。他认同报告书所提出的学习外国需要创新的思想。“倘自己能切实经过一番研究,则其始虽不免美化、欧化,到后来敢许也能化美、化欧呢。”[37]

  尚仲衣在同期《中华教育界》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报告书有贯穿始终的三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去美国化,力行中国化。尚仲衣明确表示反对。对于报告书提出的中国应该建立“非美非欧”的中国化教育制度的文化观,他认为由欧洲人士组成的考察团是在“去除欧美影响”旗帜下隐藏着“偷运欧制”的真实意图。对此,尚仲衣引用一名美国教授的观点,认为欧洲“不独到处都遗留着封建的痕迹,而且这些痕迹适足以构成改革和进步的障碍”。我们要“决意拒绝她的势力的侵入”,因为所谓的欧洲化,等于“设法将中国的科学运动以及一般的文化运动推回到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然后再追踪那时欧洲迂缓的步伐而前进”。[38]

  任鸿隽于1933年2月在《独立评论》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报告书提出的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根源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与国情,不可盲从外国,更不能摹仿美国等思想表示十二分赞成。但他不同意报告书所说中国目前教育失败是由于过分外国化的观点。认为所谓教育的外国化不在于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而在教育方法与精神等实质的改革,“这种实质的改革,除欢迎彻底的外国化即种种方法精神的改革,无他道也”[39]。中国教育的外国化仅仅是停留在内容与形式的浅表,还没有深入方法与精神的实质之中,因而认为“我们的外国化不够”。任鸿隽同样是学成归国的留美生,但并不像前述李建勋、罗廷光、尚仲衣等人那样对报告书中的去美国化思想进行激烈地批评,反而表现出惊人的平静。蒋梦麟随后同样以平实的语言、和缓的语气在《独立评论》发表评论文章。他认为,目前中国教育的弊端根本不能归咎于美国教育,美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只是这十余年的时间。美国教育的影响没有造成中国教育的所谓美国化趋势。他还认为,中国近代以来输入外国文化是外患日逼的情形下“不得已的举动”,因此,也不必担心学习外国会出现损害中国化的问题。[40]他的潜台词显然是主张教育的中国化。

  1933年4月,章光涛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针对报告书竭力暴露美国文化的弱点用以说明过去中国摹仿美国教育是如何失败的等内容,直言这表露了以“欧化”代“美化”的文化价值取向,形容此为:“司马昭之心”。据此他认为,报告书所提出的建议尽管有许多值得采纳之处,但整个的立场和观点是一无可取的。[41]。

  总体来说,前述中国学者对报告书的文化价值观持批评态度,同样是从国外留学归国的中央大学西洋文学教授韩湘眉则大异其趣。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文章《汤尼与近代中国教育》②,评论说,报告书“从头至尾是一篇一笔不懈的好批评文章,我国教育得到一个如此详尽切当的研究与批评,也算是第一次”。他认为,近20年来脱胎于西方的教育制度及一切方法而建立起来的中国教育制度与方法是“不良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无标准、最乏兴趣的一个时代”。他受德国大文豪歌德所谓“一切的专意摹仿都是无根的,不研究自己民族的需要,而去学一切外来的新花样,是极愚蠢的事情”的思想影响,直言不讳地说,目前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正是“没有根”,“一切制度与方法不是从我国文化历史中研究得来的”。因此,他完全赞同报告书的文化价值观,称赞它“道出我国教育的根本错误与失败的理由”。他也非常赞成报告书所提出的关于教育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问的观点,进而认为中国教育的美国化及其由此带来的弊端或失败正是由于为数不少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门学习教育然后回国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所谓“教育专家”所致。他说,“老实说,此辈‘教育专家’本身受的教育就很有限,许多人于中国文化既无根柢,于欧美的科学及文艺,更没有任何彻底的认识与训练。”[42]他主张从今以后必须打破非这辈“教育专家”不能过问教育的事的旧观念。《大公报·文学副刊》是由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吴宓主编的,吴宓在本文发表时所写“编者按”中指出:“韩君文中之见解与主张,本刊极为赞同”。因此,我们可以说,韩湘眉提出重建民族文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看法、对报告书的反应。几个月后,李砚田在《大公报·自由论坛》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该书尽管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抹杀它的价值。他既反对中国教育的美国化,也不赞成用欧洲化的教育取代美国化的教育,“中国只需要中国教育,哪国也不合宜的”。他认为这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与时代性所决定的。“一国的国情不同,需要自异,不但是甲国的教育未必适于乙国,乙国的教育未必适于甲国,就是甲国甲时的教育也未必适于甲国乙时的需要,所以教育是富于‘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他并不反对学习外国教育,“模仿是人类应有的特情”,但“模仿要自觉的模仿,不要盲目的模仿,换言之,不要‘整个学步他人,一味追赶时髦’,要根据自己的需要”。[43]

  可见,具有留美背景的中国教育学家、学者对报告书所透露出的文化观的反映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可谓两极化的反应与评论。其中,留美归国的教育学家大多对当时中国教育已经美国化的观点不以为然,反对去美国化,更反对以欧洲化代替美国化,只有少数留学美欧的文化学者完全赞成报告书中的去美国化思想。尽管这些中国学者对报告中的去美国化思想的看法分歧很大,但对报告书所倡导的中国化思想大多表示认同,至少没有反对。我们不禁要问:由欧洲学者撰写的报告书为什么会提出去美国化、倡导中国化的文化观点?中国学者的评论何以有如何大的分歧?对此,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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