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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位条例》修订中的关键问题
2020年06月17日 09:32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湛中乐 李烁 字号
关键词:学位条例;学位形态;学位授予条件;学位争议

内容摘要:《学位条例》修订应重点解决学位形态选择、学位授予条件设定、答辩委员会与学位委员会的职责关系、学位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

关键词:学位条例;学位形态;学位授予条件;学位争议

作者简介:

  摘要:《学位条例》修订应重点解决学位形态选择、学位授予条件设定、答辩委员会与学位委员会的职责关系、学位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首先,基于国家学位形态的弊端,为落实国务院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要求,我国应实现由国家学位向大学学位变革。其次,大学学位之确立,意味着高校有权在国家设定的学位授予基本条件上增设附加条件,由此体现学位授予单位的办学特色。再者,答辩委员会与学位委员会的职责关系,则不应要求学位授予单位设分学位委员会,校学位委员会仅对答辩委员会之决议作形式审查。在此基础上,可将校学位委员会定位为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的分委员会,在法律上理顺二者关系。最后,至于学位争议解决机制问题,应明确所有学位争议均可被纳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尤其应避免出现学生权利保护的真空。

  关键词:学位条例;学位形态;学位授予条件;学位争议

  作者简介:湛中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北京(100871);李 烁,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作为新中国首部教育法律,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颁行,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1980年至今的40年间,《学位条例》在保证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经历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变革,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为立法者所无法预料的新问题与新情况,《学位条例》已无法满足实践需要。加之为改变“条例”这一不合立法技术与立法习惯之名称,《学位条例》亟待修订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这一背景下,2016年教育部成立了《学位条例》修订工作组,研究形成的《学位法(参考稿)》已于2017年1月提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形成了《学位法(审议稿)》。随着2018年《学位条例》的修订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目,《学位法》呼之欲出。《学位条例》修订中,学界多有参与并贡献智识,除中国政法大学和东南大学先后提出不同版本《学位法(修订建议稿)》(以下分别简称《法大版建议稿》《东大版建议稿》)外,受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委托,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也开展了《学位条例》修订的研究工作,并向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提交了北大版《学位法(修订建议稿)》(以下简称《北大版建议稿》)。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总结《北大版建议稿》的核心立法建议,就《学位条例》修订中关键问题尝试给出相应完善方案。抛砖引玉,以期推动学界的进一步探讨,为开展立法工作提供镜鉴。

  一、学位形态的选择

  《学位条例》修订中最为关键、争议也最大的是学位形态选择问题。综观各国现代高等教育实践,主要存在国家学位与大学学位两类相差悬殊的学位形态。我国由《学位条例》确立的是典型国家学位形态,国家学位形态下,“学位授予工作实行的是高度行政化的直接管理和严格的计划管理,从学位授权审核、学科专业设置、各学位点的招生规模到学位评定、名誉博士授予、学位证书印制等环节,都被纳入国家统一的计划中,学位授予单位拥有的自主权甚为有限”。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高校无独立学位授予权,只是在国家的委托下,授予的是国家的学位,国家作为学位权力主体的地位丝毫未动。从此次《学位条例》修订的动向看,《学位法(审议稿)》在内容上刻意保持了与《学位条例》的历史传承性,由后者确立的国家学位形态在《学位法(审议稿)》得到因循,《法大版建议稿》与《东大版建议稿》亦对现有国家学位形态未作实质性变革。

  与立法动向的保守性不同,学界关于变革我国国家学位形态的呼声不断。主张变革的主要理由是,《学位条例》体现的是近40年前建立的统一的国家学位制度,反映了国家行政权力对学位制度的高强度影响,它在制度设计与程序运作中体现了传统高权行政的鲜明特点,在《学位条例》出台近40年后的今天,国家学位形态已无法跟上时代脚步,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表现为:“政府权力介入的深度与强度较为严苛,侵夺高校办学自主权;政府规制方式简单而粗暴,规制过程中行政主导,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学位授权审核过程中学术权利与行政权配置失衡,政府行政权力藉由学术权力逃避监管责任;管制决策程序机制缺失,管制决策信息不对称等”。在2016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的“放管服”,其基本要求是逐渐破除束缚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减少国家对学位授予工作的直接干预或控制。“行政色彩”严重、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彰的国家学位形态显然与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基本要求不相适应,亟待变革,这需通过修订《学位条例》得以实现。

  与我国国家学位形态相对应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学学位形态。美国大学学位形态的特点可被概括如下。首先,高校办学资格与学位授予权同时取得,国家向高校颁发办学许可证,高校同时获得独立学位授予权,而无需进行个别化申请。这样一来,高校授予的学位是高校自己的学位,而非在国家委托下授予的国家学位。在此基础上,借助第三方机构力量来对高校学位授予质量进行认证。基于办学许可获得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只有通过由高校同行成立的非官方、非营利的六大区域性认证机构或其他权威专业认证机构的认证,所授学位才被社会认可,否则“无异于一张废纸”。最后,则是由国家对高等教育认证机构进行认可,即所谓“元认证”。国家通过“元认证”赋予认证机构对高校予以认证的资质,以保证高等教育认证机构认证的有效性。以上过程,尽管国家并不直接介入高校的学位授予活动,但还是会藉由认可标准、认证标准与学位授予最低条件的设定间接控制学位授予质量。

  基于不同学位形态之对比,国家学位形态下,国家在学位授予中居主导地位,学位授予单位被动地依据国家指令行事,行政权的色彩较为严重。大学学位形态下,学位授予始终由学位授予单位发挥实质性作用,国家并不直接参与其中,而是注重发挥市场竞争的力量,以推动高校自身对学位授予质量的控制与提升,优胜劣汰。学位形态由国家学位向大学学位变革,意味着学位授予之重心由国家向高校下移,国家退居幕后,扮演学位授予质量间接控制者角色,高校走向前台,在学位授予中获得更大自主权,这与“放管服”改革“下放权力”“管理重心下移”的基本要求是相契合的。体现在立法上,学位形态变革为大学学位意味着国家学位形态下学位授权审核的一整套流程均须被重构,既有学位管理单位不再承担学位授权审核的职能,而可考虑由其对高等教育认证机构予以认可。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认证行业的发展与成熟,明确高等教育认证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其对高校学位授予质量予以认证之资格;最后,则是加强高校内部建设,如高校自身学位授予质量自我控制、办学信息披露等与大学学位形态相关的保障性制度均应得到确立。

作者简介

姓名:湛中乐 李烁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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