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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小学法治教育的信息化资源建设
2020年10月19日 14:46 来源:《中国电化教育》2019年第5期 作者:肖竹 谢军 字号
2020年10月19日 14:46
来源:《中国电化教育》2019年第5期 作者:肖竹 谢军
关键词:法治教育;信息化资源;双师教学

内容摘要:信息化资源的建设应当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完成,应当使资源的内容和种类保持必要的结构性和冗余度,并把面向学生的教学资源建设和面向教师的继续教育资源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要通过整合设计与混合式应用努力实现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法治教育;信息化资源;双师教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肖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法学院,北京 100048; 谢军,国家开放大学 实验学院,北京 100039 肖竹: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劳动法学(xiaoyuezhu1022@126.com)。 谢军:讲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远程教育(55905167@qq.com)。

  内容提要:当前中小学法治教育的师资队伍严重不足且教学能力薄弱,课时面临着被“压缩”和“架空”的风险,和德育课、政治课合并开设又明显削弱了其专业性和体系性。开发优质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以协同线下教师的面授教学,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双师教学”模式,是在当前条件下暂时纾解上述难题的有效途径。信息化资源的建设应当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完成,应当使资源的内容和种类保持必要的结构性和冗余度,并把面向学生的教学资源建设和面向教师的继续教育资源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要通过整合设计与混合式应用努力实现教学的有效性。

  关 键 词:法治教育;信息化资源;双师教学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860(2019)05-0007-07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据此,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实施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随后组织编写了“一纲一本”的小学、初中《道德与法治》和高中《政治与法治》教材,并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想品德课程改为“道德与法治”课程。上述举措对于培养青少年对国家法律体系的认知与国家观念认同,乃至于对推动整个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但由于事属初创,原有基础十分薄弱,很多长期制约着中小学法治教育的“瓶颈”并未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而迅速得到解决,在短期内完全解决也面临挑战。例如,绝大部分中小学校都没有能够胜任法治教育教学工作的师资,而师资培养的周期比较长,师资队伍的更新还面临着很多制度性障碍;再如,由于法治课内容尚未纳入中考、高考等选拔性考试,将长期面临课时被压缩、挤占、架空的状况;又如,由于采取法治教育和品德教育合编教材、混合教学的方式,教师队伍又以原来的德育或者政治教师为主,法治教育的专业性、体系性难以得到保证。与此同时,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推进又有着很高的要求,目标上要实现从简单传授法律知识到系统培养法治素养的转变,方式上要实现从分散式法治教育到系统完整的法治教育体系的转变[2]。笔者认为,集中力量建设和运用好中小学法治教育的信息化资源,对于阶段性地纾解上述多个“瓶颈”问题具有关键意义。尽管发挥网络资源在法治教育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常见作法,如美国的中小学法治教师能够从每月更新的法治教育专题中获取课时计划和策略,网站还为学生提供大量的法律信息[3],但对我国当前的中小学法治教育来说,资源信息化建设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提升教学效果、共享教学资源等一般性的价值,而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枢纽性作用,应当成为教育和普法等主管部门当前推动相关工作的关键“抓手”。

  一、作为面授教学协同手段的信息化资源

  师资缺乏是当前中小学法治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根据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基地在2017年12月对全国157个基层教育行政机关(教育局或教委)、536所中小学开展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5.99%的教育行政机关表示需要配备专门的法治教师(即该教师不兼任其他课程的教学工作),但实际配备了专门法治教师的中小学只有25.93%。而在这些专门的法治教师中,又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法学专业背景,大多数为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等其他专业背景。这表明,在中小学普遍开设“道德与法治”课程之后,其师资队伍仍基本沿用了原来的品德课、政治课师资,没有更新。

