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学 >> 教育技术学
论中国教育技术学科研究的主体自觉
2016年11月07日 16:27 来源:《电化教育研究》 作者:孙立会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者作为信息化时代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必须有一种主体自觉。应把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基本理念,并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保留一种可沟通的“通约性”。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学科;中国;自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孙立会(1985- ),男,吉林白城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E-mail:sunlh777@163.com。天津 300350

  内容提要: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者作为信息化时代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必须有一种主体自觉。应把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基本理念,并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保留一种可沟通的“通约性”。教育技术学预想突破管理学或制度学意义上的学科而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研究者具有学科自觉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学科自觉其实是学科问题意识的不断增强,然而问题意识的不断增强未必能很好地转化为理论自觉,而只有理论自觉的形成才能构造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教育技术学在学科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只凭借依附而缺乏文化的引导,应让中国的文化融入教育技术学科的整体“灵魂”之中,在中国文化基因的“遗传”下,合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技术学科之魂魄,而如今中国教育技术学科最尴尬的境地就是“中国元素”的缺失,这就需要依靠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者自己的“启蒙”来完成。

  关 键 词:教育技术学 学科 中国 自觉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日本教育工学本土化创新之路研究”(项目编号:14YJC880064)。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DOI:10.13811/j.cnki.eer.2016.05.002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教育已然是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上。而处于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必然要对教育技术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粉笔与黑板可能不会消失,但强劲的移动终端设备已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学习者与教学者的学习与教学环境之中。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信息化巨变的时代,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些可以改变我们认知方式的信息技术,故而,作为支撑未来教育变革的教育技术研究者必须有一种使命与担当,勇敢地扛起这面改革的旗帜,在推进教育技术变革教育问题的过程之中,重构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科框架,使之能更好适应中国的教学实践之场。

  教育技术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常常被学界称为“杂技之学”、“浮萍之学”,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长期忽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学界内理论自觉意识还有待加强与提高,尤其是在青年教育技术学者中间,常常弥漫着一种对学科缺乏自信的情绪,与其他兄弟学科的研究者在一起探讨有关教育问题,特别是论及理论性较强的话题时,则明显地表现出教育技术从业者的“工具性”人格和“匠人”的形象。因为除了计算机或网络的一些知识或话题外,基本就无话可说了,也就是说,往往游走于问题的边缘,缺乏入木三分的探究能力与精神,[1]严重缺乏从“是什么”到“为什么是”的探究精神。这种不足也不断地促使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方向不断地深化与发展,从而为理论成为实践者“信仰”提供可能性。虽然大多数情况下理论性问题是抽象的、晦涩的,甚至与现实之间存在表述上的距离,也往往被一些教育技术实践者认为是“口号”,但即便理论通常是抽象的,很难直接反映一个事物的正确属性,可对于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大量具体实践问题而言,它又具有“本源性”的意义。[2]所以,理论不是昨天的、过去的东西,对于实践来说具有极强的前瞻性。

  一、“和而不同”与“可通约性”

  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是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奠基人南国农先生提出的。南国农先生将《论语》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再加上“求同存异”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论语》中的“和而不同代表着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之意”。“和而不同”的内涵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3]也就是说,“和”是和谐统一而非千篇一律,和中有其异,且必须有其异。在教育技术学科的历史演变之中,我们不仅要保持目标的一致——“和”,更要在和中求其不同,并且必须有不同。

  然而,纵览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史,确实存在着“同”与“异”,“同”往往是大家所研究内容的不断重复,重复研究同一个问题的研究者相当之多。就拿《教育技术学》这一本代表着教育技术学科基本特征的著作,存在的版本就多达几十余种,本来不同的版本之间存在的意义在于“百家争鸣”,在于发展更加枝繁叶茂的学科之树。而往往这些著作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就连体例都基本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虽不像“同卵之子”,但与“异卵之子”可能并无本质差异,似乎“抄来抄去”的现象也存在其中。其实我们本不需要这么多版本的“教科书”,除非不同的出版体系中汇聚一些与众不同的学术思想,否则存在的意义就可想而知。正因为大家都在重复着做一件事情,故而导致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关注太少。与其停留在“同”这一简单重复建设的水平上,不如多去思考与研究一些有意义的教育技术问题。又如,目前正热炒的“微课”和“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MOOC)”,并不是说这些新的、时髦的就是不好的,但“全国皆兵”式的蜂拥而上都去研究就不大好了,这种简单的趋同性不是“和”,更是一种“浮萍”式的追风,并且往往这种追求是盲目的,并不是所有的学科、所有的教师和大学都适合微课研究与MOOC建设。在面对潮流时,研究者或实践者更应该保持一定的目的理性,决不能让工具理性统摄自己。[4]正如贝弗里奇(William Ian Beardmore Beveridge)教授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的序言中写到的:“精密仪器(工具)在现代科学中有重要的作用。但我有时怀疑,人们是否容易忘记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始终是人的头脑。”[5]我们是技术的操纵者而不是技术的奴隶,是人的思想在推动技术的发展,是人的思想在促使技术目的的达成,不能忽视技术背后人的存在,技术是把双刃剑,哪一面起作用取决于人的思想。正如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所言,技术应用于有机体曾经成为产生机械的东西时的一根拐杖,这就好比在如今的电子和计算机的年代里,有机的东西之应用于技术,成为一个可怜的假肢一样。技术并不是属于人的,甚至它是非人的,并是随着惰性的有机体以及人认定的可能范围有所冲突而得以发展起来的。[6]总之,技术是无思的,追求效率活动与知识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们应尽量通过教育技术使其与教育实践矛盾之间的鸿沟缩小,而不是放大。