  从一般意义上说,师资队伍建设可以通过人员的更新和既有人员的能力提升两种方式来完成,但就当前的中小学法治师资而言,这两种方式都不具有现实可行性。首先,师资的更新需要同时具备几个条件,包括足够的人才储备和必要的编制资源,还要满足学校的师资结构需求。其中,人才储备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无论是师范院校还是法学院校,在法治教育进入中小学课堂之后,都比较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愿意设置以培养中小学法治教育师资为目标的专业方向,也基本具备这样的人才培养能力——因为这样的培养方向对高校培养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两个条件在目前却很难满足。一方面,中小学绝大多数是公立学校,招聘教师需要事业编制,无论哪个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供数量如此庞大的教师编制;另一方面,在小学阶段,当前的师资培养方向越来越倾向于综合化而非专业化,学校希望招聘的主要是能够同时胜任多门课程教学任务、而非专门主讲某一课程的“多面手”教师。如果招聘法科毕业生到小学任教,并要求其同时担任小学语文、数学等其他课程的教学任务,显然并不现实。因为要具备这样的综合化教学能力,这些法科毕业生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继续教育,即使能够成功,这种专业“不对口”的职业前景预期也会大大降低其到小学任教的就业兴趣。如果我们转而立足于现有的品德课、政治课师资,通过专业培训充实其法律知识、提升其法治课教学水平,也很难取得理想效果。尽管这正是目前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实际采取的思路,但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现有师资队伍的教育背景基本上都不是法学专业,其个人知识结构已经基本定型,继续系统地修习法学知识的时间精力、知识基础、学习机会等都比较欠缺;另一方面,在整体教学水平不高、又不纳入升学考试的情况下,教师们继续修习法学知识的积极性也不高。尽管在《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发布实施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已开辟多种渠道对法治课教师进行培训,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机会和资源仍然比较有限,相对于帮助教师们建立起基本完整的法律知识体系、掌握基本的法律思维这一较低限度的目标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当然,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值得重视的经验,如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与东城区职业大学合作建立“青少年法治学院”,由政府资助全区的中小学法治教师用两到三年的时间系统接受法学本科教育,并申请法学专业的开放教育本科学历,这值得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借鉴。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基地的调查显示,只有1/4左右的地方对中小学法治教师开展了经常性的培训,而绝大多数地方只是偶尔组织甚至没有组织过,其效果可想而知。

  中小学法治教育可以依托的另外一支师资力量是兼职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小学都按要求聘请了这样的校外师资,但其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一方面,这些师资均属兼职,本职工作繁忙,能够为学校讲授法治教育课程的时间有限,大多数人只能做到每学期讲一次课,另一方面,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大多数是中小学所在辖区派出所的片警,一则其人数较多,能够满足大量中小学的聘任需求;二则学校将其聘为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也便于平时的工作联系。但是,基层民警的法律知识结构本身不够完整,其熟悉的主要是刑事和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对其他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对作为中小学法治教育核心内容的宪法知识也比较缺乏。此外,法学院校的在读学生等普法志愿者也被认为是一种补充性的师资,但一则这些志愿者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其他地区缺乏此类资源;二则志愿者属于临时授课,普遍缺乏教学经验。北京市海淀区的调查表明,志愿者在参与法治教育活动时讲授缺乏趣味性,感染性弱,没有带来专业效益[4]。

  在专、兼职的法治师资都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另辟蹊径解决师资问题。我们认为,通过开发优质的法治课程信息化资源供广大中小学共享,是一个可行的思路。这种思路的本质就是使用“双师教学”模式:由名师讲授的网络课程和其他配套的线上资源扮演的是教学内容供给者的角色,而线下的本地教师扮演的则是课堂管理者、教学过程组织者的角色。如此一来,学生们既可以均等地获得优质的课程内容,对线下教师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也大大降低,而这些教师贴近学生、了解学生、熟悉课堂管理的优势却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与此同时,网络教学资源图文并茂、动静结合,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情趣,也有利于提高法治教育的效果[5]。在优质线上资源的带动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学生求知欲望所传导的压力之下,线下法治课教师逐步积累法律专业知识、迅速提升教学水平的愿望也将更加强烈,有利于教学相长。

  二、资源建设的基本思路

  第一,信息化资源的建设应当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单独一所中小学几乎不可能有足够的动力去购买法治教育的信息化资源,基层教育主管部门也有可能动力不足,这就需要更高层级的教育主管部门来主导和推动。考虑到信息化资源的建设和利用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同时考虑到课程实施和考核标准的统一性,以省或者地级市为单位统一开发和使用这些资源是比较适宜的。但是,教育主管部门在这些资源的生产过程中应当重视对市场机制的引入,在制定入门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资金与企业合作,让市场为学校服务[6]。