  教育不需要“炒作”,我们应该追求作为真正的研究者面对信息化潮流时所需要的一种知识分子的担当,从而生发出有意义的声音,这也许就是韦伯所说的以“志业”为生而非“职业”。[7]教育技术研究者需要领悟这种知识分子的信念来改变自己,让自己在所谓的新工具、新方式、新主义等潮流中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只有存在着一些批判者,才能更好地保持“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的真正意义既不是“和”也不是“异”,而是在异中求和,在和中求异。所以,保持和而不同的学术品质还应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通约性”。“通约性”这一术语源自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意即在革命和范式转换过程中,新的思想和主张无法与旧的做严格的比较,[8]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研究方式之间“没有共同的量度”。就以理论思辨式的推演与基于数据的实证主义这两种范式而言,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度去测评这种本就是“一体两面”的研究方式。而这里的“可通约性”主要是指不同理论和范式之间可以互相对话、理解与交流,而不是不同的研究者各自在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背景的前提下,没有理由和根据去无端指责别人,以致于研究理论的看不上搞实际应用的,以为自己在追求真理,别人只是会操作之匠人;而研究实际应用的嘲笑钻研理论的闭门造车与不问世事,在具体问题面前无从下手。这就必然导致了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的大难题: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可逾越之鸿沟,而目前需要将此鸿沟填满,以此达到有效地进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

  其实,任何学都源于实践,因为一开始是没有某学的,更没有专门为成为某学而进行研究的学问。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而教育学通常是以人类形成的整个教育过程为研究对象,研究取向分别为从理论到实践与从实践到理论。虽然在教育学研究中也常常论及实践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实践并没有真正地在整个教育学体系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我们必须清楚教育技术学科理应是一门实践之学,是一门“怎么做”的学问,绝不是思辨之学,实践性是教育技术学科的最大魅力。但也必须在实践之中生发出理论,否则永远也摆脱不了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

  在中国教育技术学科回归之途,之所以着重强调“和而不同”和“可通约性”的原因,是我国教育技术研究自始至终存在着“理论派”和“技术派”两种严重不同的研究“文化”,而这两种研究文化之间,看似“和和气气”,其实是互相“看不起”,导致了在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研究视域中,只见“百花齐放”而未见“百家争鸣”。这大大地阻碍了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过度偏离,没有形成理论的实践化、实践的理论化和在实践中生发出理论。其实,理论与实践本应为互生共荣的关系,不管是理论对于实践还是实践之于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知与行的关系,有着难以分割的相互依靠、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9]不能是永远不交叉的两条平行线。有学者指出,教育技术实践领域常对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理论空洞”的抱怨。教育技术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目前已经发生的种种教育技术实践现象,从而也就没有能力进行解释与干预。㈣但是,研究者是否曾想过理论的存在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实践的指导,正如哲学虽本身是一种知识,但它所提供给人们的并不是知识,而是知识背后的那种精神、原则和方法。[11]同时,理论相对于实践往往是落后的,理论的功用在于提供实践者的行动指南,在于对实践的概括。无论实践者是否真的相信理论会指导实践,实践者在实践之中必然的会受一种“无形”的东西的“规范”,而这无形之手就是理论。其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很可能是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理论与实践互相看作是彼此的对立面,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约束。

  在这里我们只想说不同学术观点共同繁荣,你我不同,但你我都好,一定要“决一胜负”式的“互相残杀”,只能是两败俱伤,不利于教育技术学科的正常发展。南国农先生曾说:“全国电教是一家。”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即便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之中,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存在各种差异,但彼此都是以画同一个“同心圆”为目的,最终一定会寻找到一个“交叉点”,让已往的“鸿沟”得到消解,把这个同心圆越画越圆。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