  第二,资源在内容和种类上应当保持必要的结构性和冗余度。当前中小学法治教育缺乏完整、科学的框架设计,不利于法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因此,在资源建设层面应当保证结构的整体性[7]。首先,这些资源应当足够丰富,不仅仅是简单的讲授性视频课件和基本的配套文字资料,还应当包括各种题型的配套练习、配套的案例素材及其讲解、适当的拓展性知识讲解、法治实践教学和班组互动教学的脚本设计和案例示范等。其次,这些资源不能仅仅是散乱的堆砌,而是要根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要求,遵循法学知识的基本体系,参照统编教材的单元结构,将这些资源进行模块化组织。但是,每个模块当中只包括该模块教学所需的基本资源而非全部资源,那些没有被整合到各模块中的资源允许教师们自由选择,可以和模块内的资源尝试不同的组合。因为,在当前整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中小学法治教师的分层仍然是明显的。对于水平较低的教师来说,如果不对资源进行基本的模块化组织,他们面对大量简单呈现的信息化资源有可能不知道从何下手,应当为其提供可以简便操作的最低限度组合;而对于水平较高的教师来说,基本的资源组合还难以满足其教学需求,需要额外提供一些冗余的资源供其自行选择、组合,丰富的素材可以帮助教师在教育内容的设计与选择上充分考虑法治教育体系结构的完整性、逻辑性和系统性[8]。

  第三,把面向学生的教学资源建设和面向教师的继续教育资源建设结合起来。此外,在资源建设过程中,不应该将广大中小学法治教师仅仅看作资源的被动接受者和使用者,还应当将其作为潜在的资源生产者。资源的开发者应当建立起激励这些教师提供优质教学资源的机制,如组织优秀课件的评比和观摩等,这样既有利于不断充实和更新资源库,还能够以此带动师资队伍教学水平的提升,并加强与这一教师群体的紧密联系,形成良性互动。

  第四,资源建设要以促进学习为导向,以教育技术为支撑,通过整合设计和混合式应用提升教学应用水平[9]。首先,要对资源进行整合。要以知识点为中心,以标签作为资源集合的代表,将分散无序、难以管理的文本、讲义、试题、视频和音频等多种形态的学习资源进行结构化的描述和聚合,形成完整的、能够满足各种学习需求的资源库,将学习过程中的搜索成本降到最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10]。其次,要对学习过程进行引领式设计。以信息化资源为中心的课程如果缺少活动的设计与指导,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很高,学习效果难以保证。国外引领式在线学习的理念强调对在线学习活动进行设计,要求学习者在特定时间内有目标、按计划地学习指定的在线课程内容,这对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行为以及元认知能力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向积极影响[11]。中小学生在学习中的自我管理能力相对较弱,抽象的法律原理和法律规范学习难度更大,在教师学习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对学习资源进行引领式学习设计就显得更为必要。再次,要加强信息化资源学习中的互动设计,构建个性化学习与协作学习相统一的个人学习环境。互动一方面是指学习者与网络资源之间的交互,如学生可以随时对视频添加注释,注释与其所指向的原视频内容保持实时联系,同时又相对独立存储,从而成为对特定学习者具有独特价值的记录[12];另一方面,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对保证学习效果也极为重要,设计优良的网络课程应该创造一个“情境和会话”的整体氛围,为学习者提供自主探索和同学间协作学习的机会[13]。

  参考文献:

  [1]韩大元.出版“中小学法治教育读本”的意义[J].中国司法,2017,(9):34.

  [2]江必新.青少年法治教育需要进行“五个转变”——兼评《中小学法治教育读本》[J].中国司法,2017,(9):32-33.

  [3]谢佑平,王永杰.多元视野下的美国青少年法治教育:途径、策略及启示[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5):62-66.

  [4]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课题组.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调研与思考[J].中国司法,2015,(6):26-28.

  [5]石雁.电视与网络教育的媒介融合——以法治教育为例[J].中国电化教育,2014,(8):88-92.

  [6]孙梦丹,顾明娜等.国内外网络视频课程资源建设现状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2,(11):34-41.

  [7]陈春勇.我国中小学法治教育的问题与完善——基于国外经验[J].中国德育,2017,(22):39-44.

  [8]常素芳.比较视域下中国与新加坡的青少年法制教育[J].教学与管理,2015,(4):122-124.

  [9]王佑镁.高校精品课程网络资源教学有效性的缺失与对策[J].电化教育研究,2010,(8):80-84.

  [10]吴笛,李保强.大数据背景下基于主题模型的学习资源聚合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6,(9):69-75.

  [11]张文兰,俞显等.引领式在线学习活动的设计、实施及成效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6,(10):42-48.

  [12]高琳,赵蔚等.基于视频资源的个人学习环境设计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3,(8):39-43.

作者简介

姓名:肖竹 谢军 工作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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